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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路社:权力天然优越

更新时间:2013-01-26 18:36:30
作者: 何路社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顾城

  

  回顾人类历史中政治带来之苦难与灾难可谓“罄竹难书”,而其根源只都围绕一个“权”字,权谋、权术、争权、弄权……所谓“君主论”者,实则“权力论”也。凡政治家或权力者,无不深谙其道。但除了重视武力、人心、韬略这类权力外在的东西外,人们似乎很少去关注权力本身内在的规侓。所以,为了人类之福祉,今天必须重新审视权力。

  

  “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9页)毛泽东这段话与我对权力的探索不谋而合。我现在首先要阐明的只是一个人人心里自明却不敢说出来的简单事实,即权力优越。人类文明在创造真实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各种虚伪文化。权力优越这原本十分简单的事实,在人类文明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中,就已经越来越日益变得复杂。以致到现代,权力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最道德化的领域。

  

  关于权力,我们再也不会去说真话。我们再也不能直言不讳,权力天然要求优越,权力必须要求高贵。总之,仅从表面上看,今天权力在我们这个现代文明世界,已经完全完美道德化。权力者与非权力者之间,已“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是何等的公正!这是多么的道德!

  

  资产阶级是权力道德化的始作俑者。在此之前,奴隶社会、封建或专制社会的统治者是将权力“神化”。西方一部《荷马史诗》被人浓缩成一句话:神要是公然去跟人作对,那是任何人都难以对付的。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宣扬“君权神授”,神学家认为世俗政府的权力来自神的旨意,其政治是融教会与国家于一体的神权政治,一些国家的权力是与教会联系在一起。与这种神权政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神权政治论,整个社会都拘伏于神学政治文化的囚笼中。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而在中国,作为封建社会一国之首的君主,位九五之尊,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其人被说成是“君权神授”的“真命天子”,其身是非凡人肉身的“真龙之体”。而皇帝手下大大小小的权力者,则是一地、一方之主,将相是天上“星宿”下凡,地方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清官则是老百姓的“青天”。一句话,权力被神化为一种“神明”,是百姓的“父母”、“青天”,是芸芸众生之上的神;因此,权力者理应君临天下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与公正。

  

  历史上封建教会则在不断强化这种意识形态,权力神化的意识,经过历史潜移默化的作用,深深烙在普通民众的心里,至今犹存。对此,我们可以从许多关于帝王将相及一些名人名事的民间神话传说中得到印证。所以恩格斯曾指出:“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

  

  是资产阶级一些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首先从真正意义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权力神化理论,第一次把权力道德化的观点鲜明地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上。吊诡者是中国却因其特色而稍有“例外”,于资产阶级之前,封建的儒家学说早已集权力道德化“萌芽”之大成,为权力披上了半神化半道德化的“外衣”。正是这某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超前”,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益寿延年”,反终致近代以降落伍西方,魔术法似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历史上,资产阶级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如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弗逊、林肯……都为此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他们提出的一些诸如“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权分立”……一系列的著名观点,在人类权力思想史上,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道德光辉。

  

  我们撇开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理论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不言,实事求是而论,她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锐利思想武器,在当时对推动人类历史的文明进步曾经起到过一种巨大的作用。她无庸置疑的彻底否定了封建社会的权力个人私有、专制独裁和暴政、人治,代之建立起了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权力民主与法治政治体制。

  

  资产阶级在权力道德化理论上的真正悲剧是在于,由其阶级利益及本质所在的限制,资产阶级在权力问题上追求真理的努力仅能到此为止,以致当后来权力道德化逐渐丧失其最初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性、战斗性和革命性后,终于沦为只不过是一块资产阶级为维护其阶级统治及利益的遮羞布而已。关于这点,稍后还需要必须继续进一步地提到。

  

  不能不令人遗憾的是,在权力真理这个问题上,原本可以不受本阶级利益与本质所在限制的无产阶级及其代表者,却受历史的局限,并不能在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的基础上,批判性的继续向前迈进。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巴黎公社的性质时,肯定性地指出其:“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公社一举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90页、591页),并明确地提出了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应是“社会的负责的公仆”(马克思语)的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名言。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根据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经验,又再一次地指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需付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可以了,……来使国家官吏成为我们的委托简单执行者,成为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列宁选集》第3卷第212页、213页)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提出苏维埃政权“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3页)“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要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1页)

  

  作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则将马克思、列宁的以上观点更加具体通俗地发挥和表述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1945年的任务》载1944年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语)这又一 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名言。

  

  邓小平理论则基本上只是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上述观点,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又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新论点。服务者,仆人也;服务公众者,公仆也,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定义。

