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详:胎儿“生命权”的确认与刑法保护

更新时间:2013-01-24 10:02:57
作者: 周详  

  

  【摘要】具有宫外可存活性的胎儿既属于社会意义上的人,也属于法律上的人,具有生命与生命权。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看,将具有宫外可存活性的胎儿解释为我国刑法中故意杀人罪的“人”有合理的依据。除非有特别的法律规定,或者基于其他正当化的事由而合法剥夺胎儿的生命权,否则堕胎行为完全可以构成故意杀人罪。将强制引产行为解释为故意杀人罪,能够真正保护胎儿与妇女的权益,该解释结论与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以及相关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并不冲突。

  【关键词】胎儿;生命权;堕胎;故意杀人罪;计划生育

  

  2012年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政府工作人员对怀孕7个月的妇女强制引产的事件经国内外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的剧烈反应。国外很多普通民众本来就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存在一些误解,加上国外某些反华组织一贯拿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侵犯人权”为由说事,因此,该事件极大的影响了我国的形象。不过抛开某些意识形态因素,在西方“胎儿是否具有生命权”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某个国家相关公共政策的走向。[1]然而,在我国学术界,“胎儿是否具有生命权”的问题几乎被学术界遗忘。“强制引产”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该问题进行学术讨论的契机。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法律教义学的角度讨论一个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则体系下,强制引产行为是否构成对胎儿的“生命权”的侵犯,从而构成故意杀人罪?

  

  一、一个前置性问题:胎儿是不是“人”

  

  西方学术界对于胎儿是不是人的问题,大体上分为两派,强硬的保守派观点认为胎儿就是人,具有与成人一样的权利,因而,一切形式的人工流产都是不道德的、非法的,甚至是犯罪,应该受到惩罚。强硬的自由派观点则相反,认为胎儿不但不是人,而且不过是母亲的一块组织,甚至和阑尾差不多,还不如狗、马等动物。因此,胎儿没有任何权利。人工流产在任何阶段、基于任何理由在伦理学上都是可以接受的。强硬的保守派观点、自由派观点由于过于极端,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难以为多数人接受,因此又有很多中间派观点产生。所有各派的争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胎儿的本体论地位,即胎儿是不是人?什么时候成为人?如果胎儿不是人则是什么样的实体?(2)胎儿的道德地位,即胎儿是否拥有任何权利?拥有什么权利?[2]笔者认为,由于“胎儿是不是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事实判断问题,也必然涉及到什么是人的解释问题,解释则必然带有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或者道德判断的因素。所以“胎儿是不是人”的这两个方面,只能是一个大体上的区分,二者是一个硬币不可截然分开的两个侧面。

  (一)胎儿属于生物意义上的“人类”

  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已经否定了早期的那种人的生命开始于精子形成或卵子形成之类的说法。“精子与卵子融合形成新的人类?是近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认识。”[3]所以,暂时不考虑什么是人的价值判断因素,胎儿属于生物科学意义上的人类、生物的人,这没有多大的异议。胎儿是自然属性上的人类,这是胎儿是不是人、社会的人的判断的一个事实性基础。而西方极端的保守派观点认为从受精之后的所有发育阶段的胎儿都是“人”的观点,实际上混淆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人,因而这种极端的观点不可取。

  (二)胎儿是不是社会意义上的人

  虽然“一切胎儿都是人”的极端观点不成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胎儿都不是人”的极端自由派观点就成立。极端自由派观点的主要根据是“人是有理性的社会性动物”这一“人”的定义。具体的论据有两个,一是社会关系论:即认为胎儿出生前后与母亲的社会关系有本质区别。前者是个一元存在,一个合二为一的单位,胎儿完全依靠母亲;而后者是个二元存在,婴儿独立于母亲。二是意识论:即认为胎儿以至初生婴儿没有意识,因此都不是人。他们之中有人强调自我意识,有人强调推理能力,有人强调交往能力,有人强调理性。[4]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不合理,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社会关系论实际上是以母亲与婴儿的身体连接性作为判断标准,这会导致很多不合理的结论。首先,如果婴儿已经出生,但还没有剪掉脐带,按照社会关系说,此时婴儿与母亲在身体上是相连的,不具有独立性,此时杀死婴儿也不是杀人。这种结论很难被人接受。其次,按照社会关系说的逻辑,还会推出一些荒谬的结论。例如,已经剪掉了脐带的连体双胞胎,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如果杀死其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存活,按照社会关系说的逻辑推理,虽然此时母亲与双胞胎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关系;但由于连体双胞胎是一体的,只能算“一个人”,那么这样的行为也不构成故意杀人罪;杀死连体双胞胎也只能算是杀死一人,而不是杀死二人,这样的结论恐怕没有人能接受。

