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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维理:周期律原因初探

更新时间:2013-01-08 10:51:52
作者: 高维理  

  仅仅七亿人都不能解决温饱。是七亿比十三亿更多吗?

  把什么问题都归之为人口太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首先,技术进步可扩大资源范围:古人只能利用天然铜和含铜50%以上的孔雀石;今天,前人炼铜的废碴,也成了富矿。尽管今天铜矿中铜含量己降到百分之一以下,但按人均收入衡量,铜的价格比古代更便宜。其次,科学发展将替换短缺的资源:玻璃纤维代替铜电话线;核反应堆取代燃煤锅炉。化学纤维取代蚕丝和棉花,燃料电池代替汽油……第三是变废为宝,重复利用:现在伦敦污水处理厂已经成为泰晤士河的最大支流,废钢铁己成为一些钢厂的主要原料。

  马尔萨斯主义者看到了人有一张嘴,但没有注意人还有比计算机更聪明的大脑和比机器更灵巧的双手。人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农田、气候、矿藏是人生存的重要资源,但不是全部的资源。道路、产业、技术等人类劳动产物也是资源!归根结蒂受过教育、勤劳而又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今天远胜于古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来源于科技。科技的点滴进步,离不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思考。在分工越来越细致的前提下,无数人持之以恒的研究改进,使我们有了更高效的生产方法,更节省的销售方式,更小巧的电子产品,更可口的烹饪窍门。

  科技进步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多少。人口不仅刺激技术创新,同时也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因为更多的人口将带来更大的市场,更细致的分工,更齐全的生产门类,生产更多的产品,更有利于技术改进,使先进的大型设施可更充分发挥效益。美国朱利安.西蒙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也发现,人口增长率与科技进步往往是同步的。所以,虽然大城市人口密度更大,房价更高,资源更紧缺,但大城市劳动生产率更高,生活质量比小城镇更好。同样的道理证明:发达国家人口越多,其制造业的人均效率也越高。

  人口爆炸引发社会振荡说的另一论点是:人口增加,人均耕地减少,会引发粮食危机。然而直到明末,缺乏可耕地资源的情况从未发生过。据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从秦统一到唐五代,这千年中国人口峰值从没超过7000万。按当时国土面积计算,平均每平方公里最多也只有10个人。要说从秦末到唐末爆发农民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太多,恐拍很难令人信服。要知道,直到北宋,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都没有得到比較充分的开发。

  至于宋、明、清三代,人口峰值分别为1.45亿、1.93亿4.36亿。以人口最多的清末为例,只要政府鼓励垦荒,不说使耕地达到今天的18亿亩,仅仅达到明代耕地峰值11.6亿亩,清代人均耕地就有2.66亩。如全部种粮食,按亩产367斤计算(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每人可占有976斤。超过人均800斤的要求。因此按当时的科学水平,辅以移民开荒,发展商业交通等措施,就完全可解决国民吃饭问题。

  今天中国人口达到13亿,许多人又忧心忡忡,其实,耕地面积限制中国发展是杞人忧天。首先,城市高层建筑显然比农村民居节省土地,4亿农民迁入城市,老宅基地复耕后,至少可增加1亿亩耕地。其次,进行土地垦复和整理,目前待垦复的矿山土地约5000万亩。加上废弃道路的垦复,农田明渠改暗渠,重新规划村、渠、田、路,坡改梯等,可望增加1亿亩耕地;另外提高农产品价格,可使目前被抛荒的约0.9亿亩耕地重新得到利用。如果实施从雅鲁藏布江调水到新彊青海的“大西线”计划,还可增加农田10亿亩。

  另外还有一条思路,就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2011年全国粮食单产344公斤/亩。现在单季杂交水稻可达800公斤/亩。小麦玉米两季接近2000公斤/亩。如果加强水利建设,把低产田改为旱涝保收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让农民舍得施化肥。那么粮食单产提高的潜力将是很大的。到了这一步如果粮食产量还不足,那么可以采用温室(不是塑料大棚)和无土栽培技术。每平方米每年可生产10公斤粮食外加500公斤桔杆饲料。每人只要30平方米的农田就够了。这样如果粮食还不足,最后可实行立体农业,占地一公顷的立体农场,可以为1万人提供食物和饮用水。届时地下室、废弃的坑道都可成为粮食生产基地。

