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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季羡林——追念与思考

更新时间:2013-01-07 21:11:43
作者: 张曼菱  

  当机上人们进入睡眠时,客仓的喇叭忽然呼唤我的名字。我和代表团的成员莫不惊讶。

  

  回国后,与他相对,他却只字不提此事。

  

  季羡林有着激越坦荡的情怀,但一生中轻易不露。

  

  老秘书李玉洁说,季像老和尚似的,秉性活泼的我却能与他一坐几个时辰。而每知我到京,先生都会兴奋地等待。

  

  季非常细腻和敏锐,谈话直指人的一种精神需求。

  

  他总是对我最狂妄的思想与作为给予明白的肯定。他和我共同思索着,此乃“忘年”也。

  

  八六年我访美归来,正值海南特区初建,促成我心高气大,当时在岛上筹划一所国际性的“职业大学”,面向中国沿海、港台地区和东南亚。

  

  我对季羡林说,现实社会急需一批具有理想的务实型学子。中国文化也到了向外放射的时机。季表示支持。一天,李玉洁打电话给我,说先生已经筹到六十万韩币,让我用发票向北大东语系领取。

  

  职业大学事,最终因申报未果而息。筹款岂敢动用?分文未取。

  

  季羡林交人,肝胆相见。但这种君子一诺便许千金的方式,不适用于当今社会。其实季在校园内也常发生钱财方面受骗之事,而他依然容忍姑息那些骗过他的人,不知是否系佛教的影响。

  

  后来,他的圈子变化了,而行事依然如此,不以把握控制,所以很多非夷所思的事情就发生了。

  

  有一次季羡林要我“代表他”去陪来访问北大的聂华苓女士。记得正是“琼瑶小说“风靡大陆的时光,我曾请教聂的看法。她对我讲,有一次琼瑶在机场与她相遇,曾说,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及聂,可是为什么这样走红,自己也有点惭愧云云。

  

  当时国内文化界有这种忧心:为什么大陆总是流行外头的二路货色?

  

  还有一次韩素音来访。季羡林急着找我,要把我介绍给她。我正在新疆。未竟。

  

  季羡林在最后的时光里曾说,他没有给我提供机会,感到遗憾。

  

  人之相交,贵在相知。校园师生,北大传统,这数十年来一清如水的感情,正是他留下给我的一笔财富。

  

  护犢

  

  89年,我是在“五四”这一天到北大去的。原意是为校庆。

  

  一进校门,就碰上中文系教授在畅春园给出发去天安门的学生践行。白幅黑墨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悬挂在南校门口。

  

  我歇脚勺园,即去看望季羡林。

  

  风满高楼时,学者们有的回避,有的闭门。而季羡林平日清静的住宅却门庭若市,学生们来来往往。

  

  北大是第一个为自己的学生向广场运送去简易床和被褥的,此后,其他大学效仿。

  

  北大教师是第一批到达广场去看望自己的孩子的。当时绝食数日的孩子们躺倒在广场上,发出微弱的欢呼。

  

  季羡林是那些北大师长们中的一个。

  

  季羡林去广场,与别人不同一格。

  

  在一辆三轮车上放上椅子,他坐上去,学生蹬车前行。在车上高扬一条白幅,上书“一级教授季羡林”。

  

  两去天安门,季羡林张帜前往。

  

  季没有因其老迈因其地位而退缩幕后。也许,他也要为自己五十多年来以及“牛棚”中的屈辱讨一个公道;他和那些比他的孙子还要年幼的学生们站在了一起。

  

  多年以后,当他站在胡适墓前的时候,他无愧于他的先师。

  

  他那山东人的耿性,忧国忧民之心,和长期奉献给校园学子的慈爱情怀,在一个特殊残酷的历史时刻,令他迸发出“冲冠一怒为青年”的惊人之举。

  

  那天,我到季羡林家,他正要派人去找我。

  

  他说,荣毅仁决定捐三百万为广场学子滋补身体。荣先生说,这些孩子都是国家英才,现在长身体的时候绝食,对他们今后有很大的影响。要尽力让他们休养恢复。

  

  季要我来负责此事。我以为,首先要清查出那些昏迷后由救护车拉走,复送回学校的学生。

  

  我在校园和宿舍了解情况,原来,学生们天真活泼,有的刚从医院被送回来,就跑去打篮球。令人心疼。当务之急,要为他们准备营养食品,要监督他们休息。

  

