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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民本”与 “尊君”(论纲)

更新时间:2013-01-31 20:26:45
作者: 冯天瑜 (进入专栏)  

  总之,“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民本命题是中华农业社会的一种传统政治思想,反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仁政”、“王道”学说由此派生出来。

  

  四、“民本”与“尊君”相反而又相成

  

  民本主义同尊君主义的相互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以“爱民”、“重民”、“恤民”为旗帜的民本思想,与皇权政治的极端形态———“残民”、“贱民”、“虐民”的暴政思想和绝对君权论是相互对立的,历来抨击暴政的中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引述民本主义的警辟词句。另一方面,民本主义与皇权政治的一般形态又是相互补充的,构成所谓“明君论”。这种明君“重民”、“惜民”,民众们则将安定温饱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明君。晚唐罗隐( 833—909) 明白地点出此一精义: “万姓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乎万姓,则万姓为天下之足,一人为天下之首也。”[23]3民本主义严格划分“一人”与“万姓”,即“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此疆彼界,它是从治人者的长治久安出发,注意民众的力量和人心向背的。民本主义毕竟与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古代,民本学说只能作为绝对君权的抑制剂发挥作用,而不可能直接导向主权在民的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石的民主政治轨道。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更不用说李世民和魏征,都一无例外的是尊君论者,他们既强调“国以民为本”,又强调“民以君为主”,坚持“君臣大义”,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论述“民水君舟”的荀子便毫不含糊地说: “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21]163总之,民本主义和尊君主义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共同组合为农业社会政治思想的主体———“民本与尊君是‘一对’( double) 而非‘两个’( two) 的关系,民本思想无论新旧,都是维护君主制度的政治思想,是建立以君主政治为核心,易于操作的政治制度”[24]10。而“开明君主”( 或曰“好皇帝”) 制驭天下,则是中国民众的理想境界。地主阶级中富于远见者作如是观,多为皇权主义者的广大农民也对此梦寐以求。“民本”与“尊君”之所以是“相成”的,原因在于二者的根基和效力目标是一致的,那便是———高度分散、缺乏主体性的小农社会以及矗立其上的皇权制度。

  马克思在论及法国中世纪末叶以农民为多数的社会时说: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25]677马克思进而指出: “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这样的国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25]677“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25]678中国以小农为多数的碎片化社会情形也类似于此: 缺乏政治自主意识的农民,如同一个个同质而又彼此不相关联的“马铃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需要高高在上的皇权主宰一切,寄望于“明君”和“贤臣”“为民做主”,于是“民本论”与“尊君论”一并应运而生。在小生产状态下的自耕农和佃农,抵御自然和社会灾祸的能力十分有限,他们低微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屈从并迷信皇权。而历代采纳“民本论”的君主多颁行限田、均田等种种措施,抑制兼并,保护自耕农,同时也防止佃农大量与土地相分离,成为扰乱社会安定的“流民”。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等等法令,都由此而制定并实行。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将士地划成小块出租给佃农,从而使得对土地的占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为了保证自己对于佃农的控制、剥削,地主阶级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力量支持和保护,特别是在农民奋起造反时,更是如此。

  中国的皇权政治,正是地主与农民力量彼此消长的调节器,如同西方近代前夜的君主专制是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调节器一般。无论是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太甚,逼迫成千上万的自耕农、佃农失去生计,流离失所,还是佃农“抗租罢耕”,危及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君主专制政体都会出来干预,使得地主、自耕农、佃农的力量保持在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从而保证国家获得稳固可靠的赋税、徭役来源,而地主、自耕农、佃农也分别从君主政治中得到经济地位的保护。上层建筑保护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支撑上层建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包括自耕型和租佃型两大类) 与君主专制政治相互为用,这便是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与皇权政治长期协调共存的秘密所在。中华农业社会需要并养育了一个君主集权政体,而这种强势的君主集权政体一经形成,又衍为超乎社会之上的力量,既严控民众,又给民众以生存保障,同时还抑制外臣权力,把军、政、财、文及思想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以至皇帝个人手中,维持一种社会平衡与稳定。这就是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及马克斯·韦伯、魏特夫等多次论述的: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东方专制主义”。

  总之,中国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就确立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以及与之相应的汲纳民本精义的尊君主义,其治理、驯化的对象是全体臣民。而西欧中世纪大体实行权力分散的封建制度( 国王与教会、诸侯彼此制约,分割权力) ,直至中世纪晚期才出现王权专制,而代表统一的王权又与希望建立统一市场的市民结盟,以对付分裂性的诸侯。故中西王权专制的形成时间有先后之别,且其历史功能也颇相差异。有一个形成甚早、延续甚久的君主集权政体以及“民本论”与“尊君论”相辅相成的思想体系,是以农业文明为根底的中国历史及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

  

  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治民术”发达,“民治论”缺如

  

