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许晓光:明治前期日本对国家体制的认知与论争

更新时间:2013-01-21 20:41:01
作者: 许晓光  

  形器具为何?是为君臣之义。盖此一义并非尽由我这凡人发明,而是几分慈爱之心与几分感恩之心结合而成。即君对下施以慈爱之心,民对上报以感恩之心。故居上者慈爱之心和在下者感恩之心愈多,君臣之义愈重,上下关系愈坚固”。然而中江认为,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在此制度下,有一难以克服之病根,何也?夫民对上所表达之感恩心,毕竟不过为君对下所施慈爱心之反应。故君主慈爱心之量减少一分时,人民感恩心之量以亦减少一分,其迅速如响声之回应。然而君主慈爱心之多寡,原本属于一个君主之资质。故若不幸,为君者天姿庸劣,群臣无论如何启沃辅佐皆毫无效果,君臣之义由此断绝,乱亡之祸因此发生”。[16]在这种国家体制下,人民和国家的各种利益完全托付在难以预料的不安全条件上,随时可能会因某些个人的偶然因素而遭受侵害。所以,中江依据长期实行这种政体的亚洲在近代的发展远落后于欧美的实际情况,予以比较道:“亚洲各国之民,一旦进入此境界以来,便停滞不前。至于欧洲各国,快者从17世纪起,迟者也亦从18世纪起,脱离第一步之境界,更进入了第二步之境界。此乃东西洋文明程度相异之原因。”[17]这里所谓的第二步,就是他将要论述的君主立宪体制。

  

  二、对君主立宪制的认识与构想

  

  津田真道论及君主制的三种统治形式时,将第三种称为“有限君主”制。对其政治的特征,他阐释道:“所谓有限君主之国,指在其行事上使君主之权有所限制之国体。限制之度多端,且限制方法亦甚多。限制由来如下:第一、由太古国民之风俗习惯而来;第二、由籍土制度而来;第三、由君主获得主权时之议约而来;第四、由在国宪条例中详定明记君民双方之权义而来。限制或涉及主权之全部,或惟止其一部分。所谓全部,即总括所谓制法、政令、司法三权而谓。”[18]

  我们通过津田的阐释,可以将其称谓的“有限君主”制理解为君主立宪制范畴的国家体制。它与以前的君主专制根本区别在于,君主的权力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限制和约束。津田把这样的国家体制看成一种最完善的国家体制,认为:“有限一头政治之政体,择取诸般国制之所善,且几乎芟除与各种政体同有之弊害,所留极少。有限君主之国体,取平民政治之所长,大长国民自立自主之心,壮其气力,又兼豪族政治之所佳,谋虑远、才智深,及一头政治所固有之国力强。国力强乃由于一君主总摄国事而国力统一。而政道无常,易朝暮变换,乃民政之弊。规模局少而不能登用平民之贤才,营钜室之私利,乃豪族政治之弊。国之起动乱而来大变乃无限君政之弊。周密预防此数弊,乃有限君主之国制也。”[19]在他看来,这种有限制君主的制度吸取了各种政治体制的长处,同时防止了其他各类体制的弊端。因此津田强调,这是最适合于日本的政治体制。

  加藤弘之与津田的观点极为相似,主张“上下同治”,并也对其政治构成特点作了表述:“一君主掌握天下之大权,即成为天下之元首。这并非如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以天下为

  私有、以亿兆为其仆妾之制度……故政府为天下亿兆之代表,以治理天下亿兆为本意。因此,其政令不能独为君主之专掌,必先制立公明正大确然不拔之国宪,万机皆依此为准,且臣民有参与国政之权利。加之由于担心触动君权以至专肆,将天下大权分之为三类,由其官员各充任、君主统括之。第一立法权,第二施政权,第三司法权是也。”[20]加藤指出,这种上下同治之所以无异于立宪君主制,是因为它具有四方面特点:首先,与君主专制制度将天下作为君主私有的性质不同,上下同治的本质在于将天下作为“天下之天下”;其次,受这种本质限定,其统治不能像君主专制那样可以随心所欲,而是必须按照制定的宪法规范进行施政;第三,臣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利;第四,为了防止君权专制,将以前由君主一人统管的三方面权力分立,由三方面的官员掌管。这种认识,就为加藤日后提出宪政思想作了理论准备。