  第二、意识论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现代生物医学证明,处于高级发育阶段的胎儿也是有意识的。[5]否则就不会有现代教育学所提倡的“胎教”、“0岁方案”。其次,即使假定极端的自由派所说的“胎儿以至初生婴儿没有意识”是科学的事实,那么从该论据中同样会得出荒谬的结论:杀死初生的婴儿也是无罪的,因为没有意识的婴儿也不是人;至于自我意识、推理能力、交往能力、理性说则更难站住脚。一些严重的脑瘫婴儿、患有严重精神病的婴儿以及幼年被狼叼走了的“狼孩”,哪怕他们成年了,也缺乏自我意识、推理能力、交往能力、理性。难道他们就不是人,可以像杀死一只非国家保护的动物一样杀死他们,却不构成故意杀人罪?最后,“自我意识说”也承认自己的观点存在缺陷:“把人定义为有自我意识的实体有一些困难。某些非人灵长类似乎有自我意识,如黑猩猩能够在镜子中辨认自己的脸和身体,受过训练的大猩猩科科能够用手势说话,会使用单数第一人称。而有些原始民族部落的语言却没有第一人称单数”。[6]这一缺陷是无法用“原则与例外”的理由搪塞过去的。

  因此笔者认为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承认部分胎儿属于社会意义上的“人”。

  (三)确认胎儿属于社会意义上的人的判断标准

  关于什么时候胎儿成为“人”,国外学术界大体上有5种观点:1.从受孕一开始就是人;2.合子植入子宫后成为人;3.脑电波出现后成为人;4.母亲感到胎动时成为人;5.胎儿在体外可存活时成为人。有学者对这5种观点都提出了反驳。笔者认为前4种观点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第5种观点是合理的。反对者就第5种观点提出两点质疑:1.任何动物也都可以在外环境中存活,但它们不是人。2.这种可存活性可随医学科学的进展而越来越往前推移,但是往前推移后,用人工辅助存活下来的胎儿是否都是真正的人?[7]但这两个反驳理由均站不住脚。

  首先,“任何动物也都可以在外环境中存活,但它们不是人”实际上是偷换了命题。将“可以在宫外存活的胎儿是人”的命题偷换为“可以在宫外存活的动物都是人”。我们所讨论的胎儿当然是指的“人的胎儿”,并不包括“牛马等其他动物的胎儿”。所以,“可以在宫外存活的动物不都是人”命题的成立,在逻辑上并不能得出“可以在宫外存活的胎儿是人”命题的错误。

  其次,“宫外的可存活性可随医学科学的进展而越来越往前推移”与“可以在宫外存活的胎儿是人”的命题并不矛盾。理由如下:1.科学的发展将人的生命提前或者将人的死亡推后,这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发展规律。对人的死亡而言,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们的平均寿命可能是50岁,随着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人均寿命延长了20年左右。恐怕没有人敢提出“一个用现代医药或者技术延长生命的人就不是人”的观点。对人的生命的开始而言,即使按照极端自由派的“出生说”,也不能否认依靠现代科学提前出生的胎儿仍然是人的事实。例如现代医学上的剖腹产技术,在结果上其实就是提前了胎儿的出生。没有人认为这些通过现代技术早产的婴儿不是人。所以,如果现代医学技术将“可以在宫外存活的胎儿”的时间提前,当然应当认定这些可以在宫外存活的胎儿都是人。2.该反驳论据隐含的另一潜台词是:胎儿可在宫外存活的时间标准是不确定的、模糊的、不可操作的。笔者认为这也不是问题。例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布莱克门曾经将婴儿的宫外可存活性的时间极限确定为第24周,[8]但现代医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婴儿的宫外存活性的时间极限在理论上已经提前到妊娠第20周。[9]哪怕这一宫外可存活的时间极限随着未来医学的发展还有可能向前推移,但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其标准却是确定的,也是可认定与可操作的。例如日本司法判例中,根据在昭和28年厚生省事务次官的通知,“在母体外不能维持生命期间”指“妊娠未满8个月”。此后,由于早产儿医疗技术的发达,这一期间逐渐缩短。平成3年以后,又改为受孕后未满22周。[10]因此,医学技术导致宫外可能存活性时间点的提前,并不是宫外可存活性认定标准的缺陷。

