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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琪 杨磐:犯罪学标签理论的应然走向

更新时间:2013-01-16 22:17:54
作者: 李明琪   杨磐  

  

  【摘要】标签理论是一组用来解释犯罪发生原因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是以司法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反应系统,在赋予人们行为以特定属性之后产生的,认为社会对犯罪的反应,反而会促使犯罪的发生,揭示了社会反应机制的犯因性特征。在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标签理论经历了理论发展的波峰和波谷。标签理论应当向“标签对受标定者的影响”方向发展。

  【关键词】犯罪学理论;标签理论;应然走向

  

  任何理论、学科的发展都会受到社会的客观需求的影响,可以说社会需求是理论发展最好的动力,在这一“看不见的手”支配下,理论自然地向前发展;同时,理论研究并非仅是被动进行的,研究者对其进行规划也是理论发展与完善的必要条件。在我国的理论犯罪学研究中,不乏对犯罪学理论的介绍和分析,但对其理论的发展规划研究则较少,这不利于延续和扩展犯罪学理论的生命力。因此,笔者将标签理论作为研究客体,对该理论的发展走向进行了粗浅的思考。

  标签理论在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理论发展的波峰和波谷,理论内部各个研究脉络的发展并非是匀速进行和平行展开的,这决定了标签理论的理论重心所在,影响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继而决定着标签理论的理论、实践价值的实现。因此,对理论走向的规划和研究是必要的。笔者认为,标签理论应当向“标签对受标定者的影响”方向发展。

  

  一、标签理论的提出

  

  标签理论(标定理论,labelling theory)又名社会反应理论{1},是犯罪学领域众多理论之一,它利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论述了犯罪发生的原因,属于犯罪解释学的范畴,在犯罪学众多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标签理论与大多数犯罪学理论将犯罪原因归结为犯罪人或者社会不同,标签理论的核心观念是,犯罪或越轨行为不是行为本身的特质,而是社会对该行为作出标定或反应的结果{2}139。该理论试图揭示司法活动等社会反应机制的犯因性,因而具有批判犯罪学的色彩。

  标签理论来源于社会学中主流理论流派之一的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2}126。符号互动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60~70年代盛行一时,至今仍有很大的社会影响{3}。符号互动论认为在人际互动之中,人们赋予事物特定的意义,将这种事物符号化并据此做出行为{4},该理论包括了自我实现预言理论、[1]拟剧理论等具体的理论。标签理论在时间维度上的发展轨迹与符号互动论基本相同,这与二者彼此的层递关系是分不开的,然而,相比符号互动理论纷繁复杂的理论支流,标签理论整体而言是条理清晰的。标签理论不仅沿用了符号互动理论的研究方法,而且其直接运用符号互动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观点来发展自己的理论,如标签理论在解释犯罪人对标签内容的认同和内化时,直接运用了“镜中我”理论和自我实现预言理论的概念和逻辑。可以说,标签理论就是符号互动理论的演变与具体应用。

  标签理论是一组用来解释犯罪发生原因的理论,理论包括多个相互联系的观点。国外的犯罪学家往往采用罗列命题的方式对标签理论进行概括,如克拉伦斯·施拉格将标签理论的基本观点归纳为九个基本假设,富兰克林·威廉斯三世(Frank P. Williams Ⅲ)和玛里琳·麦克沙恩将标签理论的要点归纳为十项{5}。我国学者则习惯于运用下定义的方法对标签理论进行总结,因而,对标签理论的定义存在着不同的表述,概括起来基本包括以下内容:1.犯罪是以司法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反应系统,在赋予人们行为以特定属性之后产生的;2.没有贴标签的行为就没有犯罪行为;3.社会对犯罪的反应,反而会促使犯罪的发生;4.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犯罪人对标签意义的认同、内化的过程而实现的。

  在标签理论所阐述的犯罪发生机制中,“标签”是最为重要的元素,“贴标签”的行为是犯罪发生的肇始。

  犯罪学研究视域下的“标签”具有独特的涵义,是指包括司法系统在内的正式反应主体与包括家庭、社会大众等在内的非正式反应主体对于犯罪或越轨行为的一种认识,[2]是人们对于其难以接受的行为进行的一种抽象概括。标签理论认为,客观的标签在转化为主观的标签时才会产生实质的效用,受标定者与司法机关、警察、邻里和家人等通过“犯罪”这一标签--连接点--进行沟通,最终形成犯罪这一社会现象。