  

  从这些一脉相承大同小异的各种对权力的定义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导师和领袖,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在对待国家权力的态度上,都没有真正超越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权力道德化观点,即仍然是从道德的意义上来阐述权力。

  

  不论是权力神化,还是权力道德化;或更进一步的说,不论是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还是无产阶级权力道德化;从哲学范畴而言,都是属于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即其是从道德的角度而不是客观的角度来对权力进行评判,是人们对权力的一种主观价值尺度,而不是权力本身的客观存在。唯物主义的权力观,应该是权力客观化,即按照权力本身的客观存在来阐述权力。

  

  马克思创立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也不可讳言,马克思在具体构想科学社会主义时却留下了许多唯物主义的空白,或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仍具有某种非唯物主义的空想或主观成分——不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我们在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几十年后,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正是在经济领域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空想或主观成分的某种修正。

  

  相对而言,在政治领域,主要是权力问题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空想或主观成分更多更深。马克思从非唯物主义的权力道德化角度认为国家(其实质上就是权力)“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去争取阶级统治的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马克思语),其存在的时间将极短,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实现之时,就是国家消亡之日。列宁也同样道德化地认为“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列宁语)因此株守原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不过是即将废除的废物,除了着重于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外,很少顾及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制度的建设。

  

  就正是基于这种非唯物主义的权力道德化的空想或主观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曾经对现实中的任何权力优越现象都深恶痛绝,也曾经幻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完全彻底地消除一切权力优越现象。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们对权力所带来的一切不平等的现象,都抱有一种批判主义的道德眼光来看待。

  

  然而,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现实中我们按照这种无产阶级权力道德化理论,一直在努力不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但各种权力腐败现象却似一些生命力极强的杂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年比一年愈演愈烈。

  

  在经历过太多的痛苦和迷茫后,我们应当开始进行反思,在这一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消除和克服权力腐败现象的源头上,是不是从马克思那里就错了?是不是权力客观上就必须要求优越?

  

  思维一改变,我们的视野就会豁然开阔起来,我们自己就都会奇怪以前为什么对身边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大量普遍客观存在的权力优越常识视而不见。中国俗语中的“青天”、“父母官”、“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制度在历史中留下的语言“化石”),其背后就蕴含着民众对权力名分也即优越的某种认可。

  

  权力要求优越,这是权力本身客观或必然的要求;否则,权力就不将成为权力。权力道德化不要优越,只能是虚伪的。权力优越在权力系统内是由于领导与被领导,在社会系统中,则是由于管理与被管理或社会公共产品服务供给与被供给,并最终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重大责任价值这些客观存在所决定的。权力本来就是追求一种等级秩序,而不是绝对平等。权力象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一样,追求优越。因为权力需要优越才能有权威,使人们尊敬服从;权力也需要优越才能有效率,以吸引有才干之士。

  

  举例如:新加坡之国际上有名的“高薪养廉”政策并不单是为了治腐,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吸纳优秀人才加入到公务员队伍中去。用新加坡人的话来讲便是:“高薪养贤,厚禄养廉”。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腐败现象严重;1960~1970年代初期,文官职务吸引力不大,许多优秀人才不愿意加入文官队伍甚至离开文官队伍。因此从政策出台的背景与环境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仅仅以重大责任或神圣使命的光环召唤人才参政,是难以获得真正的顶尖人才。至于李光耀曾经说:“如果想发财就去做商人,而不是成为政治家或国家官员。”这只是指不能官商不分,官商勾结一定腐败!其正如1980年代末期,沿海地区曾兴起下海经商热潮,浙江宁德官员中不少人意欲为之。当时的地委书记习近平在柘荣县考察时也告诫官员“不要看到经商发财而感到怅然若失……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

  

  更有趣的是在茅盾文学奖(2005年)获奖小说《张居正》的作者熊召政先生眼里,张居正的为官哲学竟也是:野有饿殍,你纵然餐餐喝菜汤,也算不得一个好官。如果老百姓丰衣足食,你顿顿吃肉,笙歌不绝于耳,你依然是一个好官。相对与本书(1999年),这是后话,却如出一辙:都提倡权力者按劳取酬,官员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享受点是可以的。还有吴思先生的《潜规则》(2001年)中所谓的官吏合法伤害权,也仅不过是诸多权力优越中的一种而已。

  

  现行党章规定“吃苦在前”不错,但“享受在后”却未免有些虚伪或片面,而实际上又有那些权力者过得比普通人还差?理应更客观地表述对党员道德上从严要求。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的吴稼祥先生便说过这样一件事:“那是我觉得权力最甜蜜的时候,也是最不应该承受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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