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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照田: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

——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

更新时间:2013-01-30 22:42:07
作者: 贺照田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对此,我的看法当然是,首先必须把不同时期、不同空间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回置它所实际处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中去,以准确理解、把握不同时空中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的历史—社会—观念—政治的意涵与效能,从而对它们在不同时空下的历史位置、历史意涵、历史后果作出真正合历史的把握。

  但如此讲带来的问题是,那什么又是中国共产革命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实际所处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呢?

  而也只有从这一角度,我们才容易讲清1950年中到1951年中这段梁漱溟思考史上相当特殊阶段的特别认知价值,就是这一阶段虽短,却是他郑重、开放、诚挚对待中共的成就,而又未把中共的成就回收到阶级斗争建国论的时期。同时,他这个时期虽短,且他展开整理自己有关观察、思考的《中国建国之路》文本未完成,但由于这部书的已完成部分所把捉、探问的问题,都是在中国共产革命中具结构性位置,却不能被阶级斗争理解直接回收的问题,因此这部未完成著作仍特别蕴含了虽有待自觉、完善,但却极富启发性的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解、把握视野。如果我们以《中国建国之路》中蕴含的这些理解、把握视野为基点,把梁此前、此后的很多有关敏识、睿见特别充实、组织进他这一理解、把握视野,然后以他这一被重组、被重新定位的视野、敏识为向导,努力深进中国革命,那么,一方面沿着这些线索更有助于我们探查、追索、感觉、掌握中国共产革命的实际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对中国共产革命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的这些追索进展中,我们才更能理解、掌握此中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观念—政治意涵,更准确理解、确定它们的历史—结构位置和历史功能。

  当然,也只有如此,我们才是在更有力、深入面对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实际历史功能的情况下,超越1951年中以后梁所建立的过重阶级意识、武装斗争对革命的意义和规定性的理解,真正建立起更富历史解释力,更能释放革命历史中蕴含的实践启发性和思想启发性的中国革命新理解框架;也只有以这些工作所提供的历史理解和思想把握为参照,我们才能更用贴近而非拉开的历史内部视点来把握、分析毛泽东晚年阶级意识、阶级斗争运用,所以会如此偏离其目的设想的历史—结构原因和思想原因。而也只有如此,我们才是在更深入历史的情况下,超越与纾解——梁漱溟1951年中之后对中国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理解,和他1981年对毛泽东晚年推动的阶级斗争的理解——两者间所蕴含的理解逻辑上的冲突;才会在更深入历史的前提下,连贯解释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引发的诸历史、社会、政治、心理现象与诸历史、社会、政治、心理后果;也才更能把这些经验发展为它本该成为的——我们知识、思想、实践可以不断回到其中去漂洗、辩证、打磨、淬炼的——经验和思想的资源田野。

  当然细致厘清1950年、1951年这两年前后梁漱溟思考中的种种曲折,细致开掘厘清《中国建国之路》潜含的思想认知能量,意义不止上述。就我的理解而言,这一工作对关心传统把握、中国传统—中国现代关系的朋友来说,也都有着它的特别意义位置。

  如此说,首先是因为梁漱溟认为,要成功地“建设新中国”,必须以“认识老中国”为基础。在中国现代,梁漱溟无疑是对关于“何谓中国人”、“何谓中国社会”、“何谓中国文化”等“认识老中国”问题作出极杰出贡献的人。他在1950年中之前,也正是以这些重要认识为前提,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之路绝不可能成功,是共产党成功的事实让梁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而梁漱溟的这一经历等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是否说明梁此前有关“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等“认识老中国”的工作有所不足呢?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革命当年是把他们非常突出阶级问题、阶级斗争的理解推向对整个中国史的叙述和解释的,而梁在50年代至70年代接受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对中国共产革命的核心意义这一解释时,却并没有接受中国共产革命所发展出的这一中国史解释。这样,在50年代至70年代处理自己当年的中国共产革命判断为什么失误时,梁漱溟一方面必须面对他认为对革命成功最为关键的阶级斗争问题,另一方面又基本保留了他自己对老中国的解释。相对于中国共产党通贯古代、现代的连贯解释,梁漱溟这时在古代解释和现代解释之间存在着如何连接的问题。对此,梁当年主要是通过把中国共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实现尽力解释为一个现代史事件,来对他的中国古代解释和他不得不面对的他认为的革命首要现实——阶级斗争两者间存在的紧张加以逗合、调解。14

