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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作为回忆文本的《燃灯者》

更新时间:2013-01-01 12:35:08
作者: 胡文辉 (进入专栏)  

  

  《燃灯者》可算是一部横空出世的书。从报章到网络,几乎是一面倒地叫好,而我,无论对作者赵越胜先生,还是他回忆的对象周辅成先生,都几无了解,没读过他们的论著,以至于我曾不免势利地想,有那么神吗?恐怕有一点文化光环的效应吧?

  

  听闻内地版是删节本,遂从网络下载了电子本,并打印出来。读毕,觉得确实不差,文采焕发,字句干净,也不无深刻的思辨,赢得掌声响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原来手头有一部“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读赵著,才知道还有一部书名差不多的书:周辅成编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上网一搜,始知此书十分稀见,赶忙订了一部复印本。到手略检一过,体例与“文学家艺术家”一册完全相同,网罗人物及著作甚丰,摘选细致,条目清楚,更超前地附有人名索引,甚便参考。仅此一编,就可见编者对于西方著作和思想的学力,尤其在中国的知识语境中,更可谓不是“著作”、胜似“著作”了。

  

  不过,我猜赵著有文化光环,也不算错。作为一个思想文本、启蒙文本,它相当出色,配得上那些掌声;但作为一个历史文本、回忆文本,它却是有缺憾的。而我重视此书,却是由于其历史价值,因此,我要以回忆录的要求来衡量它,提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而不是加入到为其浓厚的道德理想和人文精神喝彩的行列。

  

  “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

  

  赵先生对周辅成的描述,处处带有自觉不自觉的神化笔调。第三节写第一次上周家拜访,周带他到书房,“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又第十二节,讲他从国外给周打完电话后,“先生言犹在耳,透骨的悲凉弥漫开来。寂静中,仿佛见到先生,在清河小营哲学班的教室里。先生刚擦完黑板,回身转向我们,飞舞的粉尘在阳光裏挟下变得金灿灿的,罩在先生身上,先生的身影模糊了,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而耳边的天音却有着川音:‘巴门尼德说存在是一’。”

  

  ——这两处的描述,让我想起台湾吴咏慧(黄进兴)写罗尔斯的笔法:“波士顿初秋的下午,夕阳斜照,有点暖意,最适合听哲学讲演。罗尔斯那天很卖力地论述他对康德哲学的解释,意在反驳20世纪‘功利主义’的大师穆尔的论点,真是毕生罕见的世纪大对决。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目。”(《哈佛琐记》,三联书店1997年版)十数年前读此,在书边批了一句:“这一段颇精彩,但又太‘圣化’了。”今读《燃灯者》此处,自然也有同样的感受。

  

  层累地造成的成分

  

  赵先生作为学生回忆恩师,多少有些神圣化,还是可以理解的。对场景的刻画过于具体,过于细腻,显得不真实,似也无关紧要。但有时顺带将个人的、事后的体会融入回忆中的老师身上,使得周辅成的形象里夹杂了一点赵越胜的表情,这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如第五节,写日本电影《望乡》1970年代末在大陆公映,引发轰动,并引起一些卫道士的攻讦,赵为此写了篇《〈望乡〉的伦理学》,而周看后表示赞许,“先生说你谈《望乡》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谈妓女的道德。这看似悖论。妓女在世人心目中总和道德沦丧相连。妓女这个名词似乎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但谁能说妓女就没有道德?先生说,谈妓女的道德人格,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古有唐人白行简的李娃,清人孔尚任的李香君,今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外国有萨特的丽茜,《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望乡》公映是在1978年;赵文发表在《光明日报》,我没有查具体出处,但想来不晚于1979年(编者注:赵文发表于1978年11月10日);而陈寅恪的遗著《柳如是别传》是1980年8月才刊行的。因此,周当时不可能提及陈寅恪和柳如是,那可能只是出于赵后来的想象和铺衍,借用顾颉刚“疑古”的话,可以说是一种“层累地造成的记忆”。还有,“萨特的丽茜”出自其小说《可爱的妓女》,小说后拍成电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1980年代初曾引进中国——我怀疑,甚至这个丽茜,也未必真的出诸周辅成当日之口,一样是来自赵越胜今日之笔。

  

  对此,可以找出点旁证。第八节写周谈起戴震,“先生以为,这是戴震思想的中心,归乱源于统治者,而人民是受害者,这表明了戴震的人民立场,其实这是先生观察社会、评判是非的一贯角度。在平民与权势、卵与石之间,先生总是站在平民一边,站在卵一边。”村上春树那句“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的名言,是2009年2月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的,而《燃灯者》完稿于同年9月,定稿于10月。因此,赵在行文之际,很可能不自觉地借用了一个新近流行的比喻来形容当年的周老师。这证明赵越胜在写作上确有“层累地造成”的成分。

  

  几处小毛病

  

  此外,书中还有其他的小毛病。

  

  第二节写初访周时,周已强调第一要事是学英语,“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拜托,这算什么逻辑呢?你所以读外国哲学,明明就是周先生的指导造成的,怎么倒成了他“认定”你将来会读外国哲学,证明了他的“先知先觉”呢?

