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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货币竞争的政治基础

——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

更新时间:2013-01-16 20:43:25
作者: 李巍  

  以配合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23]

  第三,操控性权力。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在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中会占据主动地位,它甚至还能操控国际货币关系。这具体体现为它具有改变国际汇率体系的优先性和主动性,因为国际汇率体系是以国际“关键”货币为中心的,“关键”货币改变自身价值,就能扰乱整个货币体系,从而给其他国家调整汇率制造政治上的压力。1971年8月,美国单方面的决定推倒了二战后由其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迫使其他国家必须适应浮动汇率制。1985年,美国通过多边货币外交达成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2003—2005年,美国施加压力,推动中国改革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且使人民币汇率在随后的三年里升值达21%。这一系列改变国际货币关系的经典案例,都是美国通过美元地位发挥操控性权力的结果。[24]

  不仅如此,国际货币发行方还可以利用其作为计价货币的地位,通过控制货币数量影响商品价格,从而形成一种控制市场价格的权力。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需求锐减和对未来悲观的经济预期,国际石油价格由2008年7月的147美元/桶下跌到2009年2月的33美元/桶。但是,随后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经历了新一轮大牛市,从33美元/桶一路飙升到2011年初的110美元/桶。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国际油价的大幅涨跌几乎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完全受制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因此,有评论认为,国际油价被美元汇率“挟持”。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密切配合,通过控制美元的利率和汇率,掌握着全球大宗商品和股市的定价权,从而使美国可以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周期来操纵全球期货市场、股市、汇市、楼市的涨跌。

  综上所述,国际货币能够给该种货币的发行国带来超额的经济利益和特殊的政治权力,它在总体上加剧了处于经济相互依赖状态下的大国和小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因此,犹如每个企业都角逐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一样,每个国家也竞相角逐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更高的地位,并约束其他国家的货币特权。尽管国际货币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但是如果国际货币特权遭到滥用,国际信誉过度透支,则该种货币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从而给其他国际货币的崛起提供机会。而对于国际货币的成长和衰落的原因,不同学者提供了不同的解释视角。

  

  二、国际货币与市场驱动

  

  经济学者通常强调国际货币成长的市场因素,并对其进行了非常完善的研究,他们认为国际货币是私人行为体在市场交易中自由选择的结果。尽管他们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用于分析和预测一种货币国际地位变迁的综合理论,但是他们在一些影响国际货币成长的基本市场因素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根据经济学者的研究,一种货币充当国际货币主要取决于如下三个核心的经济因素:交易网络的规模、货币价值的信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25]

  首先,货币所具有的交易媒介的职能决定了国际市场的交易者更倾向于使用一种已经被广泛使用的货币。研究者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一直是国际货币的交易成本问题,市场行为体都倾向于使用交易成本更低的货币。[26]对此,保罗·克鲁格曼的表述更为直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货币的微观经济基础就是交易成本,对交易成本的算计决定了一种货币的国际使用。”[27]这使得国际货币具有显著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28]又可称之为规模经济效应,即该种货币在国际市场上使用率越高、发行量越大,其用于跨国交易的成本就越低,使用该种货币的收益也就越高,相应地,该种货币的国际地位也就会进一步提升。[29]而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规模和其对外经济活动(贸易和金融)规模则是一种货币形成网络外部性的两个根本性的经济指标。一种货币在国内层次的流通规模是决定该国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基础性因素,其在国内的流通网络越大,其产生潜在外部性效应的可能也就越大。同时,其对外经济活动规模越大,则越能建立起国际交易网络。[30]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将语言的推广和货币的流通进行了著名的类比,认为无论是对语言的选择还是对货币的选择,都取决于它们使用者的规模。[31]因此,国际货币是经济大国和外向型经济体的专利,小国和封闭经济体的货币不可能实现货币的国际化。

  其次,货币从根本上说是财富价值的代表,一种货币是否受到欢迎,取决于国际行为体是否对该货币所代表的财富价值即购买力抱有信心。正如哈耶克所说:“竞争性的货币发行者必须向其客户提供的最具吸引力的东西是,它得保证,它发行的货币的价值将会维持稳定。”[32]而货币所代表的财富价值又分别通过对内价格和对外价格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前者是指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代表着该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后者是指国际汇率水平,代表着该货币在国外的购买力。一种面临对内通胀和对外贬值前景的货币将丧失信誉,进而使市场行为体不愿持有该种货币,反之,该种货币将更具有吸引力。[33]因此,对于市场上的投资者和交易者而言,最安全的货币必然是内外价格都相对稳定的货币,而货币的突然大幅贬值是对国际货币最大的伤害。在20世纪,英镑在1931年、1949年和1967年经历了三次大规模贬值,这直接导致英镑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塔尖上坠落下来。特别是1967年的贬值,致使外国持有的英镑资产大规模转移出伦敦,从而重创了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34]相反的例子则是德国。由于接受了历史上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的教训,德国建立了完全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并把稳定马克的币值放在首位。这样,德国政府就不能指挥中央银行用发钞票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也不能任意向银行融资。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中,德国的通货膨胀率最低,其次是瑞士和日本。正是因为德国成功地保持了马克币值的稳定,从而使马克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关键货币。