  当然,如果人类局限于地球一隅,那么人口的无限膨胀之下,总有一天,全人类的质量将超过地球!不过这一推论的两个前提都不成立。首先人类已经小心翼翼地冲出大气层,未来必将以整个宇宙为舞台。另外人口不会无限膨胀,这倒不是人均占有资源的减少,引起贫困所致,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生儿育女对个人来说,无疑是得不偿失:不仅要降低生活水平,还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失去寻欢作乐的机会。何必为种族的延续,浪费了自己唯一的人生呢?所以经济发达国家,每名妇女平均所生孩子已少于2人。这些国家现在愁的是人口减少,政府纷纷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他们却同时大把地掏钱,支持中国计划生育!未来五年中国也将面临人口萎缩问题。所以现在根本不必担心人多。

  人口密度大,不是贫困的根源。因为人往高处走,什么地方生活富足,什么地方就会吸引大量人口流入。所以越是富裕地区,人口密度越高。就像今天人们千方百计挤入北京、上海、广州、琛圳一样。中国古代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往往经济最发达,生活最富足,社会最安定。宋以后,长江三角洲人口最稠密,人均农田最少,上缴的赋税最重,而生活水平却最高。爆发李自成起义的陕北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都不是人口稠密地区。在允许国民自由迁徙的国度,一旦某地区人均生活水平较低时,就会促使人们外迁。所以只要政府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能,积极赈济救灾,以丰补歉,就不会引爆大规模的民变。

  明末陕西农民起义,主要原因不在于连年干旱,而是政府乱作为:大旱来临,明政府不仅没有及时赈济,组织饥民到条件好的地区落户,反而增税,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与此相反,光绪年间北方大旱,死亡2300万人。但由于能利用赈济将饥民引导至适当地点安置,结果没有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可见,历史上多次动乱,关键不是土地承载不了人口,而是政策失误,吏治腐败。

  

  3、农民起义是官逼民反

  

  “土地集中激化阶级矛盾说”;“人口爆炸超过土地承载量说” 难解释中国历史周期动荡。这启示我们另找原因。考查农民起义原因,最直接的是看起义宣言,看起义领导人进行起义动员的内容。其次看起义军的斗争口号,战斗檄文。如果上述两方面的资料都欠缺,还可以从分析起义领导人的行为入手。从起义领导人的出身、经历,联合谁,打击谁来分析起义原因。下面就根据上述观点,分析以上各次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原因是繁重的劳役和苛法!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就指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秦律规定:没按时到达服役地点,役卒要全部处死,“法皆斩”。那么陈胜、吴广就不会铤而走险。即使他俩要起义,其他戍卒,也不会跟随造反。秦末起义不仅农民参加,就是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旧贵族也纷纷参加。如刘邦出身为泗水亭长,是基层小官吏。而项羽就出身于旧贵族。他们都薄有资财,如果秦末农民起义原因是地主剝削,那么农民军就不会与地主、旧贵族并肩作战。

  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反抗的是王莽暴政。王莽本想通过改革,缓和社会矛盾。但不切实际的政策:禁止土地买卖;恢复井田制;违反经济规律的币制改革;“五均六管”,以行政手段胡乱地干涉经济等,激起了全社会的反对。地主出身的刘秀兄弟散尽家财起兵,与新市、平林的农民军一道反抗新莽政权,说明当时农民军反抗的不是普通地主,而是新莽政府。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说明起义的目标是改朝换代。

  隋末杨玄感起兵,是隋炀帝与杨氏家族矛盾激化的结果。袭爵蒲山公的李密,追随杨玄感,可见他最初起兵,并非是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所致。窦建德初为里长,后充二百人长,有田有牛,至少属富农或小地主。从他劝孙安祖造反的理由:“黎庶穷困,而主上不恤,……今重发兵,易可摇动。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矣。”可知窦反的是隋朝政府,而不是地主。