  中国的皇权政治,用力对于子民人身的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君主可以不择手段,“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7]2,漠视人的基本尊严和生存权利。在君主的观念中,“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26]241。治理民众,犹如放牧禽兽一般。“牧”的本义,是“养牛人也”,而汉、魏、六朝所设的州郡行政长官,就称“牧”,其含义不言自明。马克思指出: “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是把人看得很下贱。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 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27]411对于专制君主来说,治理天下的前提是制服百姓。“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28]107在皇权政治的大系统中,人民没有自治权,也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选举权、被选举权皆与民众无关,故可以说,中国的皇权政治不知“民治”为何物,“民治论”基本缺如,充分发挥的则是“治民术”。

  ( 一) 户籍掌控 一切君主的权力,都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29]785,最大限度地控制子民户籍,是中国皇权政治的一贯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统计和户籍管理的国家。周代专设大司徒一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30]702,载明性别、出生时间、住址。人死还要申报注销户口。战国时,秦国颁布关于户籍管理的法律《傅律》,规定每个人都必须著籍官府,否则为“脱籍”,要受罚治罪。秦末,刘邦率军攻入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臧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5]2006。可见在汉代之前,已有十分完备的户籍制度。古代中国地域宽广,又加之水旱兵燹,灾祸连绵,人口变迁剧烈,因此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对人口数量的稽查核实。这方面的记载,史不绝书。周代的“料民”、春秋时楚国的“大户”、东汉的“算民”、隋代的“大索貌阅”、唐代的“团貌”,均是这种举措的不同名称。稽查核实人口,要求十分严格。如汉代“算民”,由主管官吏亲自当面核对姓名、性别、年龄、籍贯、长相、高矮、胖瘦乃至特殊生理标志。如有意作弊,将给予严厉处罚。

  ( 二) 里甲管制 在精细户籍管理的基础上,严密的基层行政系统里甲制度建立起来。而里甲制度又往往与前述宗法制相结合,因而更加牢固,“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 五比为闾,使之相受; 五闾为族,使之相葬; 五族为党,使之相救; 五党为州,使之相赒; 五州为乡,使之相宾”[30]707。如果说这一记载弥漫着宗法人情味的话,那么下面的文字则反映出里甲制度严厉的一面: “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闬,慎筦键。筦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6]65。严密的户籍、里甲制度,牢牢地控制一切社会成员于专制统治网络之下,“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6]1023,居民的自由流动,几无可能,而国家赋税、徭役得以顺利征收、摊派,军队的兵源也有了可靠的保证。

  ( 三) 人身、土地、生计三者一并收控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有效地控制人身,其关键的一条,在于它从控制人的生计下手,“画地为牢”,倾全力将人身固着于土地之上。“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5]1119国家建立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并将人民束缚于田畴之中,“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5]1130,同时“禁民二业”[31]1305,“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枲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32]77。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政策问题,同时更是控制人身自由的最好法宝。个中奥秘,不难洞见: “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5]1131。正因为如此,历代专制君主都将人身、土地、生计的控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诗经·小雅·北山》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很早就将“王土”、“王臣”并列为君主私囊中的两大财富。周天子分封诸侯,也是“授民授疆土”一并进行。所以孟子总结道: “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20]2778

  使人身、土地、生计合而为一,具有双重意义。对于专制君主来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33]1675,只有将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紧紧联在一起加以控制,才能有效地掌握财富和权力,以填充统治者无尽的欲壑。而对于老百姓来说,离开土地则无以为生。一旦控制了土地,也就控制了农民( 人民的主体) 。所以《周礼·地官·大司徒》称: “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周秦以来,历朝政府都规定对土地详行登记造册,以作征田赋依据。秦始皇三十一年( 前 216 年) ,“令黔首实田”,政府一并掌握人口、土地的准确数量。东汉时,山阳太守秦彭将其治下田亩的多少、肥瘠情况详加记载,编簿归档,以加强对土地的管理。朝廷首肯此举,通令各地仿行。这是与“户籍”并重的“地籍”的开端。

  周秦到唐中叶,历朝制度多有损益,但基本原则是计口授田,土不离人,人不离土。唐人陆贽说: “国朝著令赋役之法有三: 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庸。……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34]216人口、田亩同为政府财源。唐中叶以后,推行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 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35]1351,限令人口按居住地立簿,人丁、土地共为征赋依准。明洪武二十年( 1387年) ,令各地编制土地登记图簿,详载面积、地形、田界、土质、田主姓名,以作征派赋役的依据。因图中绘制田计片片相接,如鱼鳞状,故名“鱼鳞图册”。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两法的共通之处是地丁合一,政府赋税管理效率更高,而对人口、土地的控制也更便捷易行。

  当然,重民心、顺民意的民本思想作为一种重视民心向背、关切民生疾苦的理论体系,不仅为统治者所用,也成为进步文化人经久不衰的精神支柱,从屈原( 约前 340—前 278) 的“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 712—770) 的“朱门酒肉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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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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