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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照田: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

——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

更新时间:2013-01-30 22:42:07
作者: 贺照田  

  

  【内容提要】1950年中至1951年中这一年在梁漱溟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思考中占有着特别位置,有着特别的思想认知价值。本文聚焦1950年、1951年这两年梁漱溟思考中的种种曲折,正是欲通过细致进入这些曲折、细致厘清其所以曲折,一方面正面呈现这些曲折中包蕴的思想、理论、历史理解意涵,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对这些开显出的思想、理论意涵对现代中国革命理解所具有意义的定位,指出:我们现在通行的很多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流行解释,实会妨碍我们对中国共产革命这一充满着呕心沥血精思、苦试的丰富历史的真正进入与掌握,当然也就妨碍我们对中国共产革命中丰富的思考、实践经验的真正理解、把握、评估,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把这些经验发展为它本该成为的——我们知识、思想、实践可以不断回到其中去漂洗、辩证、打磨、淬炼的——经验和思想的资源田野。

  【关键词】梁漱溟 中国革命 建国 阶级 阶级斗争

  

  一

  

  1950年中到1951年中这一年左右时间,在梁漱溟的思考史上是一个相当特殊的阶段。

  梁漱溟一直认为他关心的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我们想到梁漱溟和中国问题的关系,首先会想到他是乡村建设理论家、实践家。不过,和大多数现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思考者、实践者一个重大的差别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考核心关切的不是局部乡村、乡村某些问题的改善,而是中国如何才能成功建国的问题。①就是,梁漱溟所以选择乡村建设之路,是因为认为欧洲民主宪政的建国道路和苏俄阶级斗争、党治的建国道路在中国都走不通,而只有走他所理解的乡村建设道路才可能成功建国。②而也正因为他对自己这套认真思考的自信,他当年虽然一直不乏对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精神的赞佩、人格的尊重等等,但直到1950年中,他却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走阶级斗争的建国道路是一定走不通的,是一定要失败的。

  正是以这些思考为背景,他对1949年10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反应很淡,以为这建国只是一时的,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和平统一可就此达成。但接下来1950年4月至9月梁漱溟到山东省、平原省(后撤销)、河南省以及东北一些地方的参观考察③,让其发现,他对这次建国的判断有误。用梁自己的话说,就是:“这大半年来,我从各种见闻中,体认出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是已开了端的”④,而且不仅全国统一、国权树立开端,让梁又惊讶又兴奋的大端还有他所一直核心焦虑的——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和中国现代人心麻木陷溺的情况,也都大有改观。所有这一切梁亲眼看见的许多新气象,使他不能不由衷点头承认:“这确是一新中国的开始!”也使他不能不由衷感叹:“我体认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⑤

  在现实的诸种冲击面前,梁漱溟开始认真思考他此前完全没有想到的这一切到底该怎么理解。这几个月考察带给他的强烈经验感受,和他对这些经验感受带给他的思想挑战的紧张思考,集中表现于《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这部未完成的书稿。⑥

  这部稿子没有完成,梁漱溟便于1951年5月到8月去川东参加土地改革;土改的经验和195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时彭真等对中国共产革命的解释,对梁产生了新的冲击:

  第一是梁认识到中共的这次建国已经不是全国统一、国权树立开端的问题,而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统一、稳定、有能力的国家确定会被建立起来的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统一稳定局面的实现,而是此次立国其基础扎根意想不到之深之牢固的问题。

  第二是梁漱溟开始用阶级斗争解释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开始强调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对中国共产革命所以做到成功建国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以这次他对他的土改经验理解和他对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时几篇文章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某些解释的接受为直接契机,他在回北京后很快动手写了对他此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有关中国共产革命理解具有标杆性意义的文章《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⑦,然后又于1952年上半年写成在有关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理解上续有发展、在自我批评上加详的长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⑧

  通过以上最简括的叙述、整理,我们已可大致明了1950年中至1951年中梁漱溟有关中国问题思考的特别性。就是从20年代后期到1950年中,梁漱溟认为中国走党治建国、阶级斗争建国的道路不可能走通;1951年下半年后,直至“文革”结束的70年代后期,梁漱溟则未能摆脱用阶级斗争建国论(具体意涵详见下文)解释中国共产革命成功建国的历史:即不是把当时中国共产革命中的阶级理解、阶级斗争实践,植回它们所在的中国共产革命的丰富历史,通过追考它们实际上所处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来对中国共产革命中的阶级意识、阶级话语、阶级斗争的实践等所实际具有的历史—社会—观念—政治意涵加以准确理解;而是把未经过以上艰苦认知努力程序的、他自己的一些理解,和当时一些有关叙说,直接认定为对中国共产革命成功历史的合历史的历史解释了。

  直到“文革”后的1981年,梁漱溟写《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⑨一文时,在他的思考中才真正出现摆脱用阶级斗争建国论解释中国共产革命历史的契机。在这篇很短但很重要的文章中,梁说毛泽东晚年许多错误的总根源是在“思想言论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更且以其不可抗的权威励行之”。“例如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此等等。试问:此地果真有阶级对峙,自然就有阶级斗争,避免不得,何须叫喊千万不要忘记呢?这显然在加工制造阶级斗争,逞其主观谬想,荒唐错乱,可笑亦复可哀!”又说,“我又检看旧日笔记,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对美国朋友斯诺谈话,曾说到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产业工人为数不多,而且亦很年轻云云。这些正是难得吐露的真情实话。既然中国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了,缺乏敌对的两大阶级了,却为何强要无风起浪,制造阶级斗争?什么‘破四旧’;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胡闹!从1966年动乱遍及全国各地约达十年,言之痛心!思之可叹!”

