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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季羡林——追念与思考

更新时间:2013-01-07 21:11:43
作者: 张曼菱  

  

  每一位逝者的位置,由岁月和人格构成。

  

  人走了,历史的本质会渐显露出,世态炎凉左右不了。

  

  季羡林是值得追思的。

  

  像《浮生六记》

  

  2007年7月,秋凉初透。我到301医院病房探望季羡林。

  

  他毫无龙钟之态,白衣凝神,端坐案前。

  

  送上一套我编撰的《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他讲了几句,说“这事很有意义”,静默片刻,我俩有一段对话:

  

  季:“你有没有写《北大回忆》?”

  

  我:“没有,只有零散的文字。”

  

  季:“应该写,值得回忆。”

  

  我:“千头万绪,怎么写?”

  

  季:“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我顿时有些白云深处的感觉。

  

  我和他都一时沉静了。

  

  季羡林并不像世俗想象的,总生活在闹热红火之中;也不是总在思索和讲着格言式的话语。

  

  有的老人羡慕季羡林入住301医院,得到最精确的护理救治。然而先生自从入院,已经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间。

  

  本来孤行于东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托着北大校园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还有师生来访之情趣,和他的猫儿;尚有着他生命最后提炼的内容。

  

  他一直想回校园。

  

  但人们告诉我,由于在301医院无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他一回北大就会发烧。校医院也不敢负其责。于是只有长住301了。

  

  他突然对我提及的《浮生六记》,那一部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

  

  “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却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像《浮生六记》那样写,就是洗净铅华,我行我素;回到人本,回到来处;赤子之心,平民襟怀。

  

  翌年夏天,远在西南的我收到挂号邮件。展开是一宣纸,季羡林墨迹、印章赫然:《北大回忆》,是他为我的未竟之作题辞。

  

  中国开放改革三十来年,风风雨雨,我有幸与北大结缘,聚而不散。散而又聚。知我者,先生也。

  

  此嘱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须完成的。

  

  那天相见,季有一段话令我伤感。他说:“那年我去昆明,没有找到你。”

  

  当时杨锐秘书在旁问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说:“(一九)五七年。”

  

  我与杨不禁相视宛尔。那时候我还在童年。

  

  敏锐清晰的他,开始对岁月模糊了。然牵念之情油然。

  

  他让杨锐取纸,写给我一幅字:“为善最乐,能忍为安”,令我感到他晚年的无奈。“忍”这个字,听起来不是那么舒畅。

  

  写的是“赠曼菱”。几十年了,我的名字,先生从来不会写错,他心中有我。

  

  今思《浮生六记》,表面写的都是趣闻逸事,其实也蕴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巨大悲哀。

  

  季去世后,我专程访问过原北大领导王学珍。他告诉我,季羡林从校园的一位默默学者,成为中央领导关注的对像,一举推到社会顶峰,是北大应“上面”要求推荐的。

  

  这就是那些“桂冠”的由来,这是中国政治的一贯的思路。

  

  王老还告诉我,“北大从来没有给季羡林派过秘书”。因北大不会给一个退休的副校长派秘书。当年马寅初退休后也没有秘书。

  

  那次去301医院,因我眼疾,行动不便,由在京念书的小侄陪同前往。我与他谈过:看一个大事件,一定要放到大时代里去看,而不是用小范围小原则可以解释的。将季奉为圣贤楷模的社会现象,我认为是当局“维稳”的一个举措。而季羡林心知肚明,配合之。

  

  小侄认同此见。他说,季见过中国的乱世,所以他也希望“维稳”。

  

  我想,季羡林可以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理解了。

  

  身后谤议

  

  在季过世后,有两方面的评论令我关注。

  

  一是来自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的指责。

  

  余英时最不满意的原因是季羡林被大陆称为“大师”一说。

  

  关于“季羡林是不是大师”,在大陆的知识界从来都不是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只是大众与媒体吸引眼球的勾当,不足为知识界认真说道。

  

  当代中国,“大师”满天飞舞,定义早已混淆。

  

  余先生有一段关于“大师”的评议与慨叹:

  

  “所以过去的‘大师’至少可以发挥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一种监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正因为这种监督和批判力量,才长久地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学术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师”,也慢慢地得到一种应有的地位。”

  

  此值得思考。

  

  大陆现在有没有如余英时说的那样风范的大师呢?