  总之,具有宫外可存活性的胎儿属于社会意义上的人。当然,笔者认为应该对胎儿在宫外的“可存活性”作出限制性解释,这种可存活性应该解释为通过医学技术维持其生命特征并且最终可以脱离该人工技术发育为成人的可能性。如果仅仅只是通过人工技术在短期内维持胎儿的生命特征,却最终无法发育为成人,那么这仍然不具有本文所指的“可存活性”。这就类似于一个成年人已经处于不可逆的脑死亡状态,仅仅通过一些人工手段维持其心跳或者呼吸,那么脑死亡的人就不能视为故意杀人罪中的人,而只能视为尸体。

  

  二、我国传统法学理论对胎儿权益保护问题上的消极态度

  

  由于我国并没有像多数西方国家那样规定了“堕胎罪”,因此我国刑法学通说长期以来,并没有讨论堕胎行为是不是侵犯了胎儿的生命权益问题。刑法学者也仅仅是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研究中,从反面论证堕胎行为不构成对胎儿的故意杀人罪,至多认为非法堕胎构成对孕妇的故意伤害罪。[11]我国刑法学通说在该问题上形成了如下几个基本的结论:“人的生命(权),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母体中的胎儿与人死亡后的尸体都没有生命权的存在”、“出生后的婴儿享有受法律保护的生命,可以成为故意杀人罪的对象……胎儿不能成为故意杀人罪的对象”,“堕胎与杀人具有本质区别”。[12]胎儿的生命与生命权没有得到刑法学界的认可,当然也就不存在对其生命与生命权的刑法保护。另外,即使在“何为出生”的认定标准上,我国刑法通说也是延后到极点。以大陆法系几个典型国家或地区为例,德国采取的是“阵痛说”,即母亲即将分娩,开始有规则地阵痛时,就是出生。日本采取的是“部分露出说”:即胎儿的身体的一部分露出母体时,就是出生。我国台湾地区部分学者采取的是“全部露出说”,即胎儿身体全部露出母体时,就是出生。而我国刑法通说与司法实践采取的是“独立呼吸说”,即胎儿在母体之外,且能够根据自己的肺部独立呼吸时,才是出生。[13]那些已经规定了堕胎罪的国家或者地区,在故意杀人罪中的“人”的出生采取的“阵痛说”、“露出说”尚可理解,毕竟杀死胎儿的行为即使不以故意杀人罪处理,还可以用堕胎罪来处理。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刑法在没有规定堕胎罪的前提下,仍然将故意杀人罪中的“人”解释为具有独立呼吸能力的人,这的确不利于对胎儿权益的保护。

  我国刑法学的“独立呼吸说”很可能直接采用的是我国民法通说的观点。在民法学领域,关于自然人出生的时间主要有“阵痛说”、“生声说”、“断带说”、“一部露出说”、“全部露出说”、“独立呼吸说”等观点,其中“独立呼吸说”为我国民法学界的通说,即以胎儿与母体完全分离而能独立生存时为出生。[14]尽管我国民法学在人的出生问题上采用的是“独立呼吸说”,否认胎儿是人,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在我国民事立法体系中,实际上有其他民事性法律条款部分涉及到对胎儿权益的保护。例如《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15]问题是刑法学界一旦采用了民法理论中的“独立呼吸说”,在现有的规则体系下,对胎儿的权益就无法形成刑法规则意义上的保护。

  当然,法学界对出生的“独立呼吸说”界定,是由我国过去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由于“文革”之前人口以几何级数的方式产生极度膨胀,庞大的人口对我国的社会、自然资源的消耗形成了极大的压力,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沉重包袱,乃至成为危及全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问题,所以我国确立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将计划生育政策视为基本国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0896.html
文章来源:《法学》2012年第8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