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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长军:语境与困境:侦查程序完善的未竟课题(下)

更新时间:2013-01-12 23:29:04
作者: 周长军  

  载《南方都市报》2009 年 8 月 20 日。)受害人由此可能会报案无门,(注:比如,在河南尉氏县“强迫学生卖淫案”中,多位受害者家长在得知自己的女儿惨遭蹂躏后不敢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个别家长顶着压力到派出所报案,警方非但没有加紧破案,反而置之不理,百般刁难。在报案无门之后,一些在郑州打工的家长找到了当地媒体以及北京几家媒体的记者,欲将这起案件查个水落石出,但当地政府及公安部门不仅没有给予便利,反而对媒体记者的采访活动百般阻挠。参见孔力:“河南尉氏县‘强迫学生卖淫案’五人因渎职获刑”,载人民网,最后访问日期:2011 -11 -16。)尤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侦查机关违法轻纵乃至不予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情况相当严重。或许是基于同样的认识,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国家森代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所作的历年(2002 -2010)工作报告中,都把有案不立、有罪不究、漏追漏诉、执法不严等选择性不执法现象作为检察监督的重点领域,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不仅提升了法律权威,也改善了司法机关的形象(表 1)。

  表 1 山东省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选择性不执法的监督情况(注:参见国家森:《检察工作思考与实践》(上册),自印版,第 350 -448 页。因 2003 年和 2008 年的《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都是对五年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当年的数据不清楚,故这两年的相关数据空缺。)

  令人不解的是,对于选择性不执法这一侦查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新刑事诉讼法没有进行任何应对性修改举措。比如,为解决立案或者撤案监督不力的问题,学界普遍主张赋予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立案后迟迟不予侦查或者又很快撤案,经监督命令后仍然消极对待时直接予以立案侦查的所谓机动侦查权,但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采纳这一合理建议,以致立案或者撤案监督不力的问题仍将持续下去。

  其二,刑讯逼供问题。刑讯逼供是我国侦查实践中的顽疾[1](P. 13 -269)。近些年来媒体披露的诸如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等之类的在全国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的冤错案件,都可以追溯到刑讯逼供的根源。为解决这一问题,如前所述,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讯问程序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并且新增了刑讯逼供的两种替代性取证方式:一是便于侦查机关诱惑取供的坦白从宽法定化;二是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的法定化。

  尽管如此,在犯罪嫌疑人负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义务的当下我国,仍然存在很多进行刑讯逼供的空间和可能。比如,实证调查表明,侦查人员在抓获犯罪嫌疑人后,常常会利用送看守所之前的一段时间进行突审,刑讯逼供也多发生在这段期间内[2],但遗憾的是,新刑事诉讼法仍然规定,拘留后送看守所羁押前,侦查机关可以有长达 24 小时的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因而没有封堵住送看守所之前的讯问活动。又如,新刑事诉讼法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中传唤、拘传的时间延长至 24 小时,虽然同时规定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但由于立法表述的模糊性,实践中很容易出现利用疲劳讯问、饥饿讯问等变相刑讯行为获取口供的问题。再如,由于没有确立看守所内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而且除特别严重的案件外,讯问时是否录音录像基本上取决于侦查人员的自由裁量,加之,看守所仍然隶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与侦查人员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密关系,因而录音录像能否做到全程和客观,就是一个很难控制的问题。由此可见,即便是看守所内的讯问,也难以避免刑讯逼供的可能。最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极易在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压力下,沦为侦查机关进行刑讯逼供的便利手段,而且可以预见的是,法律基于防范刑讯逼供的需要对看守所讯问进行的规范落实得越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滥用越是难以避免。综上所述,不难预见,新刑事诉讼法针对刑讯逼供的防范措施是很难收到多大成效的。

  其三,超期羁押问题。从理论上讲,可以把超期羁押分为显性超期羁押与隐性超期羁押。前者是指侦查机关公然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羁押犯罪嫌疑人;后者则是指,羁押活动表面上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羁押期限,但实质上构成了不必要的侵权羁押。如前所述,新刑事诉讼法构建了检察机关对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这对于解决显性超期羁押问题具有毋庸言说的意义,倘能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其操作程序,定能将显性超期羁押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但与此同时,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可能仍然会造成一定的隐性超期羁押。比如,新刑事诉讼法第 158 条保留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如下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有关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依据既往的司法实践来推断,由于不需要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或者本系统内的高级机关批准即可容易地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因而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侦查机关为获取充裕的办案时间而很可能会以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新罪为名任意延长羁押期限,进而导致隐性超期羁押问题。

  其四,违法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当下实践中,侦查机关违法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在一些案件中,甚或出现扣押、查封、冻结的财物丢失、毁损、贬值等情况,极大地损害了侦查机关的公信力。前一段时间搞得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活动中,就有这方面的突出体现。(注: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新浪博客,最后访问时间:2012 -02 -18 日访问。)为解决此类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第 115 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在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或者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而不解除,或者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等情形下,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并在对处理决定不服时,进一步向检察院申诉。

  不过,由于该条规定没有明确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申诉的程序和时间,也没有明确检察院的审查期间和纠正办法,更缺乏有效的配套保障措施特别是有关侦查人员不接受检察机关的纠正意见时应当予以何种制裁的规定,因而可操作性不足。相应地,其解决违法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问题的效果也就很难令人乐观。

  其五,律师辩护难问题。如前所述,此次修法在律师辩护制度方面的修改是相对最好的,在法律层面基本解决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以及“会见难”问题。但在我国的现实语境中,由于侦查机关擅长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规避不利于侦查取证活动的法律规定,因而该条文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朗,尚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六、结语:“维稳有余”与“维权不足”的侦查程序修改

  

  从法律文本对侦查程序的规定来看,新刑事诉讼法在强化律师辩护权、规范侦查讯问行为等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整体而言,进步相当有限,因为更具中立性和超脱性的法官仍然不能介入侦查阶段,强制侦查措施的采取也不需要经过法官审批,除逮捕措施外,侦查机关几乎可以不受任何外来制约地决定采取任何其想采取的侦查措施,而犯罪嫌疑人仍然必须被动地承受侦查人员的讯问,因为其负有法定的如实回答义务,侦查程序的“维稳”性由此跃然纸上。

  从动态的侦查实践分析,在侦查机关仍具有绝对的强势地位以及推行侦控审一体化的集中型司法体制的现实语境下,如果不对侦查机关“先抓人后找证据”、“口供至上”的办案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如果不尽快通过出台统一的司法解释,对侦查程序规范不足或者存在疏漏的地方予以合理的弥补或完善,如果不对新法所确立的极易冲击本就脆弱不堪的执法公信力的协商取供模式保持必要的审慎和控制,那么,侦查权力的滥用、权利救济的虚化都将是可以预期之事。此次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程序修改的一些亮点将很难在实践中得到体现,甚至会沦为一纸空文。

  前瞻未来,如何构建一种在实现犯罪控制目的的同时不过多侵犯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侦查程序,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我们继续探讨和努力攻克的重要课题。

  

  注释:

  [1]林莉红 主编:《程序正义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2]刘长:“法院院长公开求证:我有何违法”,载《南方周末》2012 年 5 月 10 日。

  出处:《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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