  这确是一个绝好的契机,一个梁漱溟既认真对待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革命历史中的关键地位,又摆脱用阶级斗争建国论框架解释中国共产革命历史的限制的绝好契机。这么说是因为,这篇短文否认的是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运用,而仍承认建党、建国中毛泽东的伟大。而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革命建国所以有当年梁漱溟所见的为之赞叹不已的成就,中间很明确贯穿着阶级斗争理解、阶级斗争实践,而且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像梁指出的那样,并不自然存在两大阶级对立冲突之局,相当程度上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产业工人为数不多”,为什么这时的阶级斗争实践却产生了梁漱溟所称赞的建国成功,社会精神振奋,人的主体饱满、发舒这些令人感奋的结果呢?当年梁漱溟自己不也一直指出,中国共产党最令他赞佩的创造性,就是用阶级眼光去处理一个本无两大对立阶级现成存在的社会吗?像梁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中便说:“中国共产党今天所以成功,恰在前面说过我所一直不同意于他的那一点: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我现在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⑩他并接着在《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中针对“有些读者看了不解,以为‘既然缺乏阶级了,如何还能以阶级观点把握它’”,特别解释说:“其实正该如此。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是一个革命者应当始终不放弃的。却遇到缺乏阶级的社会,依然可以承认其事实;仅承认其有所缺乏,并不曾轻忽其阶级本质。要必在不否认其缺乏阶级之中而把握其多少有阶级一面,然后才有办法能解决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或许于中国缺乏阶级那一面有些认识不足;然而不要紧,他却正好把握了其有阶级一面。”11这些当年所在多是的表达,充分传达着当年梁漱溟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高明,正在于用阶级斗争观点把握中国这个缺乏现成两大对立阶级的社会,并用阶级斗争观点来构造组织阶级斗争冲突不足的自己的中国社会政治实践。12

  1981年梁漱溟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中国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缺乏敌对的两大阶级”,而“强要无风起浪,制造阶级斗争”;却未深究,中国现代史在梁漱溟把握也是“中间大两头小”13的社会,也即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缺乏敌对的两大阶级”。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共那时“强要无风起浪,制造阶级斗争”,梁却对毛和中共的做法一唱三叹呢?仅仅是通常所讲的,现代中国压迫、剥削问题没有解决,阶级斗争存在,因此应该运用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压迫所依赖的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因此还用阶级斗争来思考荒唐?还是现代革命时期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际处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赋予着这时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更多建设性的历史—社会—观念—政治意涵呢?也就是,1981年后的梁漱溟如果同时正视毛泽东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些经验对其认知构成的挑战,他接下来应该会触及如下重要的中国现当代史理解问题,就是:不是直接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强调或否定,而更是包括它所置身的整个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赋予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实际具体历史—社会—观念—政治意涵与效能,才是决定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在历史—现实中是发挥建设性作用还是破坏性作用的真正原因。

  而这样一种——在所置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中掌握一时期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实际历史—社会—观念—政治意涵与效能的——认知方式,本来也有助于梁漱溟对毛泽东晚年的思与行认识、批评得更加深刻。就是,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社会—观念—政治意涵与效能,总是要在其所处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中才能加以准确理解,因此把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运用结果的好坏,过快从这样一种历史理解结构中剥离出来单独审判,当然是不能对这阶级意识、阶级斗争观念运用结果问题,作出真正深刻、有力的分析与批评的。

  从这样一种认知—理解意识来审视,梁漱溟反感毛泽东晚年强调阶级意识、阶级斗争产生的实际结果,却把其错误所在的根源直接解释为这时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是人为的,当然就缺少思想和历史的深度。因为,一方面是上面所讲的,在当年梁漱溟看来现代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也带有相当的人为性,其结果却被梁所称赞不已,而这等于挑战了梁1981年关于毛泽东晚期的批评、理解逻辑,说明梁的前后历史解释逻辑中存在着自相矛盾;另一方面,1981年梁的这一简化解释妨碍他通向更能带出认知贡献的解释努力,就是他本应该更深入地分析:毛晚年的阶级斗争设计所以产生梁所反感的结果,比毛是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更有力的批评,应该是讨论毛在晚年强调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同时,并没有像他当年那样,使其与之所置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更富灵感地配搭,从而更具建设效能,同时使其历史—社会—观念—政治破坏性减至最低。

  更何况1981年梁漱溟的这种以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批评晚年毛泽东的方式,也接不上毛的问题。就是毛晚年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在思想上并非没有逻辑,是低级的“逞其主观谬想,荒唐错乱,可笑亦复可哀!”恰恰相反,毛晚年强调阶级斗争,并非他不知道其人为性,而是他知道其人为性却有意为之。对于毛,正是因为他了解“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产业工人为数不多”,而这一在他看来关乎中国社会主义方向保证的社会构成性条件却不理想的现实,让他更忧虑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和社会经济方向,因此决心以有意识的设计与努力来弥补这种他认为的社会构成性条件不足的缺陷。也就是,他这时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他自己恰恰是一种有逻辑的匠心独运。对毛这一思考和政治设计当然可以严厉批评,但若没有任何中间分析环节,直接便定性为“逞其主观谬想,荒唐错乱”,“可笑亦复可哀”,问题就不只是毛当年思考的不足了,还包括这种非思想性的、也和毛的问题接不上的批评本身了。

  可惜在1981年抵达这一思考跃升契机门槛后梁漱溟再无下文,如此,当然也就谈不上把对晚年毛的批评、分析推进到更有思想、历史深度的层次,更谈不上对现代中国革命重新把握理解了。

  那么,如果我们有意接续梁漱溟来做这个他1981年后未做的工作,把对中国共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有关经验的理解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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