  再次,货币的国际使用还需要发行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支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必须拥有富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前者是指参与者的类型和数量,而后者则是指市场上的交易量。而两者的培育通常来自于免受国家干预和管制(比如贸易和资本管制)的自由环境。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共同决定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而流动性问题之所以影响货币的国际地位,也是源于国际货币的三种职能。一种货币要想被运用于国际交易、计价和储备,则要求这种货币能够被更多的金融机构所接受,并且能够用它进行尽可能多类型的金融资产的买卖,比如股票和债券等,因为货币的持有者通常希望将其转换成更有增值前景的金融资产。因此,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受制于该货币发行国是否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是否能为该国货币的外国持有者提供优质和丰富的金融资产,并且保证金融资产随时可自由的兑换。巴里·艾肯格林在分析英镑成为国际货币时特别指出,英格兰银行对金融流动性和黄金可自由兑换的保证,极大地增强了英镑的国际吸引力。[35]而很多学者将20世纪90年代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受限,归因于日本金融市场的狭窄。[36]

  

  表2

  

  

  经济学家对上述三种决定货币国际地位的因素有着基本共识,但在分析具体的国际货币格局变化时,却经常发生尖锐分歧,这是因为不同经济学者对上述三种因素所占权重有着迥异的认识。有学者看重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有学者则看重货币价格的变化,还有学者更看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但不管如何,市场驱动派的分析路径认为,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首要取决于货币在发挥交易、度量和储备这三种职能时,对市场行为体所产生的经济吸引力。尽管他们也部分承认政治力量在影响货币国际地位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但大都认为这种因素是间接或者附属的,因此通常可以予以忽略。正如一位经济学者所言:“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国际货币的形成,源自于私人行为体通过市场力量的选择,而不是政府的决断和命令。”[37]

  

  三、国际货币与政治推动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如果忽视政治因素,对于国际货币的任何研究都是不完全的,他们甚至认为国际货币主要是政府而并非私人部门选择的结果,市场力量在具有“丛林”性质的国际体系中,无法自发孕育出广受认可的国际货币。

  在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其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冲击,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学中一个分支学科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38]而国际政治经济学从诞生伊始,就重点关注国际货币问题。作为该学科创始人之一的苏珊·斯特兰奇曾批评道,当时关于英镑未来国际角色的讨论完全被坚持市场导向分析的经济学者所垄断,她强烈指出,在决定一种国际货币的未来时,国家和政治发挥了核心作用,因此她认为需要一种“关于国际货币的政治理论”。[39]斯特兰奇关于英镑国际地位的研究可谓开启了关于国际货币的政治学研究的先声,并很快推动了国家促进派的壮大,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

  在日后的学术演进中,国家促进派又逐渐发展成为两个分支,一个学术分支强调他国政府出于技术性考虑,选择一种货币作为驻锚、干预和储备货币,这种出于经济目的的外部支持促进了一种国际货币的成长,该派被统称为工具派。另一个学术分支则更强调国家外交和地缘政治对于促进国际货币成长的作用,他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所做出的政策选择促进了一种国际货币的成长,其又被称为地缘派。

  (一)工具主义路径

  工具主义路径受经济学影响较大,虽然它强调政府的政策选择对于货币国际成长的意义,从而将工具主义路径与市场驱动派区别开来,但同时它又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选择是对市场环境和经济绩效的回应,从而与地缘政治派划清了界限。工具主义路径认为,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是政府之间为了稳定国际货币秩序、提升经济效率而进行技术性协商的结果,它从根本上服务于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政府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高度依据经济理性来选择(支持或抛弃)国际货币。

  迈克尔·杜利等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和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美元国际地位的比较分析,就是用工具主义路径考察国际货币地位的代表性研究。[40]在布雷顿森林时代,日本和西欧国家选择将其货币钉住美元,并且随着经济的恢复而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在杜利等看来,这些国家之所以愿意给美元的国际地位以官方的支持,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它们维持低估的汇率,促进对美出口。而美国也乐意接受这种情况,因为它从这些国家获得了非常廉价的金融资源,以实现更加广泛的国际抱负。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随着西欧国家致力于建立区域性货币联盟,而日元开始国际化,东亚新兴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则成为美元最主要的官方支持者,而其中逻辑也如出一辙。[41]美国以市场开放来换取他国持有大量美元储备以支持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是政府间进行经济利益交换的产物。

  经济学者罗纳德·麦金龙提出了工具主义路径的另一个变种,他首先承认杜利等人的基本论点,即美元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政府选择钉住美元并持有大量美元储备,但是他反对杜利等人对于这些国家行为的“重商主义”解释。他认为,无论是先前的西欧国家和日本,还是后来的东亚新兴国家,它们选择钉住美元并大量积累美元储备,是为了给其宏观经济政策和价格水平确定一个货币锚(mone taryanchor)。这些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都曾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国内金融失序,而钉住美元是货币当局可以选择的最好方法。[42]

  总之,工具主义路径是与市场促进派相对比较接近的一种解释路径,它们都强调经济因素对于国际货币的重要意义,只不过前者将考察的重心放在政府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技术性选择上,政府在经济上的理性选择被赋予重要的意义,而后者基本“省略”了政府的行为。但是国际促进派的另一支则认为,政府对国际货币的选择还取决于地缘政治考虑,国际货币的使用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现象。这一派绝大部分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他们对市场促进派和工具主义路径提出了比较彻底的批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关于国际货币的研究。

  (二)地缘政治路径

  地缘派通常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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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ban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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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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