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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越胜:与胡文辉先生书

更新时间:2013-01-01 12:33:43
作者: 赵越胜 (进入专栏)  

  

  胡文辉先生足下:

  

  蒙友人赐寄大作《作为回忆文本的〈燃灯者〉》(《南方周末》2012.3.22),读毕感慨系之。不才去国多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见国内新人辈出,文采熠熠,知中华文脉不绝,实可喜可贺。拙著蒙胡先生细读,指摘品识,发微审著,必得流惠。不才致谢在先,而后抒己见,望胡先生不以简陋弃之。

  

  《望乡》中南洋女埋骨之朝向,不才实大谬不然。落笔前曾找来山崎朋子的著作与自述读,竟未发现此大错。足见不才梳理学问粗心大意,今后更当如履薄冰。谢胡先生教我。

  

  胡先生以为拙著小有读者是“文化光环的效应”,与“时下文化心理有关”,我大致是赞成的。虽远在海外,对国朝中事难有肯切的看法,毕竟也耳闻如孔庆东教授那样的名人轶事。想国内有廉耻的读书人见到周辅成先生的故事,不免有蒹葭玉树之叹。此等情势连带拙著谬得夸赞,为不才始料不及。

  

  胡先生着重指出“周辅成的形象夹杂了一点赵越胜的表情,这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胡先生引以为据的是周先生和我谈《望乡》时,引用了“陈寅恪的柳如是”和“萨特的丽茜”。胡先生以为这两部作品都公布于1980年代,所以周先生不可能知道,故不可能谈及,“可能只是出于赵后来的想象和铺衍”。愚以为胡先生错了。请容我辩证如下。

  

  先谈柳如是。

  

  1.陈寅恪先生撰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出版时更名为《柳如是别传》)始于1954年,三年后《光明日报》发表了专访报道。在此,我引陆键东先生所著《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中的史料为证:

  

  ——“记者这样写道:‘目前他还要研究柳如是的事迹’……第一次正式向中国史学界介绍陈寅恪晚年著述‘钱柳因缘’动态的,是1957年第七期《历史研究》杂志。”(332页)

  

  ——“1961年10月,中山大学校刊第一次报道了陈寅恪著述《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一书的情况。”(333页)

  

  ——“1962年1月,中山大学校刊第二次,也是六十年代最后一次报道了陈寅恪的著述情况,语云‘陈寅恪教授将继续完成《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原书此处少一稿字)最后一章,预计上半年内全书完稿,将近六十万字。’”(333页)。

  

  同年,《历史研究》杂志第五期上也预告了陈先生的书已接近完稿。可见陈先生以柳如是为题,从事学术研究的事是当时学术界有心人共知之事。

  

  周辅成先生在清华时选了陈先生的课,是陈先生的学生。他素来敬仰陈先生,对老师的动向自然是关心的。周先生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上面的信息,他老人家是一定知道的。此外,《历史研究》也是周先生常读的杂志,我就从他那里借阅过该杂志有关杜甫诗的剪报资料。周先生从该杂志也会获取相关信息。这是已经公开发表的信息资料。

  

  2.周先生的女公子邦珞大姐告诉我,“文革”刚结束,“四人帮”被捕后不久,中山大学戴镏龄先生到北京看望周先生。老朋友劫后重逢,兴奋异常。据当时在场的邦珞大姐说,“话题之一就是陈寅恪”。我想这次谈话不可能不谈及陈先生的柳如是。

  

  3.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测。吴宓先生1961年往访陈寅恪,9月1日这天陈先生对老友吴宓详述了“钱柳因缘”的构想与真实意图,吴先生在日记中详记了这一段史实(参见上引陆键东著作,332页)。周辅成先生与吴宓先生亦师亦友,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吴宓日记》中多有记载。可我只读过吴先生1948年前的日记。我推测吴周两先生若有联系,亦当谈及陈先生的“钱柳因缘”。我之所以有此猜想,是因为一次与周先生谈起吴宓先生,他老人家告我,听重庆的亲友谈起吴宓先生惨遭迫害,被弄折了腿,他心中不安,曾去电西南师院问讯,但无人理睬。不知在吴先生1948年后的日记中能否觅到蛛丝马迹?

