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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历史周期律”之辩

更新时间:2013-01-05 11:30:14
作者: 刘波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看到作为抗战合作者的国共两党可能在战后爆发冲突,黄炎培等六名身处两党夹缝中的知识分子,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前往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既是为了缓解心中对未来的焦虑,也是试图为经历外敌入侵劫难之后的中国寻找一条正确的出路。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黄炎培,既为他在延安看到的清新蓬勃的风气感到振奋,也为这种气象能否始终持续产生担忧。他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著名的“窑洞对”。

  针对黄炎培的主要疑虑——“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初起时意气勃发,人人奋进,一旦成功之后,逐渐懈怠,惰性逐步取代活力,最终走向僵化,乃至无药可救的灭亡——毛泽东的回答是,已经找到一条新路,可以走出这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政府的松懈,让人们各负其责,避免产生“人亡政息”的情况。

  黄炎培似乎被毛泽东的解释所说服。同去的六名知识分子,后来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黄炎培选择留在大陆投身一个新国家的建设,傅斯年等人则选择远避台湾。1952年,中共在内战中获胜并建政后不久,黄炎培便向毛泽东承认,中共已经成功跳出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传统周期律,乃至对此话题不再多提。但现已不得而知的是,文革前夕病故的黄炎培,是否对他下的这一结论有所检讨。同样不得而知的是,当时与他同往延安、后来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章乃器,是否会认同他1952年的判断。

  最近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走访各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时候,再次提及中国现代史上的这段对话,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解读,说明直到21世纪的今天,“历史周期律”这个著名命题的现实意义尚未丧失。有趣的是,当年毛泽东的回答,也有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团结民主党派,巩固统一阵线,为在他所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环境下建立政治协商机制做准备的意图。但在今天中国精英阶层热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背景下,执政党高层重提“历史周期律”话题,更具有了一番不同寻常的意味。

  诚如黄炎培所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现象不仅有远去历史上的诸多事例,即使放在他所处的时代,例证也不胜枚举。17世纪从中国东北骤然勃发、如摧枯拉朽般收拾明王朝的满清政权,在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中犹如风中落叶,武昌起义枪声一起,顿成“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势,轰然垮台。而崛起于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到1945年的时候,也呈现出各种腐败衰落的征兆。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中来看,可以说,中国历史,起码说是王朝更替的历史,始终是顺着一治一乱的循环发展的,因而中国人对“历史周期律”有着异常深切的理解。而这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历史认知,即从自身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循环往复、不断轮回的史观。

  从理论上而言,不论是以家族血脉还是政治忠诚维系的权力体制,因为缺乏活力和灵活性,都不能摆脱权威不断衰减乃至丧失的规律。中国历史上的世袭王朝无不有这样的病症。王朝建立初年,或者有雄才大略且能体察民情的君主,或者有处事灵活而能力突出的官僚集团,或者因为结束了战乱与无政府状态、重建秩序而获得民众的暂时许可,都会呈现兴盛局面,内部变得安定,对外扩张领土,如果连续数任君主能维持这一趋势则会出现所谓“盛世”。但统治稳定时间一长,统治者变得自满而骄奢,统治阶层内部裂痕增大,产生更多的冲突乃至演化为战争,民间的反抗日益激烈,一个王朝就不断朝着衰落的方向走下去。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的说法,即如果一个文明中的“有创造性的少数”蜕化为“统治者少数”,结果就是文明的衰落。

  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兴起时往往让人有“时来天地皆同力”的感觉,而到了王朝的末叶,通常是王室衰败,政权操纵于极少数君主亲信之手,乃至卖官鬻爵,腐败横行,或者军阀拥兵自重,各据一方,全国混乱。这样的情况循环往复地发生,让人觉得印证了中国传统上“天道恶盈”的中庸哲学,以及从中国很古老的时代就出现的五行更替的自然观,于是人们便产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前人田地后人收”、“顷刻兴亡过手”等等的历史感叹。

  虽然这样的兴衰不断循环的情况在中国显得格外鲜明,但这并非中国历史的独有现象,也不只是一个王朝内部的发展规律,也呈现于国家关系与地缘政治的变化之中。世界历史上古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也都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绝佳例证,和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几乎遵循着相同的发展轨迹。如蒙古帝国这样,凡是依赖着单纯的武力优势,或者依靠地理位置、敌人衰落等偶然因素而统治庞大领土的国家,如果在内部制度建设上缺乏建树而又始终依恃武力欺压被压迫民族,最终难免覆亡的命运。现代史上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便是实例,而苏联在强行控制东欧各国、入侵阿富汗等方面,也可以说是重蹈了这方面的覆辙。

  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往往将王朝的衰败归结为君主或臣子的道德堕落,即出了“不肖子孙”或“乱臣贼子”。但是历史上很多王朝衰落的事例并不能印证这样的道德判断。如果追根溯源,还是应归结为体制上的原因:固化的统治阶层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打压异己又掠夺民间财富,阻碍民间社会自由生长的制度格局,决定了这种兴衰循环的现象。这种现象造就并进一步印证了人们对所谓“历史周期律”的认识,但并不是说“周期律”就确实构成了某种一成不变、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就挑战了这一“规律”,它已经维持了数百年的兴盛,而且其模式越来越具有“普世性”,成为后发国家发展所参照的模板。虽然西方阵营内部的不同国家确实有兴衰起落,但其作为一个整体至今仍是历史前进方向的引领者。虽然历史不能预测,但至少在目前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打破这一势头。