  在具体实践构想上,加藤主张日本更适合于立宪君主政体。他认为,“君权无限之政体……动辄易产生君主政府暴政之政体。故决不足称良正之政体”,自然已被否定。至于“共和政治,虽不敢有待辨别实际是否良政体,但从来在君主政体之国,如突然采用共和政治,不仅决不能获得治安,或却至损害治安”。这并非否定共和制,而是认为目前日本不能遽然实行这种国家体制。否则会像法国那样,造成社会大动乱。[21]通过比较,加藤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英国优于民主共和的美国:“今以英美两国相比较,英为君主政体,世袭之君主不拘贤愚而得其位,又如世袭之贵族僧侣大抵不拘贤愚而掌握上院之特权,虽似不甚公明正大,但观察今日之政治实际及人民拥有自由权状况等,比起由天下众望所归之总统掌握政权、以天下公论选举出的上下院掌握立法权的美国来,可谓更有优点。”为什么这样认为呢?他指出“盖英之政体如上,为君主政体,故政权名义上由君主掌握。但其实不然,几乎由立法府掌管。再而更深入探讨其实,也不由立法府,而在所选举立法府之人民之多数。

  故虽名为君主政体,其实如真正之民主政体”。所以他得出结论:“尤其如我邦,以古来绝无革命,君民之情谊埋藏最为深厚,至数年之后开明进步之日,必以建立立宪君主政体。”[22]

  但是,加藤在此并未说明为什么“采用最公明正大政体之美国”反而不如采用立宪君主制的英国,这一点在他的政体理论中留下了重大缺失。

  日本近代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福泽谕吉(1834—1901年),是在明治宪法颁布后才评价君主立宪功能的。他将其称为“君民同治”,并认为:“君民同治立宪之政体中,将一国最高

  权力归于宪法,不仅国民丝毫不允许违背之,而且约定虽君主也不能违背之,恰如在君民之间安置了一种绝对之权力,若双方共受其制裁,则双方皆不可逞其所思。君主与国民相对,一方若有所伸,他方则不得不有所缩,成自然之理。在立宪政体下,双方不可能皆如意,故双方既不过分得意,也无过分不平,正好位于中庸,乃成政治运动之均衡也。”[23]在福泽看来,君主立宪政体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他一贯主张的“政治均衡”理论的优点。

  福本巴(1857—1924年)于1879年发表《普通民权论》,提出了“虚君制”思想。他认为,日本天皇之所以“万世一系”而血统不变,主要因长期以来天皇并未掌握实权,故而即便在武家政治期间常发生武力政变,也无人觊觎徒有虚名的皇位,皇室便能一直平安无事:“即使皇祖之圣诏如彼,国体之坚固如彼,国民之忠君如彼构成,也不能避免政权推移……

  随着政权落于武门之后,怨望也亦集于武门,以镰仓足利至德川氏,弑篡争夺常在武门,又无一人觊觎皇室。”但现在若让天皇亲理朝政,难免将引起野心家对皇位的觊觎,“今政权完全恢复于皇室,以使亲裁万机,若德望悉归朝廷,又恐成为怨府之事在所难免。以故作为臣民,今日预先护卫皇室至万世无穷。不使皇室掌握实权,且必须建立杜绝万世臣民觊觎之心之策”。[24]所以,他主张日本应继续实行天皇受国民尊崇但不掌实权的制度。福本的这种虚君制,实际上指的就是君主立宪制。

  中江兆民则称“君民共治”,认为:“君民共治之行于方今者,向之所谓英国是也。呜呼,为人民者,能共有政权,得一如英国,此亦可以无憾非乎!”[25]他在力主日本应向英国学习、建立君主立宪国家体制的同时,分析了这种政体的特点:“立宪制也和那君相专擅制相同,其君主或号称帝、或号称王,世代相袭,俨然位临万民之上。还有华绅贵族……亦世代相袭,拥戴于帝王周围,亦与专擅之国无异。”表面上看,君主虽仍“世代相袭”,而且还保留了各种贵族称号和高低贵贱等级,似乎同于专制政体,但本质上实有区别,即:“立宪国家,所设五等爵位,多不过为其个人及其家族的宠荣而已,其爵位所附利益,仅有列为上院议员一事。其领有大片食邑和拥有巨额钱财,乃彼辈自己经营所得,故与其他农工商自身积累之巨额财产并无不同,并非如专制国之贵族,坐吸民众膏血而肥其家。此亦立宪国远胜于专擅国之理由也。”[26]也就是说,称号并非与实际权力相伴,仅是一种荣誉;财产也并非依靠特权地位获得,而是与农工商一样靠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积累。