  

  学界文界,体制已改,时有“遗风”犹存。而遗风能够演衍多久?要看今后的体制是否有利于其养成。

  

  但余英时的更多指责内容,则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是连同任继愈先生一起抨击的。此不敢苟同。

  

  余说说任继愈:“很早就陷入权力、势力范围之内了。很早就变成毛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

  

  说季羡林:“温家宝胡锦涛等人,对他敬礼有加”。“但就是没有一种硬骨头,能够跟政府相争,然后又是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就一切不顾了,说起话来毫无根据。”

  

  余所说:“没有骨头”;“后来没写什么东西”;“歌功颂德”“民族主义”等等评论,是不公正的;是与季羡林、任继愈的人品业绩之事实相违的。

  

  余英时先生自己还是没有脱出那种以“国共”划线的偏见。他在访问大陆时拜访任继愈,在国外是曾将任先生接到家中住,这是学者的方式。为何在别人逝世之后,又出来这么“政治”的方式了呢?这不是“二重人格”吗?

  

  有一位史学界的北大学友定居美国,他曾对我说:“那些海外的学者有什么资格来指责国内学者?”这令我感动。

  

  彼此的生存资源已经完全不同。国内学者所经历的曲折与辛酸,是难以对外人道的。而国内学者所承负的责任,和那种“跌倒又爬起来”的弘毅精神,“虽九死而不悔”地推动着中国大地的艰难前进,这种奉献与作用,则更是为海外人所难以取代的。

  

  海外许多有识之士,并不都如余英时这样,持一种“站在干岸上”的态度,来对待国内知识分子。

  

  前些年李政道博士回来,在北戴河受到国家最高领导江泽民的接见。李博士当面进言,希望最高层更加重视国内科学家,因为“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近读刘再复先生写的《师友纪事》,他并不因易其地而变其情怀,而深情历数国内学界前辈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虽飘泊流离,心系母土。

  

  此种立场与态度,涉及到人格修养,对历史的理解与负责感,和对同类的敬重心。

  

  说到国内昔日“运动”,我以为“反思”与“追究”是两回事。

  

  这些年我在做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一事,也时常有人对我讲,某位老先生在某次“运动”中如何,总之是不允许人犯过失,连天真的过失也不允许。

  

  当我面对这些耄耋之年犹未敢忘忧国的老人,见他们忆起少年壮志时的兴奋与惆怅,对眼前国情的焦虑,不由自问:他们还有何罪?

  

  我刚入北大时,曾邂逅一位忠厚的清史专家许大龄。闲谈中,我提起在云南时曾遭受迫害事。第二天他满面愧色地对我陪罪,说他“原来是‘梁效’”。仿佛是他要对中国大地的这些苦难负责。我劝慰无效。许先生一直生活在沉痛中,终于早逝。

  

  中国文界,罪莫大焉,莫过于当年“文化领袖”周扬了。可是他晚年的悲伤与自责,令人悲悯。

  

  鲁迅说,千年“吃人”,罪在礼教。而这数十年的“整人”,罪之根源又在何处呢?

  

  古人有洞察之言: “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

  

  今年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托翁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损害人的与被损害者,都可以得到灵魂的“复活“。这是其他只是揭露罪恶的作家不可及的高度。

  

  难道我们经历漫长黑夜的中国知识界就不允许自己的同仁“复活”吗?

  

  如果没有一点托尔斯泰精神,恐怕很难打理我们这片受到重创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山河。我们成天说“普世价值”,就是要爱人类,为什么连自己苦难的同仁也不爱呢?

