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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2013:中国改革最后窗口

更新时间:2013-01-01 23:16:53
作者: 徐瑾  

  

  2013,癸巳蛇年。按照中国的历法,是年天干为水,地支为火,意味动荡与变化。

  回望2012,究竟发生了什么?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但2012年大众显然更偏好宏大叙事,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能否保持8%的增长率的争论热闹一整年。对比之下,眼皮之下的经济乾坤显得少人关注,虽然官方开年伊始就确定不再“保8”将全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7.5%。

  尽管如此,当2012年第二季度出现7.6%的增长,三年来首次低于8%的数据,却引发业界关于经济硬着陆的担忧。随后PMI与进出口等数据相继步入年内低谷,甚至引发再来一次四万亿刺激的判断。

  如今来看,不少机构预测略输准头,即使世界银行也刚刚调整中国全年GDP增速预期,由年中8.2%调低至7.7%。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中国经济虽有远虑,但近忧可解,2012经济在第三季度末触底回升,具体可以参见笔者以往专栏《中国经济政策的教训》、《7.6%发出了什么信号?》。

  2013年经济如何走? 2012年中国经济走过了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去库存化基本完成,2013年可能步入经济复苏期,进入短库存周期的上升段,各项经济指标应该不会差。这从近期经济数据可见一斑,中国12月汇丰制造业PMI预览值为50.9,上月终值为50.5,创下14个月最高水准,这表示经济步入恢复,制造业活动在进一步扩张。

  展望2013全年,经济增速将温和回升,同时通货膨胀也维持温和,对于经济业者,这几乎算是一个好年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可能是我们安享的最后的“黄金时间”,将要用尽过去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入世红利的最后剩余价值。如果无所作为,2013将是我们未来颇为值得怀念的“美好旧时代”。

  更具有历史视野地考察,中国经济当前状态几乎是前所未唯有的“感觉良好”:相对高增长伴随相对低通胀,但是这一状态注定不能持久。未来中国,不仅应该习惯低于8%的常规状态,而且应该习惯将增长果实更多反馈民众。

  从2011年末以来,中国消费对于增长贡献开始超过投资,但按照官方数据,中国当前个人消费仅占GDP的35%左右,仍低于其他类似国家水平。以往以投资拉动的增长,事实是一种对于人民福利的挤压,也就是社会生产资料的分配中,象征投资的“大炮”太多而象征消费的“黄油”太少。

  提升消费回馈公众,并不仅仅是正义的体现,更是符合经济转型与效率的必然路径。正如哈佛学者尼尔•弗格森所言,欧洲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成功,基于六个制度优势:竞争、科学、私有产权、医药、工作伦理以及消费。其中的产权可谓法治的基石,奠定了政治和经济权利共享的基础;而消费则还原了工人作为消费者的本性,也间接刺激新一轮的生产。“资本家理解马克思忽视了的东西:工人也是消费者。因此,试图把他们的工资压到仅够维持生存是不合逻辑的。”

  当前中国,最可与之比拟当属旧日苏联的辉煌时刻,但是国强并不等于民富。即使当时的苏联俾倪欧美,但是正如弗格森一针见血的点评:整个冷战中的最大困惑或许是,苏联为什么不能生产一条优质的蓝色牛仔裤?尽管苏联能生产战斗机和氢弹,但他们的牛仔裤却很糟。

  没有消费的支撑,再多摩天大楼也不过是钢筋水泥森林而已,经济转型也是水中望月。经济必须能够回馈民众,藏富于民的本质是放开管制,无论对于民企还是民众,如此才能充分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构成中国社会良性转型的基础与可能。

  老话说,历史往往会发生惊人的重复,第一次是以喜剧面目,第二次则以闹剧出现。虽然中国人没在2012年12月21日等来玛雅人的末日,一年中却中见证了高层人事的变动。伴随着微博新媒体介入以及管制的相对放松,以往幽微暧昧的权力政治,某种意义上以全民窥探的形式再现,日渐有演变为一场热门戏剧的趋势。然而,这未必是坏事,我们离文革的距离也没有我们想得那么远,“去魅化”本就应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题中之义。即使官方新华社,近期也破例刊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七常委的人物特稿,介绍七常委从政历程以及相关言论,而常委们的家庭以及财产情况也赫然在其列。

  2013年是新一届政府开局之年,蜜月期也即将告一段落,所谓“新政”,能否落实?2013年,会好么?笔者希望,2013年能成为期待之年,全面重启改革之年。

  值得重视的是,2013年是必须珍视的宝贵时间窗口,一系列重大改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系统化的全面改革应该重启。例如,在城镇化的口号之下,中国政府应该努力推荐厘清市场与政府边界的战略任务;例如,推动意义重大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推动服务型政府转型;再例如,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强化对债务风险的控制,其中的重点是对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债务风险的控制,等等。

  经济学家吴敬琏近些年一直为此呼吁,他的新著《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亦是重复强调“重启改革”。他认为中国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

  中共“十八大”报告讲强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么,中国还有什么路?吴敬琏断言未来只可能有两种发展前途:其一,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其二,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和对经济的“控制力”,演变为政府控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这是两条摆在中国面前的静静的路,可以走上其中一条,把一条留给下次,或许再也没有下次了,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或多或少,升斗小民,岁末总有几分愿景。幸好,鲁迅还说过,“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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