  当然,我们在认真面对中国共产革命胜利的历史现实时,不需要连带接受这一革命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特别解释。有意思的是,“文革”结束后的这几十年,是突出阶级问题、阶级斗争的中国史解释不断被淡化直至被放弃,而梁漱溟对中国传统、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解释越来越有影响的几十年。但问题是,中国共产革命作为中国史上一个巨大事件,其何以能如此发生,必须被解释。梁50年代过于把这一革命的发生解释为一个现代史事件,而少从它和传统中国的关联去理解这一革命。15此种解释倾向,若不能有力面对革命的历史,不能有力面对革命所处身的中国社会的真实情状(有关这些方面的进一步分析详见下文),那么梁当年关于传统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的解释及近几十年中国传统的认识理解潮流,仍然存在怎么把自己的中国传统认识理解和中国共产革命胜利这一巨大历史事实逗合的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经验是不是真的没有特别挑战到梁和近几十年中国传统的认识理解潮流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关键理解?这仍然是一个待决的问题。所以,要不就从梁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理解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经验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要不就涉及梁的中国传统解释的修正或深化问题。而如果是后者,便涉及“何谓中国人”、“何谓中国社会”、“何谓中国文化”——这些在中国认识、中国思考上具有基点性问题的再把握、再理解。

  其次,相比多数其他关切现代中国命运的思考者和实践者,梁漱溟的突出特点可以说是在强调“认识老中国”对“建设新中国”的意义,并由此出发在“认识老中国”方面的殚精竭虑与突出贡献,和他由对老中国的认识所发展出的对现代中国问题的独到分析,以及由之产生的独特的对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思考。梁漱溟关于建设新中国必须以老中国遗留下来的历史—现实为条件这样一种思考方向所达致的成就和力度,我们可以通过如下例子看出:梁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国民党“气势极盛之际”,便根据由南方回北平的朋友报告的印象和感想,准确预见了国民党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上的限度,就是断定改组后国民党的“这条路子还是走不通”,其建国目标“还是非失败不可”。16故才会在国民党的势力如日中天的1927年5月,当面针对李济深的看法“最要紧是统一,建立得一有力政府”,兜头断言:“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国民党——笔者注)是没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17而梁漱溟对国民党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上成就限度的准确预见,也让他更增加了对自己关于中国不可能走通俄国共产党建国道路这一判定的自信。

  但问题是,准确判断了国民党政治命运的梁漱溟在判断共产党的政治命运上却错了。综合50年代梁漱溟的有关论说,我们知道梁是用国民党不能扎根一个明确的阶级立场等来解释国民党的涣散,而用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阶级斗争、武装斗争,解释共产党如何把自己成功锻造成了一个国民党羡慕而不得的纪律严明,有高度行动力、组织力的政党的。18不能否认,梁漱溟所注意到的阶级立场、阶级斗争问题,是国共两党非常重要的不同,其引发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但如此并不能解消:两者既然是在同一个中国社会追求和中国传统相悖的组织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目标,两党当然都基于相近的条件,碰到相近的问题,而这些条件限制、问题挑战都不是直接的阶级意识强调、阶级斗争运用就可自然消化的(详见下文)。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成功一定涉及根植、强化某些中国资源,消化困扰国民党党治成功的那些直接承自中国人、中国传统的一些行为习惯、方式的问题。19国共两党基于同样的中国社会条件,追求同样的组织纪律严明的现代革命政党目标,其结果却如此不同,其中实涉及两者关联传统与现代方式的不同。而如此,意味着国共两党的建党经验,给我们更切实思考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且难得的历史经验场。

