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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必须将人民意志纳入社会过程

更新时间:2012-12-31 23:56:42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1

  

  先说枯燥的话题。

  

  大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本名为《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书进入我的视野,那时候我主要精神活动还没有扩展到文学以外,就像我喜欢经典作家长篇小说一样,对这本书的接纳、喜爱和着迷,也纯粹是文学意义上的,尽管文学是人学,但是你必须回答人身处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的问题,因此,对社会的现实观察和理论研究,也就自然成为了我文学思考的一部分。《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作者戴维·霍斯顿毫无疑问是促使我把目光从纯文学领域转向更深邃的思辨领域的引领者之一,这本书成为了我步入政治哲学殿堂的指路明灯,后来我离开文学以随笔的方式对社会事物指指点点,很多思想和见解实际上都得益于戴维·霍斯顿所提供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思维框架。

  

  下面我借助资料介绍一下这个人。

  

  戴维·伊斯顿是美国政治学家、政治行为主义的倡导人,他1917年出生于加拿大,先后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位,40年代后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伊斯顿的主要著作有《政治系统:政治学现状研究》(1953)、《政治分析的结构》(1965)、《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1965),这三本书被称为“政治系统分析三部曲”,在政治哲学领域占有极重要位置的政治系统论,就源于伊斯顿在这三本书尤其是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阐述的思想。

  

  戴维·伊斯顿确立了政治行为主义的特定含义,他批评以往的政治学忽略了政治是人类互动行为的结果,忽略了人的动机、人格和心理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认为政治哲学家的重要职能就是要对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做出反应,以便表达对公民和政治家了解自身处境都大有裨益的思想价值系统。

  

  任何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政治系统,这套政治系统是由体制、政治团体和权威机构等体现和构成的,它自始至终受到人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以及心理的因素的影响。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具有对环境压力做出反应的能力,或者说具备反馈信息的功能,以便在系统和环境之间建立有价值的互动联系,通过不断的输入、输出、反馈、再输入等,完成有序的社会过程。

  

  如上所言,政治系统理论牵涉的主要概念是输入、输出以及反馈,主张运用输入―输出的思维框架来分析社会政治系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更为宏观的政治思维方法。政治系统论主要关心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内部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问题,它把政治解释为围绕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而进行的活动,是既有层次分工而又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政治系统内部的各部门、各环节和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这就是说,政治系统论把政治的互动行为作为社会过程的基本要素,以政治系统是否平衡和稳定,作为判断其健康与否的标志。

  

  伊斯顿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对政治哲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当代学者之一,他创立的政治系统分析模式被广泛应用,据说伊斯顿的输入-输出系统分析模式适用于分析从国际社会到国家内部各种形式和规模的政治系统。

  

  那么,这里所说的“国际社会和国家内部”包括不包括中国呢?我认为是应当包括的,除非你不怀好意地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没有一整套输入和反馈的社会政治系统。既然伊斯顿的理论框架可以涵括中国,那么,考察一下在输入-反馈的社会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是饶有趣味的。

  

  2

  

  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好像突然焦灼了起来,对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给以了空前关注,譬如,人们都在说中国的改革困境,有的说往左,有的说往右,有的说上天,有的说入地……不一而足。我经常会收到陌生人的邮件,发一些据说可以救中国的高论,比如恢复帝制,上早朝公开议政,设三宫六院八十一会所,尽揽天下美女供高级官员淫乐,以避免他们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去养什么二奶;比如邀请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组建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民选政府;比如在天安门广场设立绞刑架,灭五百户九族,像犹太人追杀纳粹那样在世界范围内追杀他们的余孽,追讨他们掠夺和藏匿的民脂民膏;比如建立自由主义的军人政权,以战争形式消灭官僚特权利益阶层;比如请马英九先生来当我们的总统,不说他有没有治大国的本事,至少我们知道他的财产状况;比如说某月某日某时突然祥云笼罩,霞光四射,峨眉山深处诞生了一个婴儿,这孩子将来就是带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伟大领袖……我对所有这些设想都很敬重,这毕竟是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思考,你不能责怪在这些思考中出现某种程度的“跑偏”。