  

  依愚见,这些材料当可证明,周先生一定早知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研究,不必等到1980年书出版之后。他见我谈论有关妓女的论题,对我点拨一二,实是顺理成章的事。

  

  再谈萨特的丽茜。

  

  据我所知,萨特与波伏瓦1955年访华之后,国内曾翻译过萨特的一些著作。为避免记忆有误,我特地请教了沈昌文、郭宏安两位先生。郭先生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大家,沈先生是当年“内部读物”的主理者。蒙他们赐教,我知道了萨特的著作《恶心》、《墙》和《艾罗斯特拉特》1965年以黄皮书的形式(书名为《厌恶及其他》)在上海出版。而萨特的名剧《La Putain Respectueuse》早在1955年就由罗大冈先生译出,发表在《译文》杂志上,名为《丽瑟》。

  

  但是,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周先生对萨特的了解并不需要借助中文资料。他老人家对存在哲学极熟,对萨特的著作,包括文学作品亦极熟。我们之间也常有相关讨论。因为萨特“存在先于本质”、“人命定自由”等命题是伦理学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正是周先生的研究领域。他对西方哲学文献的熟悉绝不需借助翻译。他对萨特著作的了解亦不需等电影引入发行之后。

  

  胡先生拈出村上的致词,作为“层累地造成”之佐证,恐也未必妥帖。卵石之比,早见于先人典籍,“以卵击石”,荀、墨两家皆用,村上亦不过拾我先人余唾。我以卵石之喻平民与权威的两分,以彰先生“人民伦理学”的思想,实不曾考虑到村上春树先生。

  

  胡先生以为我说周先生“先知先觉”是不合逻辑。不才亦不甚同意,请容不才为胡先生一析。以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推出的结论未必真。因为真伪之判断当见于大前提之真伪。胡先生以为,依照我的叙述,我今后必当念“外国哲学”,否则就是不合逻辑。在这个论断中,胡先生认定的大前提是“凡被指导读过一点外国哲学的人,将来必读外国哲学”。赵某人受周先生指导,读了一点外国哲学,将来必定要“读外国哲学”。可实际上这大前提不真。从历史上看,1975年“文革”派大权在握,今后国家走向未定,连有没有“外国哲学”这一科都尚在未定之天。个人的人身安全尚不敢保,岂有将来必定会做什么的奢想!周先生指导了我,但这并非将来我必定走上“读外国哲学”这条路的保证。后来我走上这条路,冥冥中实现了周先生的判断,只能说周先生有些“先知先觉”了。这个大前提之所以不真,是因为胡先生没有顾及历史与社会的逻辑,这个逻辑比三段论强大得多。我宁愿相信塞涅卡的话“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天下哪有历史必然性这回事儿。

  

  胡先生以为我写先师是“过于仰望”,诚哉斯言。周先生这个人在老一辈学人中真是卓荦不群。以胡先生所举冯先生为例,其与时舒卷,甘言媚上,虽有迫于形势的原因,但毕竟是糟蹋了自己半生的学问,可叹亦可惜。而周先生则秉持自己内心的方正,独守寂寞。正像我曾引过的黄山谷语:“视其平居,无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这其中甘苦,不才不便一一叙说。鲁迅曾叹中国缺少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周先生算得一个。此种对先师的仰望,来自对先生人品与学识的认识。同理,胡先生文中所引那位仰视罗尔斯的人,不才愿引为同道。

  

  愚早已是化外之人,蒙胡先生关注,自当感谢。但因事关恩师,不才不敢不辩。小叩大鸣,望胡先生勿以繁杂为念。知我罪我,是在明哲。

  

  赵越胜 顿首

  

  2012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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