  同样深富传统—现代认识意涵的,还有中国共产革命所带动出的、给当年梁漱溟印象深刻的、50年代革命中国广泛出现的人心感奋状况。面对这一令他惊喜的人心、精神局面,他有时直接归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拥有的近于宗教的理想主义精神、苦干精神所引发;有时归于共产党的善于领导,善于调动人们身上那种和人的占有欲冲动对极的创造冲动。梁的所有这些讨论当然都把握住了这一当时令他惊喜的现象中的一些关键,但不能否认,这些说法也都是没有细致研究这一令人感奋局面出现的历史—社会—意识过程便急着给出的把握。20因为这一如此广泛的让人感奋的社会、民族状态,不可能是没有相当历史、文化、社会基础的。不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主义精神,还是它的善于领导、善于调动人们身上的非占有欲冲动,都必然是有着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内涵的。如果我们从如何成功转变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这一角度审视革命中国带给(既深入传统又深入现代中国的)梁的叹服和惊喜21,我们就该明白,梁的叹服和惊喜背后多数都有着有待切实讨论、把握的重要历史经验。由于梁漱溟对老中国的深刻把握和洞见,由于他对中国现代史进入甚深、思考甚深,因此梁漱溟的叹服和惊喜无疑有着特别的指示作用,从他的叹服和惊喜入手,我们无疑更容易一开始就有效聚焦到那些最能帮助我们思考传统—现代关系的历史经验点和这些点背后的历史经验脉络上去。

  而从这样一种视野,审看对老中国有着极多深刻洞识、睿见的梁漱溟,和有着极富实践创造性的中国共产革命推动出的具体社会生活经验的第一接触——相当程度上是他用他先前的中国认识照看让他惊讶的革命所推动出的活泼泼状态——所产生出的《中国建国之路》,其中的感受起伏、思绪流转,都该联系到他瞥观时背后的结构,才能充分体味其感受、思绪的历史分量、思想分量。那特殊境况中的点点滴滴,都可能指示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思想切入点,从而要求我们在它面前,不得散神、轻心。

  不管怎样,但愿以上我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重要的叙说已经打动了你,使你有愿心跟着我去一一探寻他那时留下的历史褶皱,擦拭他那时留下的思想光源。

  请!

  

  二

  

  有了上面初步的叙说、整理,我们就方便讲述1950年、1951年这两年梁漱溟种种异于他人的行为、言论,分析这两年前后梁漱溟思想上的种种曲折了。

  正因为有1950年中之前梁漱溟的中国问题思考为背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当时便在很多人心中引发强烈反应、事后更被证明具重大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卷入中国现代史甚深的梁漱溟心中没有翻起太大波澜。就在这个10月,梁漱溟为他该年完成的,他用力甚深、甚久的《中国文化要义》写了序言。在序言的结尾处,他写道:“‘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继这本书而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一书。盖近几十年来政治上之纷纭扰攘,总不上轨道,实为中国问题苦闷之焦点。新中国之建设,必自其政治上有办法始。此无可疑也。然一旦于老中国有认识后,则于近几十年中国所以纷扰不休者,将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见;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吾是以将继此而请教于读者。”22

  显然,这时的梁漱溟并不认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已突破了清末以来中国人渴望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而不得的难局。并且梁所以对此不乐观,非因他对现代中国的隔膜,而恰恰源自他对现代中国进入甚深、思考甚深。

  是的,辛亥革命顺利倾覆清朝,何尝不让很多人高燃热望——以为中国从此一举步入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将迅速铺开现代化建设,从而迅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同样,国民革命北伐的节节胜利何尝不让很多人再燃热望——以为中国就要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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