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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民本”与 “尊君”(论纲)

更新时间:2013-01-31 20:26:45
作者: 冯天瑜 (进入专栏)  

  路有冻死骨”,以及白居易( 772—846) 对“卖炭翁”的深切同情,关汉卿( 金末—1279 后) 对窦娥悲惨身世的不平之鸣,无不跳跃着民本主义的脉搏。民本主义的这类表现,应当说更切近民间,更富于人民性,与唐太宗、魏征之类深谋远虑的统治者的“重民以固本”思想有所区别。

  

  六、明末清初的“新民本”成为通向近代民主的桥梁

  

  到了皇权社会末世,君主专制的弊害昭彰,市民意识初步觉醒,传统的民本主义在某些具有异端倾向的论者那里,推进到“新民本”阶段。[24]新民本思想家(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傅山、唐甄等) 承袭民本论的基本元素( 重民、恤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 ,弘扬原始民主精义( 众议、禅让、公天下等) ,汲纳中古非君、罪君的犀利批判精神,采取明代书院品议朝政之风,将先秦以来与尊君论相反而又相成的民本论提升到新阶段。“新民本”虽在清中叶沉寂两百年,终于在清末民初再放光耀,故“新民本”堪称近代民主主义的生长点,或曰通向近代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桥梁。

  明末清初的“新民本”超越固有民本主义的所在颇多,而关键点在于摆脱了尊君论羁绊,将批判锋芒指向全体专制君主。黄宗羲( 1610—1695) 的名著《明夷待访录》区分“古之君”( 尧舜等原始民主时期的“君”) 与“今之君”( 秦以下全体专制帝王) ,指出“今之君”是“天下之大害”[7],清初唐甄的《潜书》称为“大贼”、杀人之“巨手”。此诚惊世骇俗之论。黄氏针对尊君论的理论基础——— “天下受命于天子”之说,重新论证了“天下”与“君”孰主孰客,从而向流行于当世的“君为天下主”的传统论调提出挑战,而其论证手法是复归“古之君”: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7]2。黄宗羲从“君客论”出发,高唤出这样的警句: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7]4。值得一提的是,黄氏同时代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力主区分“天下”与“国家”,认为国家是一家一姓的私产,“肉食者谋之”,而“天下”是天下万民的,故天下兴亡,虽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也是超越旧民本论的卓识。黄宗羲进一步阐发君臣关系为同事协作关系: “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7]4

  黄宗羲将民本主义推进到了极致,迫近民主主义的边缘,虽被压抑两百余年,终于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被“再发现”,启迪了后辈———近代的民主斗士。如晚清维新派和革命派从《明夷待访录》中接过思想火炬,与来自西方的民主思想相结合,迈往近代宪政主义、民权主义。梁启超在论述《明夷待访录》的启蒙功效时说: “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36]18孙中山等革命派在宣传民权主义时,也借助《明夷待访录》,尤其是该书的《原君》、《原臣》两篇,曾将此二篇抽出印行,广为散发。孙中山还多次以二篇题赠国内外友人。黄宗羲的“非君”思想成为从传统民本主义通往近代民主主义的桥梁。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以及清初的唐甄等人,是在没有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情况下,将先秦以来受制于君权的民本思想推进到否定君权专制的“新民本”高度,已然逼进近代民主政治理念,胡适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乃“中国的《民约论》”,有一定道理( 当然二者又有重大差异,此不具论) 。中国近古思想史的这种现象,表明传统的民本思想在近古—近代的交接处,彰显出奔往近代民主主义的趋势。中国近代民主主义固然受到西学东渐的启迪与推助,但又决非全然外铄,而是有着深厚民族文化根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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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礼记·大学》,阮元校: 《十三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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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朱维铮( 导读) :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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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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