  身为统治集团成员的大久保利通认为,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政体应当是相对完善的政治体制。英国与日本在人口多少、国土面积等方面的情况类似。但英国建国仅八百年就如此发达,令建国上千年的日本望尘莫及。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英国建立的是能够让人民“各自为达自己之权利而谋其国之自主,其君主也亦使人民之才力通畅”的君主立宪“良政”。[27]所以他指出,日本要赶上欧美先进国家,也必须循序渐进地建立这种国家体制。

  

  三、对民主共和体制的认识和理解

  

  在对国家体制的构想中,明治前期日本社会根据对欧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认识,已萌发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体制的思想。这种情况在明治重臣木户孝允(1833—1877年)给河濑真孝的信中有所反映:“与今日时势一起,已公然议论共和政治等事”,“公开肆无忌惮地赞美共和……变形改风等至今日也成轻易之事。”[28]说明有关共和之类的舆论已在社会传播。

  在当时,有不少年轻人受到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产生了崇尚民主共和思想的倾向。1876年,原鹤巢读了《华盛顿传》后在《报四丛说》上表达了对美国民主制的仰慕,写道:“尧舜之所以治者,在其禅让。禅让之所以为至德者,以不私于亲爱也……盖美利坚有华盛顿者……立禅让群选之法,及至今也,其治愈盛而不衰矣。故以政治协和名其国,其治所以协和而愈盛者,盖亦在公选禅授矣。余读之叹曰:呜呼盛哉!禅让之德,尧舜之后,不得闻其法而迨至今也。见诸僻远之国,岂不敢歆羡哉……若夫以余为党华盛顿耶,余亦不敢辞之而已。”[29]他这里说的“协和”即指共和,“禅让群选”则指民主选举。由此可见,美国民主共和体制的影响正在日本社会扩散开来。

  当然在长期实行封建专制制度的日本社会里,对民主共和体制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受传统思想束缚和欧美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影响,有关民主共和体制的认识和评价呈现多维化趋势。津田真道把民主共和体制看成“平民政治”,对其特点进行了阐释:“平民政治之本来主旨,在于阖国全民悉领政权。故除儿女废疾等事实上自然不可给予政事者外,一切国人皆参与国政。国民不仅掌握君主大权,而且掌握主权之三方向即立法、政令、司法三权。当制作律法或变革废停之时,国民皆会同商议而行之。商议国家大事和战、制定和约章程、设置战备、任命文武官僚等事件,国民会同商议决定之。推问罪科、听断词讼,国民皆或拈阄轮流司之,或会同决之。国家官员即国民之臣。”[30]强调了人民掌握政权和官员对人民负责是体制的基本特征。津田就这种民主国家体制的利弊分析时,首先肯定“平民政治之利在于,扩大国民自立性,增长羞恶之心,壮自主之志,念念不忘国事”。同时却也列举了这种体制的弊害:第一,“虽曰国内会同协议决定国事,其实阖国全民会同之议论悉非一致,依从其说尤多一方决事。故议论其党与寡者,枉其意而不得不依从其多者。是其第一害也。此害不可言巨大。

  因为众民聚啸喧嚣,固非有深谋远虑者,惟见眼下之利害而不悟远大之得失,故为花言巧语而诱民者屡使诖误也”。即多数人往往凭借这种体制损害少数人利益。第二,容易造成“朝令暮改、政事无恒,且屡误国家之长策,丧失社稷之真利”。不利于政策的连续和政治的稳定。第三,极易导致“大众愚民有猜疑之情,屡忌俊杰之士,伏于其威名之下怖事,恒媚嫉之。是亦平民政治之害”。而这种嫉贤妒能的风气最终使“有才德之君子不得干预国事”。第四,“纯粹之平民政治之国,动辄变乱,易成大众愚民之暴政。此惟悟眼下之利害,欲以强暴完成其无谋之论”。即容易造成无序的动乱。由此他认为,“平民政治”最终变成“武人之天下”或“无限君主之国”实则必然。[31]当然,津田也认为经过调整或许可以避免一些弊端和减少些危害:“平民政治加以修正之制,国民由国民中推选其代表,操持国家大权者也。其选除按照一定律例,或任国民之意。在如此修正之平民政治之国,上述列举之害虽小,未可谓完全除去。”但是如果修正不当,或许适得其反而“成豪族政治也”。[32]在他看来,其弊害大于利。

  加藤弘之将民主共和国家体制称为“万民共治”,并以古代希腊为例分析了这种国家体制的特征。他论道:“在建立此政体之各国中,无君臣尊卑之别,凡全国人民皆可参加会议,以施行国政为本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banx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0835.html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3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