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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城市哲学(下篇)

——关于城市与城市史的理论思考

更新时间:2013-01-18 01:21:40
作者: 郑佳明 (进入专栏)  

  

  7、自然地理与城市。城市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演变的,某种意义上讲,城市是地理环境的产物。自然条件影响着城市规模的大小,特色优势,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城市自始至终享受着自然的赐予,承受着受着自然的制约,城市始终不变的目标是追求应该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自然的影响大致包括城市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生态气候三个方面。城市与地理位置的关系极大,城市本身就是地理位置的坐标,地理位置是城市的重要属性。在农耕时代,地理位置及其派生出来的气候、生态、交通、资源和人口问题是制约城市兴废的基本条件,对城市的影响至关重要。城址的选择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成果,反映了人类的地理知识和经验智慧。人类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学习城市地理。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关系到城市兴起、发展与变迁。城址选择,要考虑具体的地理特点,即傍河还是靠山,背水还是面水,环湖还是沿河,上岗还是下原,平川还是丘陵,港口还是河湾等等。有些是以单一的地理特征为主,有些则是多种地理特点共同起作用。城址选择是否正确,能不能使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会长期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许多城市的城址都在不断转移,而转移的主要原因,除了战乱灾害毁城之外,则是地理上的不利因素所造成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市的交通、资源、战略重要性、人口和属性等。

  湖南盆地位于中华文明南北中轴线和以长江为轴的东西轴线的交汇点上,湖南城市的发展,受到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北方向、东西方向移动的深远影响。古代由于西北方向游牧民族的挤压,中华文明的重心一次次南移、东移;近代资本主义从沿海进入和传播,中华文明重心又一次次北移、西移。湖南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战争文化、贬谪文化、移民文化,民族融合文化。拿战争文化来讲,湖南城市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古代多次南征到近代屡屡北伐,三湘大地,战在人先,和在人后,战乱频繁。所以湖南的城市多为防御性的,墙高池深,且屡屡被毁重建,长沙、衡阳等城市从古至今多次毁于战火。所谓贬谪文化,从春秋直至唐宋,大批政客文人流放于此,带来中原文化。他们身处逆境,深刻反思,留下大量宝贵文字,从屈贾到李杜,从《捕蛇者说》到《岳阳楼记》,多情浪漫,忧伤感怀,悲剧情结浸润萧湘。这些文化积淀使湖南的城市散发出人文的光辉。移民文化对湖南城市的影响更大更直接,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移民,对湖南城市人口的分布,城市人口的多样化,文化的多元化,宗教、方言和戏剧的多样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少数民族的血性也融入到了湖南的城市中,湘人血液里可能有一半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兄弟的血液。湘人的倔强、血性、卓励、敢死,铸就了长沙、衡阳这样的铁血城市。

  湖南的地形地貌赋予湖南城市婀娜多姿的形态和独特的文化气质。三湘四水一湖、山水纵横,湖光山色,湖南的城市几乎个个是天然的山水城市和绿色城市,规模不大,环境优美,四季常青,人与自然充分接触的城市。以长沙为例,长沙城四水环绕,橘子洲静卧江心,岳麓山耸峙江畔,山水洲城一体,美不胜收。地形地貌影响着城市的防卫、交通、防洪条件和城市规划设计、土地使用、建筑风格等等。内陆盆地的局限,中南丘陵的地形地貌,湿热多雨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水系,艰难曲折的交通,使得湖南城市的规模、分布和城市的交往与沟通深受影响。

  生态气候影响到城市的宜居程度、市民生活的品质和城市的文化特色。湖南盆地三面环山,坐南朝北,冬天冷夏天热,气候多变潮湿,地形复杂多灾。生存条件比较复杂、历史发展比较曲折,因而人的抵御能力和斗争性较强,自古湘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大概与此有关。北方城市里面出来的人,大气、彪悍、粗犷,憨直胆大,南方城市小桥流水人家,杏花春雨江南,出来的人文弱、聪明、儒雅。湖南盆地面朝北方,山山水水,山水相连,山使人勇敢坚毅,水让人变化通达,湘人兼有北人和南人的气质,有能打仗、会读书之说。