  

  近来我常思:经历改革开放后多年的努力、启蒙,那些开创局面的,惮精竭虑的前辈们一个个地走了,而中国国情屡屡进而复退,文化垃圾弥漫。令我们这代人在“将退”之际有一种挫败感。

  

  季逝世后,我在京城听到一些小圈子里的评说。

  

  大众认识的只是媒体上的季羡林。本以为小圈子里的人才真正切近季羡林的来龙去脉。所以我很关注。

  

  但令人失望的是,文人小圈子往往充满太多的相妒与相轻之情,少怜悯心。

  

  一种说道,是拿季羡林与钱钟书先生相比较。

  

  我读“大一”的时候,曾经写信给钱先生,谈《管锥篇》。此书一出,我们都在“热读”。正当人们指责我“冒味”时,却意外地收到了钱先生的亲笔信。信中说“你已大悟大彻”,并邀请我到三里河他的家中谈谈。

  

  钱先生的学问名气太大了,令我不敢草率。面对他的过奖,我得拿出一篇有关《管锥篇》的文章来,才敢上门。这样与钱先生失之交臂。

  

  越到后来,越知道他那封给我的信之珍贵。我浪费了先生给我的这个机会,和为我打开的这扇门。后来闻钱先生走的消息,我曾遥向上香。

  

  季羡林与钱钟书在人生与人格的形成上面,有极大的不同和反差。季的起点、家学、家境、以及成才过程,皆不能与钱先生相提并论。一个是贫寒人家,孤儿寄养,另一个是名门望族,世家才子。

  

  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能与钱先生的优越家境与才华相比拟。

  

  这个起点和成长过程的巨大反差,也决定了季的眼界、魄力、和自由度,从学问到生活,季羡林由于先天的单薄,容易被人利用驱使;远不如钱钟书的成熟,理智,谋略、善于成就与保全自己。

  

  文人学者之比,是为了增进学术,砥砺人品;岂能去比俗闹和排场?

  

  我来京为季先生和任先生送行时,两度八宝山,景况各异,感触良多。

  

  季羡林的告别仪式人潮汹涌,如赶庙会,几无肃穆。

  

  任继愈的灵前告别那天,早晨大雨,人们神态黯然。来人都是学院、研究所、图书馆这几个圈子的。规模得体。

  

  就个人命运而言,季羡林比钱先生和任先生都要凄惨得多,应令人有免死狐悲之叹。

  

  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各有抱负,也各有醒悟的机缘。他们各有千秋,各有完成自己的途径。正如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都是这样。

  

  相识

  

  季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我认识季,是在他没“走俏”,我也颇不合时宜的年月。

  

  此去三十载,相识风雨中。

  

  1980年,北大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主竞选运动。

  

  现在是小学生都知道竞选了。可那时,“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人们可以忍受一个不认识的官方提名之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

  

  作为当时第一个女竞选者,我受到强烈关注。加之我个性自由,平时口出狂言,爱唱爱跳,剪了一个男孩子的“寸头”,为当时一些同学所不容,不是传统中的“代表“形像。

  

  中文系78届,我的同班人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把我的恋爱和宿舍夜话甚至上课早退等“劣迹”公诸于众;正在社科院读研的男友,也与我分手了。

  

  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看了那些大字报,矛头一时都指向一个女生,担心我承受不住压力发生意外。他曾叫人暗中跟着我夜行。

  

  我被带到季的家中,受到他的抚慰。

  

  看我大大咧咧的样子,“已摒忧患寻常事”,他就与我谈开了人生与学问。颇为融洽。

  

  81年初春之夜,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男排顽强拼搏,逆转制胜,冲出亚洲。在北大学子的游行队伍中,我被推举了出来,站在一辆自行车的坐垫上作指挥。熊熊的火把燃烧到我的衣服。在那天夜里,我们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那时的北大,是我们创造自己,创造历史的舞台。

  

  北大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爆发的这一次民主竞选,涌现出来的人物后来各行道。而那一次竞选中吸引社会各界的各类观点、思想、其丰富、激进、开放和全方位思索的内容,直接影响和介入了中国后来的改革进程。

  

  毕业离校时,季羡林将刚刚出版的一批书赠我,是印度史诗的译著。文字清明,有东方素朴之风。记得有我喜爱的《莎恭达罗》。

  

  86年岁末,电影《青春祭》在美国举办“中国电影首届新片展”,作为原著和编剧,我应邀访问好莱坞。

  

  飞机起飞后,我突然收到季羡林派人送来的信。

  

  原来,他担心我第一次到美国,万一钱不够花,或有难处,特意将我介绍给他的几位朋友。

  

  这封信是通过同机的中国民航的一位工程师,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送到我手上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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