  贴标签是指家庭、亲友、社会大众、司法机关等主体对于实施了犯罪或越轨行为的人进行否定性评价的过程。所有违反现有规范的人都有可能被贴上反叛规范的标签。整个标签理论都在关注贴标签的活动及其附属效应,包括标定者对标签内容的选定、对受标定者的选择以及受标定者对标签内容的认同、内化等方面。理论界认为贴标签的活动会发挥以下两种功能:一是贴标签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控制作用(正功能);[3]二是贴标签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犯因性作用(负功能)。[4]标签理论更多地关注贴标签行为的犯因性这一负功能。

  

  二、标签理论发展的动态分析

  

  标签理论解释犯罪是如何在动态的(社会互动和人际互动的)过程中发生的,因而,属于犯罪的社会过程理论范畴。在已有的标签理论研究中,不乏对贴标签的过程、互动的次序的研究。本文对标签理论的研究亦采用动态的分析方法,首先描述互动过程中犯罪发生的路径,其次对不同时期标签理论的研究重点落在犯罪发生过程中的哪一阶段进行具体的分析。

  图1 标签对继发犯罪行为的影响

  图1所示:行为人在实行初始犯罪行为时,该行为本身不当然获得“越轨”或者“犯罪”的评价,其中,部分犯罪人不会被贴上“罪犯”的标签。[5]然而,部分行为人则会被包括司法机关、朋友、家人在内的社会反应主体发现,并认为其行为是违反道德或者法律的,并为该行为人贴上了“罪犯”的标签,继而行为人开始对这一标签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进行消极的自我认同--行为人开始按照被强加的社会角色所应当遵循的行为模式进行表现,出现了自我实现预言的现象,导致了继发犯罪行为的发生。

  标签理论有明确的研究起点和终点(该理论从图1中标示的阶段1开始,以阶段4结束),[6]从这个意义上讲标签理论是封闭的犯罪学理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继发犯罪行为发生之后,即阶段4之后,可能会发生社会反应主体再次为犯罪人贴上“罪犯”的标签的活动(阶段5的省略号表示阶段2至阶段4的往复),[7]这一过程强化了犯罪人对标签内容的认同,所以说,标签理论的封闭性是相对的。另外,在这一研究区段中,标签理论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所以说标签理论又是开放的犯罪学理论。

  在不到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标签理论经历了理论发展的波峰和波谷,各个研究方向也有自身的研究重点,其中,下文所述五位学者的研究最为突出,也基本上奠定了标签理论的主体结构。故笔者将以下五位学者的研究作为标签理论研究的代表进行分析。

  (一)弗兰克·坦南鲍姆的研究

  犯罪学家坦南鲍姆(Frank Tannenbaum)是标签理论的开创者,其理论被称为“邪恶的戏剧化”理论,与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采用了相同的研究手法。[8]按照坦南鲍姆的观点,犯罪是由社会制造的;犯罪人的产生过程,是一个社会对有不良行为的少年给予消极反应,使其对这种消极反应产生认同,从而逐渐走上犯罪道路的互动过程{6}395。可以看出,坦南鲍姆的理论为标签理论确立了基本的研究框架,他所做出的贡献是为标签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但其对于标签理论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从利默特开始,标签理论逐渐走向深入。

  (二)埃德温·利默特的研究

  利默特(Edwin M. Lemert)丰富了标签理论的基础内容,提出了“初次越轨行为”(primary deviance)和“继发越轨行为”(secondary deviance)的概念。初次越轨行为即图1所示的阶段1,继发越轨行为即图1所示的阶段4,区别两种不同越轨行为的标准是该越轨行为是否受到了标签的影响。在贴标签行为的作用下,犯罪行为由“初次”状态进入到了“继而”状态,实现了质的飞跃。利默特紧接着论述了犯罪行为从“初次”进入“继而”的发生机理。利默特的研究在上文中已有叙述,并且其与坦南鲍姆的研究基本接近,都是粗线条地解释受标签影响下的犯罪发生过程,此处不再赘述。