  8、规划建筑与城市。规划是主观和客观结合的产物,是使城市的地理生态系统与人文社会系统相匹配的一个连接点,规划建筑系统要准确深刻地认识自然、认识生态,趋利而避害,找到人和自然相处的两利方法,使人和自然达到和谐;也是把城市里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整合、组装到一起的设想和载体。城市的综合功能和多方面协调是通过规划、建筑系统来实现的。规划建筑系统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政治机构、经济实体、文化设施的安置和运行,满足市民安全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生产的需要、交换的需要、交往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城市规划要遵循整合原则、安全原则、经济原则、美学原则和社会原则,都取决于城市规划的水平。

  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空间发展的合理组织,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从城市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合理和有序地配置城市空间资源;通过空间资源配置,提高城市的运作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保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建立各种引导机制和控制规则,确保各项建设活动与城市发展目标相一致。从物质要求上讲城市,相对比较容易做到,被忽视的往往是城市规划建筑的精神文化意义。

  从规划建筑的角度讲,城市的物质空间本身就是文化。物质的城市是精神的体现,物理的空间是文化的容器,这就是城市规划建筑的文化作用。城市的规划建筑是新的文化范式,是新的文化记录、阅读和传播的方式。“空间的社会功能极其丰富,它还是传播知识体系的媒介。传统中国识字率低下,儒家伦理道德、宗法观念等作为传统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有时就通过空间来传播,大至城市中的宫城、官署,小至日常房屋结构、宗祠牌坊,都在安排并宣扬着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慎终追远的伦理观念,这是儒家思想能够日常生活化的重要基础。近代城市新型空间出现后,空间开始述说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空间布局基本的依据就是现代西方的学科分类,中国本土事物也被纳入现代学科谱系之中。如博物馆、博览会等展现、叙述的是现代科学知识,而古物陈列所、国货陈列所等则宣传着历史、经济等知识。”[1]即使是在今天,信息传播极为方便的时候,人类对城市空间的需要也不会减少。

  这是因为人类对文化的需求有形而上的东西,也有形而下的东西。《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有时我们忽视有形的东西,实际上形而下的东西是非常重要,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是城市最大的特点。一位罗马教皇曾经说,让人们信仰上帝、相信我们,不仅仅要靠《圣经》,还要靠宏伟的大教堂,从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帕特农神庙到建筑了五百年的科隆大教堂,都表明建筑对精神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对众多的市民来讲,形而下的东西影响更大,这是城市的人文精神,建筑中的人性。人类的建筑艺术带来的文化震撼只有城市才有,城市是形而下的文化的大工厂。不仅仅是城市的建筑,还包括城市的格局、城市的位置、城市过去的防御设施和公共设施,都是人类宝贵的遗产,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饱含了人们的精神和智慧,保留传达着古代的城市文化信息,唤起人们对城市认同与情感。许多海外游子回到故乡,仅仅是追寻老城的历史记忆。一个城市拥有较多古代建筑,一些古老街巷,一些古代地名,一段远古以来的城墙,城市的味道马上就不一样。

  

  天人合一的哲学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城市规划。这种影响不只是文化追求,而是对社会结构的空间安排。“空间就是社会结构运作的基本条件。建筑是构成城市空间最主要的构件,它具有塑造社会组织的功能。史学界对建筑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外在形态、风格与文化的关系,而相对忽略建筑的内在结构所具备的社会功能。空间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层组织进入中国的最初形式,当工厂、银行、学校等现代性机构进入中国城市后,空间安排对工人、职员及学生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既体现于外部建筑形式从物质感官上引导人们对西方社会科层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也体现于内部空间结构对人的约束。因此,现代机构多采行西式建筑这一空间形式,以促进现代科层组织与社会结构在中国推展。从空间维度研究城市,可以将组织化、结构化的城市特性更深刻地展现出来。”[2]