  父母不在孩子们身边,荣毅仁与季羡林联手,为父母护犊,为我斯民惜健儿。

  

  枪声响后,我与先生隔海茫茫,音讯全断。

  

  八九年之后,很长时间我都在海南岛。

  

  后来我才知道,季羡林曾在国内国外寻找过我。 一次他在美国听说与我名字相似之人,就要人专门去落实。

  

  在这段日子里,北大师长们继续着对学生的保护。

  

  八九年的“风波”,在那时是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

  

  季羡林不改其道。任何会议不发言,一发言就是:“别问我,问我就是爱国民主运动。”

  

  他惦念着那些囹圄中的孩子,难以自安于书斋。

  

  有一天季突然从校园失踪了。原来,他一个人走到校门口,坐上出租车,到海淀公安局去自首投案去了。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季羡林,我两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是受我指使。把我和他们关到一起吧,我已经七十多岁,也不想活了。”

  

  公安局不知就里,打电话到北大。北大去人把他硬接了回来。

  

  八九年“风波”,起始于一场学生们发动的以“反腐败”为主题的请愿活动, 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接见,而发生“绝食”,这是一场无奈的诉求。后来所发生的诸多群众游行,主要宗旨仍是“护犢”,为了保护广场上那些赤诚的孩子们。

  

  护犢之情,原是牛马的本能,何况人乎?何况我传脉五千年的中华民族乎?何况我北大教师乎?

  

  待到91年,我们又在他简洁的书桌前相见;真是人生如梦,恍若隔世。

  

  听完我讲述自己后来的经历,他欣慰地说:

  

  “你没有出国,这就对了。你还下了海,这就更对了。”

  

  季羡林青年时代尝尽离国之悲,所以他一生深刻地明白和坚信,不能离开祖国。

  

  风暴陡起,我没有去国,这令他无限欣慰,从此他对我倍加器重。

  

  92年我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取庄重文文学奖。先生知道后,当晚就一直盯着电视,看晚间新闻,最后一个镜头才是我。他舒了一口气,说:“曼菱从此可以无碍了”。

  

  自从这次生死阔别,我与季羡林之间有了一种跨越沧桑的牵挂之情。看到先生如此孤直,我由衷钦佩。那种孤零于历史之途的苍凉辛酸,不是走过来的人,是很难体味的。

  

  再度相逢后,我开始每年给他寄些小东西,实而不华;大都是云南特产,从药材到小菜。先生尤爱吃云南的鸡枞菌、火腿。

  

  先生曾经喜悦道:“曼菱跟男孩子似的,还知道这个。”

  

  暮年之人,每喝粥时尝到小菜,知道我惦念着他。

  

  每至中秋前,我从云南寄上火腿月饼。一直到他逝世的当年,季晟告诉我,他已经不能咀嚼。

  

  我等待和害怕的,停止的一天,终于来了。

  

  写“文革”

  

  季羡林的声望达到极顶,应始于北大“百年校庆”。

  

  99年,我专程从云南赴北大。一进校门,迎面摆开的纪念品摊上,几无例外,皆是季羡林题辞与签名。

  

  虽然惊喜意外,却也暗自在思量:既为百年庆,而北大百年之名师,多如繁星,如此只署一人,是否妥当?别人又会怎么看先生?此必伏下隐患。

  

  而既到朗润园,还想敲门就进屋,却见李玉洁出来正告之:先生是推掉一家海外电视台,才赢出时间见你的。你不要久坐,下面还有某家报纸。云云。

  

  将久盼的兴致勃勃的叙晤,顿时强加上一点“朝圣”的味道。

  

  从此,我要见到季羡林,不再是随意的事情,有了压力。每经过秘书的许可和限制时,仿佛有点“被赏面子”似的。

  

  那天他在一本笔记上为我题字:“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与曼菱共勉”。

  

  见到先生诚待依然,想我来去一瞬,遥遥万里,也无须去计较秘书“故设门槛“之举了。

  

  季后来门庭如市,三教九流,而学界人士渐寂然无踪。我明白,人家也受不了这种“自设门槛”。就这样他的生态环境改变了。

  

  在北大百年校庆的宏大舞台上,季羡林有壮观的表演,没有辜负观众与时机。在这个举世注目的场所和时段,他推出了重要著作《牛棚杂忆》。

  

  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忆文革,论视野和深度,不及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然而,他对人性的看透,对自己的看透,却力透纸背,令我敬服。

  