  这将是永久的趋势吗?很多学者试图从理论上对国家兴衰的历史之谜加以研讨和论证,尤其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改良式的、渐进式改革的发展道路,得到了很多推崇。最近刚出的一本新书便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和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何失败》。该书试图以“包容性体制”(inclusiveinstitution)与“萃取式体制”(extractive)的构架,为解释历史上的国家兴衰提供某种理论范式。

  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来,“萃取式体制”是人类历史上的常态,经济方面表现为缺乏法治,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政府设置各种准入限制和管制,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造成一个不平等竞争的环境;政治方面则表现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限制、制衡和约束,也缺乏对权力运行的法律规制。而“包容性体制”则倡导一种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允许广泛的政治参与,对政治家的权力设置限制。包容性经济体制除了强调自由市场和契约精神外,还强调教育上的公平权利,以及给予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平等的政治参与权。这一理论范式虽然被一些学者批评为过于简单化,但它从一个维度上很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有的体制总是走向崩溃,而有的体制能长青不衰。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萃取式体制”是人类文明刚兴起之后便建立起来的状态,而“包容性体制”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化出来的。如果这一解释正确,则意味着一个社会可以通过主动的改革和走向“包容性体制”,来逐步摆脱兴衰交替不断的怪圈。两位学者认为,历史上曾经有一些建立“包容性体制”的努力,但都昙花一现,迅速夭折。关键性的转折点是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以不流血的方式在君主、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实现了妥协,建立了某种稳定的、多元化的“包容性体制”。“光荣革命”又为18世纪末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成为西方崛起的先声。

  但当然“光荣革命”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从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开始,英国已经有了很多制度上的准备,国王与贵族之间的不断冲突,各种社会阶层及其利益代表者的成形与博弈,甚至经历了克伦威尔革命的血与火,才有了后来的水到渠成。但在现代,有了过往的暴力革命的教训,社会转型也在朝着更加平和的方向发展,20世纪下半期到现在出现了许多“不流血”或者“少流血”的革命,而且这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既然把王朝兴衰的原因归结为统治者伦理道德上的失误,也就经常试图通过道德上的反省和自律等方式,试图走出这样的恶性循环。因为解决方法不能深及制度上的根本,所以虽然那些有识之士始终告诫不能“使后人复哀后人”,但最终无一不能免于这样的结局。

  唐太宗时期记录的《贞观政要》就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试图以此成为万世垂范,确保王朝的永远延续。但讽刺的是,几代之后唐玄宗的所作所为就很好地印证了什么叫做“居安忘危,处治忘乱”,志得意满,刚愎自用,引发“安史之乱”,导致唐朝的中衰与覆亡。明朝的方孝孺在《深虑论》中总结历代兴亡得失,看到了“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不可谓不深刻。但他把最终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的“至诚”与“大德”,不免沦为迂腐之论。方孝孺能料人而不能料己,他所效力的建文帝政权迅速步历史上开国皇帝后代骨肉相残的后尘,陷于灭亡,自身也被明成祖所杀。

  就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我们能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得不到任何教训”。越是深通历史,越是成为历史性悲剧的牺牲品,让人悲叹。

  所以解决之道不是吸取表面上的经验教训,而是体制性的革新。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垄断性的执政团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符合“经济人假设”,当然其覆亡也是咎由自取。如果统治阶层陷于僵化,利益集团固化而不愿与其他团体分享权力与资源,统治者再目光长远、居安思危,也将是短视而不能避免危亡的。如果不能形成包容性、吸纳社会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让民众参与到政治决策的过程中来,仅靠统治集团内部的“私智”,再借鉴历史教训也无法保证长治久安,越到了资讯发达、民智大开的现代,越是如此。而且,现代民主政治不仅打破了家族垄断,也避免了历史上不断重演的统治家族被清算甚至举族屠灭的惨剧,这是老百姓的幸运,也是统治者自身的幸运。

  当然,历史上王朝与政治势力的兴衰并不等同于民族的兴衰,社会的兴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权兴亡,匹夫无责。帝王将相犹如过眼云烟,但现在谁又能记得那历史上那些复杂的风云变幻,只有民众创造的那些真正的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精华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人类的永恒的遗产。人类的文明并不因为某个集团的没落而止步,而是马不停蹄地一直前进。与此同时,到了现代,全社会命运与某些个人、家族或者团体的命运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低,这也是对“历史周期律”的某种打破。

  单纯恐惧和防范所谓的“历史周期律”,不仅不会摆脱它,反而很可能继续成为这种“规律”的“祭品”。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并没有陷入过这个怪圈,很多国家也已经或逐渐在摆脱这个怪圈。只有忘记所谓“历史周期律”的牵绊,发挥大众的智慧,走向现代民主和政治,发挥市场的力量和自发的秩序,才能走出历史上治乱循环的怪圈,“历史周期律”自然也会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野,社会才会循着一条民主的、自发秩序的、可持续性的平稳之路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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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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