  湖南城市常常依山就势,滨临江湖,沿江沿湖设置水陆交通。与东北华北西北平原高原的大面积城市不同,湖南城市多半依山傍水,是军事要塞、交通要道,水运枢纽;规模小巧玲珑,城市人口发展缓慢。城市的形状没有那么方正、规则,不像北方城市那样讲究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往往是靠水一面较低,街道和建筑逐渐抬高,既要便利给排水,又要防治水患;市场和商业区与码头比邻,城里道路蜿蜒,民居的住宅呈扇形延展,建筑物体量较小,建筑基本就地取材;湖南城市规划建筑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宗庙、衙门和祠堂往往处于城中心位置,也兼容佛道,城市大都建有庙宇和道观。世俗文化也很受重视,城镇都有私塾、学堂和戏台。古代湖南的城市,在规划建筑上主要满足政治统治和精神需和市场交换三个方面的需要。湖南的规划建筑是城市发展中最有个性的一部分,是物质和精神的凝结。湖南历史上天人合一的城市,给我们良多有益的启示。

  9、行政权力与城市。中国古代城市是皇权统治下的城市,立法司法和行政一体,表现为行政权力主宰城市,到近现代经济因素的作用才逐渐加大,直到现在政治力量也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在空间上把物质的东西集约到一起的时候,人类把自己也集中到了一起。在冷兵器时代,人口的集中,使城市加强了三个政治功能,第一是国家的安全功能。城市是国家安全网络上的枢纽,军事防御的要塞和进攻的基地;第二、城市本身的防御能力和周边安全大大增加强;第三、城市内部的秩序和治安。不同阶级、等级,不同民族、家族,不同文化、宗教的众多人口,在利益观念上的安排协调,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三个方面,都是以政权为主导的,在古代是以皇权主导的。湖南自古以来,城市面临水灾、火灾和盗贼的威胁,城市的管理是统治者的重要任务。

  刘易斯•芒福德明确肯定了王权制度在城市诞生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他说:“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我们现今所熟知的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还只是一种附属现象,而且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晚些。……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于诸宫廷和庙宇的控制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则将亘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的城市中,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3]

  人口的集中不仅是物质要素在空间上的简单聚拢,更重要的在于集体力量的凝结和统一意志的形成,而这种状态是专制统治和儒家文化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科举制度,把有利于皇权统治的儒家思想贯穿到教育中,把人生追求和官场规范、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城市科场和乡村故里、中国的南北东西都连接统一起来。科举制度和后来的书院制度,都成为皇权的一部分,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城市的发展。皇权和城市相互依赖,城市强则国家强,城市弱则国家弱。城市本身的管理和通过城市对广大农村的管理使城市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枢纽,城市体系成为国家统治的体系。

  皇权的强大影响到城市的各个方面。古代中国城市的主要功能是郡县治所和军事要塞。财政收支由政权把持,经济活动受到政权的主导和官僚阶层盘剥。包括剩余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奢侈品,也主要服务于王权和政治。政权主导的城市,常常随着政治变迁而变迁。政治变动和战争常常导致治所迁移和城市兴废。这是湖南城市史上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湖南设置行省较晚,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发展也较晚,改土归流之前,汉族地方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存,一方面使湖南的行政管理带有边疆的军事的色彩,另一方面中央行政力量的薄弱,也使城市具有自己的个性空间,地理文化、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孕育了色彩斑斓的湖南城市。皇权统治使德治和人治在中国城市大行其道,在湖南,由于中央力量的薄弱,相对分割的地方势力强大,人治专制色彩更浓一些。直到近代化开始之前,民主、自治和法治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

  10、精神文化与城市。城市不仅仅满足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需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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