  其中一个细节,他写自己在被工宣队监视,连上廁所都被跟着,他却坦陈,竟然为发现地上的一枚硬币,没机会去拾而沮丧不已。

  

  知耻近乎勇。还没有人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对自己的剖析达到季羡林这样真挚与痛心的程度。令人想到鲁迅的《一件小事》。

  

  季其实完全可以只写自己“如何在看大门的时候偷偷地进行翻译巨著的工作”,给自己留下一个知识分子的“面子”。可是他不放过自己精神史上这最丢人的一笔。

  

  他把文革的源头直接追思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鲁迅的鞭鞑相衔接;这或许是比政治更加深刻的原因。

  

  季羡林从一个孤儿自幼奋发,至清华深造,留德时期倍尝家国辛酸,他追随大师陈寅恪、胡适等,从不放弃学业精进和人格修养。

  

  可是那连战火与贫寒都不能改变的风骨,在“文革”中却有此颓唐的沦落。

  

  季把文革称为“人类悲剧”。

  

  他继承了鲁迅的那种自我剖析精神,通过对自己委靡精神状态的暴露,指出了国民性的贫弱,是由于体制的精神剥夺。

  

  《牛棚杂忆》说:“我们既不研究(指‘文革史’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说真话比说谎话强。”

  

  季羡林疾呼“研究文革史”。这使他与巴金、韦君宜殊途同归,具为中华民族觉醒之良知代表。

  

  在国内对“文革”回忆停止出版的局势下,季羡林利用他的名人造势之高台,用北大百年校庆的劲风,大声呐喊与疾呼:“建立文革史,研究文革“。在别人不能出“文革”书的时候,季羡林《牛棚杂忆》以轰动式的效应大批推出。

  

  古云“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季羡林此举居高而借风,可谓谋划已久的大举动。

  

  对此他是有意为之,有志为之。绝非偶然。看他的书中讲到:现在国外人在研究文革,而中国无。就已经证明他打破禁锢的明确意识和决心。

  

  尊荣之际,他并没有迷失,而是立刻履行自己的反思,他说自己

  

  “是一个作家之外的票友”。他是一个朴素行文的学者,的确并非文采飞扬之人。而这风格恰恰适合“文革回忆”这一严肃沉痛的话题。

  

  那些瞧不起季羡林的人,他们有如季羡林这样严肃地回忆过“文革”、剖析过自己吗?反之,有的人虽身受其害,而写起“文革”来,避重就轻,风花雪月,淡如游戏,愚下媚上,还自鸣得意。这是新的犯罪。

  

  中国需要有担当的人。

  

  人总得扛住一点什么,才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和校园、家国。

  

  我带回家的《牛棚杂忆》,立即被父母亲轮流争读。

  

  母亲说,她喜欢季的清淡文字,如同与朋友面谈。同为大学校园知识分子,她回味着浩劫时代自己身同所感的遭遇。

  

  父亲则沉思道,此为有胆识之文字,应该收藏。于是放在他为数不多的案头书中。

  

  因为这本书的坦诚风格,父亲向我详细询问了季羡林的生活现状。时日正值中秋,我说,季先生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月饼,每略加品尝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门前的湖前看荷花。

  

  父亲郑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给他寄去。记住。”

  

  通过《牛棚杂忆》,父亲已经把季羡林惦记心头,置若亲友。

  

  次年来京,我直奔朗润园,向季先生哭诉父亲逝世的哀痛。他为我写下了:“曼菱 无名有品 无位有尊 ”。这赠辞收入了我记述父亲的作品《中国布衣》一书中。

  

  送书时,李玉洁说:“季老也是一个布衣”。

  

  如今中秋之月,留下我独自守望。古人云“人生代代无穷已”。倘若没有了这些人间的情节,那一轮满月之辉亦无意思。

  

  望月,乃是望人生,望别离,望期冀。

  

  本色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执著于记忆中的每一桩珍贵往事。他曾对我讲过鲁迅,讲过胡适,讲过他的恩师陈寅恪。其神情谦恭无比,如师长犹在前。他说,他们都非常爱护年青人。

  

  北大郝斌曾跟我讲过,他陪季老去台湾的事。

  

  他说,当时邀请一来,季老马上就答应了。说明他心里有事,想去。到了台湾,季就提出要去谒胡适墓。

  

  那天,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完毕。

  

  后来郝斌跟我说:“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为他在我前头,我意思得等他行礼退下,我再上前行礼。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礼。”

  

  回来之后,季写了《站在胡适墓前》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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