  (三)霍华德·贝克尔的研究

  与坦南鲍姆和利默特的理论不同的是,贝克尔(Howard Saul Becker)的研究重心是贴标签本身,其理论内容在整个标签理论中所处的位置是图1的阶段2部分,该研究是标签理论的重要研究方向,贝克尔也因此被称为“与‘标定’一词的联系最为密切的人”。正是贝克尔的研究使得标签理论第一次到达了研究的顶峰,成为犯罪学理论的主要流派并盛极一时。与贝克尔持有相同学术观点的犯罪学家还有许多,如约翰·基楚斯的研究。因贝克尔的研究最为重要,故笔者将贝克尔的研究作为标签理论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

  贝克尔指出:“社会群体通过制定那些违背它们就会构成越轨行为的规则来创造越轨行为,并且将那些规则适用于特定的人,给他们贴上局外人(outsider)的标签。根据这种观点,越轨行为不是个人实施的行为的特征,而是别人将规则和制裁适用于‘犯罪人’的结果。越轨者是被成功地贴上标签的人;越轨行为是人们如此标定的行为。”{6}399

  贝克尔的研究解释了哪些人是给他人贴标签的人(贝克尔称之为“卫道者”),相反哪些人则会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并且指出卫道者是如何选择局外人并给他贴上“犯罪人”的标签的。他认为卫道者大多数是处于社会结构上层的有权势的人,他们希望通过制定并适用规则来改变社会结构下层的人,以实现更好的社会状态。在贴标签的过程中,卫道者会考虑身份、种族、社会地位等因素。以贝克尔为代表的标签论者运用互动的概念来定义犯罪,认为犯罪的本质并非是违反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行为,而是社会统治阶级制定行为标准并对违反该标准的人和行为进行否定性适用的结果。换言之,假若将贴于犯罪人身上的标签去除,那么也就不存在犯罪与犯罪人。在标签论者的犯罪定义观中,“标签”才是犯罪产生的必要条件,贴标签的行为促使犯罪的产生。可以看出,贝克尔对于图1中的阶段2部分做出了全面且细微的研究,其理论观点与冲突理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将犯罪解释为是不同群体之间价值观或利益冲突的产物。

  (四)罗斯·马素达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马素达(Ross Matsueda)之前的标签理论者对社会反应的认识仅仅局限在了司法活动等正式的社会反应形式上,对于非正式社会反应的标签效应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9]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坦南鲍姆在对贴标签行为进行研究时就认为,贴标签的主体不仅包括司法系统,而且包括社区、家庭等非正式反应系统。[10]马素达的贡献在于其不仅开始重视非正式反应系统的犯因性作用,而且其通过对美国全国青少年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证实了其提出的理论观点。

  在马素达之前,犯罪学家对标签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未实现对标签理论假设的支持,有的结论甚至否定了标签理论的内容,这一研究情况使得标签理论逐渐失去了犯罪学理论界的地位。马素达之后的标签论者认识到这一缺陷,其在提出自己理论观点的同时,开始注重对观点(假设)的实证性研究。纵观马素达之后的标签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拥有了更大的比重。马素达的研究丰富了贴标签主体的范围,其研究区域基本上属于图1中阶段2的范围。

  (五)布雷斯韦特的研究

  在分析布雷斯韦特(Braithwaite)的理论之前,我们需要将图1进行深化。如图2阶段3所示,一部分被贴上“罪犯”标签的犯罪人不会对标签内容进行认同、内化,相反,另一部分犯罪人对标签内容进行了认同和内化,并且实施了继发犯罪行为。标签理论认为犯罪人对标签内容的认同、内化会导致继发犯罪行为的发生。布雷斯韦特正是对这一发生机制进行了研究。

  图2 标签对继发犯罪行为的影响之再分析

  1989年,布雷斯韦特发表了名为《犯罪、羞耻和重新整合》的著作,提出并非所有的贴标签行为都会促成再次犯罪行为的发生的观点,这提醒人们更加理性地看待标签的影响作用,并开始研究标签影响人们行为的机理。布雷斯韦特认为,初始犯罪人是否因受标记而再次犯罪是与其是否因受标记而感到羞耻有关。若初始犯罪人被贴标签后,受到了责备和惩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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