  

  第五节谈《望乡》问题,讲到近代被拐卖去东南亚为娼的那些日本贫苦女性时说:“她们渴望回到故土,回到亲人身边,死后的埋骨地也面向大海,朝向日本。所以电影的名字叫《望乡》。”这是记忆不清,有点想当然了,其实电影里的情形恰恰相反。《望乡》的原作者山崎朋子后来在《山打根的墓》一文中特别谈及此事:“一切坟墓都朝向山打根湾,背对着日本……日本对她们来说是幼小时生活过的地方,从心情上讲是怀念的,但从本质上日本又是她们憎恨的对象。……我感到背对日本面临山打根湾而立的无数无依无靠的日本妓女的孤魂,对祖国日本是采取了一种拒绝的态度。”(《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日妓的墓背向日本而立,透露出一种弱者无告的愤怒,一种死者无言的反抗,我觉得恰恰是《望乡》里最深刻也最感人的一个细节,是不可不辩的。

  

  读过《燃灯者》的电子本,发现内地版虽未收入《忆宾雁》、《骊歌清酒忆旧时》两篇,却另收入一篇电子本所无的《聊与梅花分夜永》,故又买来一阅。全文涉及儒家理想最多,可见周辅成在见识上过于理想主义,其思想维度不离道德、文化、人格,不免有些书生之见。而赵越胜感慨“当下的士林已远不是先生那一代人在青灯独守、古卷常翻中凝练出的沉静深邃”,也不免有些欧阳修所谓“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的心理。其实周辅成那一代人,又有几个算得上“沉静深邃”呢?在学问上比周更有成就的冯友兰、金岳霖又如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

  

  我们对“师道”不满的心理投射

  

  读毕赵著,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周对赵那么好,也是由于他作为老师太过寂寞了,在政治高压下,他实在缺乏传道授业的条件和对象;他对赵倾注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诚然是照亮了他的心灵,但那只是赵先生一个人的幸运,却是时代的不幸!近阅韦政通对新儒家牟宗三的回忆,特别提到牟爱护学生备至,“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看过像他那样爱护学生。”(《牟宗三先生的生活片断》,《时代人物各风流》,中华书局2011年版)我就有些刻薄地想:牟宗三1950年代在台湾时还门前冷落,也就难怪他那么爱护学生啦。而以大陆的学术环境,周辅成的寂寞,显然又是远过于牟宗三的。

  

  我又想,《燃灯者》所以引来满堂喝彩,恐怕也跟时下的文化心理有关: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舆论颇有“师道沦落”之叹,正因此,才更需要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燃灯者”作为榜样;对“燃灯者”的热情,正是我们对“师道”不满的心理投射——正如对《批判官员的尺度》一书的热情,显然也是我们对官员不满的心理投射。

  

  终究是出于对师友感激太深的缘故……

  

  作为一个记忆文本,《燃灯者》还让我想到两个话题:

  

  一是1970年代的集体记忆问题。

  

  前两年读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就有一个感觉:“文革”的回忆已经很多,但过去大多侧重1960年代,而1970年代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也应当开始重视和挖掘了。也许,它会成为下一个回忆热点吧?而在我看,这部《燃灯者》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为1970年代的知识状况和精神气候提供了一个反思性的文本。

  

  说到这,吴亮先生约略同时推出的《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是一部以1970年代为中心的青年回忆录,正可与赵著相提并论。吴著文字较枝蔓,想表述的内容太多,缺乏剪裁,作为阅读文本远不及赵著。但赵著只写了周辅成等三位“精英人物”,只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高端;而吴著内容更为丰富,着重记录他作为普通人所接触到的书本,反映了知识界的一般状况。论历史和思想价值,两书各有所重,亦各有所长。

  

  一是回忆录的写法问题。

  

  学生写老师,向来是回忆录的大宗。而其中的大多数,无非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式的写法,借用《仰望陈寅恪》这个书名,可称为“仰望派”。但也有个别狂士,下笔轻薄露骨,如李敖写姚从吾“长得一副中原老农相”,写殷海光“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这只好称为“俯瞰派”。还有一种,对老师就事论事,有赞有弹,如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庶几近之,则可称“平视派”。

  

  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曾引过唐德刚的一段话:“胡适之先生讲学一辈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胡学、研究胡学,就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胡适遗教的中心要义。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纪念胡适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个“半肯半不肯”的态度,也就是“平视”的态度,我最赞同。

  

  从此角度而言,尽管《燃灯者》是一个很有光彩的文本,但显然过于“仰望”了。在赵的笔下,周辅成的形象何等完美,似乎梁启超写康有为,罗尔纲、周汝昌写胡适,严耕望、余英时写钱穆,也有所不及吧。——相比之下,他写刘宾雁,倒较为切实的。

  

  不过,《燃灯者》的跋写得甚好。可见赵先生是“未免有情”的人,将师友视为他个人的“燃灯者”,笔下虽嫌过于渲染,但终究是出于对师友感激太深的缘故。这样的话,我的批评又嫌过于较真,缺乏了解之同情,未免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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