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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长军:语境与困境:侦查程序完善的未竟课题(上)

更新时间:2013-01-12 23:28:05
作者: 周长军  

  对上述行为的实际利益与人民付出的相应损害之间进行“利益衡量”,使人民因此受到的损害要远小于公权力由此获得的利益[6]。在比例原则的贯彻方面,突出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初步实现了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的法定化,但对其适用条件规定得过于模糊,适用范围的规定过于笼统,违背了必要性原则和法益相称性原则。二是,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拘留的规定也不符合比例原则。一方面,拘留的期限太长,最长可以达到 37 天,这显然与其作为对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的紧急性强制到案措施的法律定位极不相称;另一方面,拘留后,在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下,都可以不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被拘留者由此仍然存在较大的“强迫失踪”的危险。三是,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监视居住(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以适用于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情形。这就等于说,在侦查程序中,逮捕措施与作为变相“逮捕”措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以循环适用,超期羁押由此实现了合法化。四是,新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时,侦查机关可以决定监视居住(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事实上就赋予了侦查机关在决定是否采取监视居住(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方面几乎不受制约的裁量权,显然也背离了比例原则的要求。

  最后,新刑事诉讼法对一些强制侦查权力的行使界限规定不明,致使该强制侦查权力的干预内容欠缺可预测性,实践中容易产生权力滥用现象,进而侵蚀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比如,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的概念和种类均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容易导致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的泛化使用。又如,对于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必须通知家属的案件,新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侦查机关通知的具体内容,在未来的实践中,这些规定很可能会被侦查机关解释为只通知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这一事实即可,不需要告知羁押的原因和羁押处所,这无疑会加剧“强迫失踪”的现象。

  

  注释:

  [1]吴丹红:“新刑诉法‘73 条’、‘83 条’是进步”,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 年 3 月 15 日。

  [2]郑钰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有危害的”,载《成都商报》2011 年 10 月 28 日。

  [3]周长军:“现行犯的初查措施:反思性研究”,载《法学论坛》2012 年第 3 期。

  [4]周长军:“公诉权滥用论”,载《法学家》2011 年第 3期。

  [5]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载《法学家》2008 年第 1 期。

  [6]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初论——以德国法的发展为中心”,载《政大法学评论》第 62 期(1999 年 12月)。

  出处:《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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