  唐末黄巢为不第进士。他家“世鬻盐,富于赀”。他造反不是为饥寒所迫,攻下广州后,“露表告将入关,因诋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皆当时极敝。”可见黄巢军主要是反抗唐政府,而不是针对一般的地主。

  北宋方腊有漆园,本属于地主阶级的一员。他在鼓动农民起义时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我但划江而守,轻徭薄赋,”“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可见方腊起义反抗的是政治腐败敲骨吸髓的北宋政府。

  元末朱元璋在北伐文告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朱元璋严禁掳掠,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他还网罗大量的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并委以重任。可见朱元璋起义军起义反抗的是元统治者,而不是普通地主。

  李自成“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杀之语。愚民皆感之。李岩复私作民谣,令党诵之云:穿他娘,喫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以故所至风靡”。这证明:农民参加起义的原因是为了摆脱政府苛捐杂税;所以李自成进京后会“拷饷”,打击明政府的各级官员。有资料说李自成曾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均田不等于反对地主阶级。据现有资料,无法证明李自成曾大规模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给农民。

  太平天国领导核心中洪秀全、石达开是耕读传家,小康;冯云山,家道殷实;韦昌辉,富厚之家,大地主兼典当商;太平天国吸收地主、商人入敎。目标是推翻清政府,是因为鸦片泛滥,白银外流,税费倍增,吏治腐败,加上水旱虫灾,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迫使农民起义。

  由上述分析可知:农民起义主要原因是官逼民反,不是地主阶级农民的压迫与剥削,更不是人口太多和气候。但有的学者认为:古代各级官僚几乎都是地主,农民反对官府就是反对地主阶级。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所以农民起义就是农民与地主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

  对此我们说:古代普通地主属于民,与官不属于同一范畴。虽然古代官僚本身多为地主,但在所有地主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不等于整个地主阶级。另外,古代在举荐制下,“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官僚多代表门阀、士族的利益。与寒门地主有很深的矛盾。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官僚又为商人代言。因此认定官僚就一定代表地的利益是没有说服力的。

  中央集权制下,其各级官僚只对君主或上级负责。他们自成一体。与普通地主有不同的利益追求。政府官僚有扩大自身权力的利益冲动。而包括普通地主在内的民众,显然反对官僚的权力任意扩大,鱼肉百姓;官僚集团有自我扩张的冲动。但官员越多向普通地主收的税就越多;官僚集团不反对增税,税收名目越多,就越好上下其手。而吃亏大的往往是有产者;在古代获得财富的主要途径是占有土地,官僚要积敛财富就要从中小地主和非赤贫的农民手中夺取。历史上爆发的农民起义,每次都反抗官府,每次都有地主参加,甚至成为起义发起人。

  所以在专制社会中,社会拫本矛盾不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帝王官僚与除此之外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这一事实,并创造了一个专用词汇----官逼民反。回到本之开头,可知毛泽东给出的解决周期律的答案是正确的,然而他执政后沒有实行其承诺。

  

  4.专制社会管理层演变的趋势

  

  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就一天就离不开调解矛盾,维持秩序,组织生产,救灾御侮。官员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成份,成立政府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但物极必反,如果管理机构不受限制,也会异化变成癌症。人是天使与魔鬼的混血儿。官员虽然多是社会精英,但毕竞还是人,在权力的腐蚀下,没有制约,很少不被魔化!最后迫使民众揭竿而起,。这就是二千年来中国社会周期性崩溃的根本原因。那么“官”是怎样从慈祥的长者,变成令人厌恶的“老爷”呢?

  

  首先,管理层会为自身谋利益。人性就是满足自身的需要,政府机构、党派团体由人组成,所以也会追求自身利益。在人际交往中,损人利己要受道德谴责;但为团体夺得权益,却会得到团体成员的赞颂。而且团体越大,团体代表在追求本团体利益时,就越没有顾忌。因为政府决策者的权力来源于管理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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