  

  我也收到过向我讨取济世良方的信件,但对这些信件我很少作答。首先,我不过是一个热衷于写作长篇小说的人,这样的人在今天往往被视为不过正常生活的人,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确实提不出什么济世良方;其次,即使对社会现实有一些想法,在强大的监管体系下,你能把那些想法表达出来吗?网站,哪怕是非常严肃的学术网站,敢发表出来吗?你能不为你的言论承担可怕的政治后果吗?其三,即使发表出来了,谁理你呢?很多人为呼唤自由呼唤民主喉咙都渗出血来了,都劳教了,都被投进监狱了,对现实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和改变吗?贪污腐败不是仍然在漫延吗?五百户不是照旧岿然不动吗?数不清的官二代不是在与人民的意志和选择完全断离、几乎是在黑箱一般的权力运作中,堂而皇之地在各级政府权力机构登堂入室了吗?国家媒体不是又开始新一轮宣传鼓噪了吗?所以我什么也不想说。

  

  趁此机会,我想向那些给我写信而没有得到答复的人表达歉意,绝对不是故意怠慢,绝对不是,我确实有我的难处,就像所有关心这个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一样。“难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为难之处,就是做起来感觉很困难的事情。

  

  是的,在中国没有任何事情比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更困难也更危险,因为这件事牵涉到思想,而思想在我们这里是被高度警觉的东西,在一些人眼中简直就是炸药,就像我们乘飞机之前需要安检一样,在他们设制的社会程序中,“安检”这一环节是断然不会被忽视的。在一个到处都是对思想进行安全检查的地方,只有那些为了信念视死如归的人,才会试图携带危险爆炸物闯关,我们这些蝼蚁一样讨生活的人,遇到感觉困难的事情,一般都退避三舍了。

  

  “舍”是古代的长度单位,一舍相当于三十里,三舍就是九十里。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可怜人是在九十里开外议论这个话题的,我们脸上难免会带着沮丧与焦灼的神态,不那么招人喜欢。假设美国人戴维·伊斯顿先生此时正好散步到这里,看到我们这些焦急而绝望的人,他会怎么说呢?

  

  “输入有了问题,”伊斯顿先生警觉地看看四周,伸出一根手指慢悠悠地说,“你这个社会的输入-反馈系统有了问题。”

  

  3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譬如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政治系统的输入-反馈是以如下方式表现出来的:公民通过思想的传播表达自己的意愿(“新闻与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这种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这用不着多做解释),政府接受公民的意愿表达(“选举与被选举权”是这种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这是因为,如果政府不接受公民意愿,公民就会利用选举权合法推翻政府,选举他们认为能够代表他们的意愿、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实利益的人组建新的政府),随之对国家政策进行调整,从而完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互动过程,并进入下一个循环。

  

  千万不要小看这种看似简单的社会过程,正是用为它,社会才会拥有了正义的品格。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自由选举的情况下,你很少看到獐头鼠目、形容猥琐、目光游移不定的人或者像行尸走肉一般没有生趣的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并非獐头鼠目、形容猥琐、目光游移、像行尸走肉一般的人不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是自由选举的程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公民判断这些人的时候,即使深入不到对其政治品格和领导能力的考察范畴,单只是那种让人很不舒服的长相,就会成为公民选择与否的意愿,它必然反映在选票上。这与国民素质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即使有关系,那也是值得骄傲的关系。

  

  假如这一保障社会正义品格的社会过程被扭曲了,公民意志被阻隔(就像有人说的,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适合施行自由选举的民主制度)在了社会过程之外,会出现什么情形呢?那些獐头鼠目、形容猥琐、目光游移的人,那些行尸走肉一般没有生趣的人,那些品质低劣、道德败坏的下三滥,那些口蜜腹剑、心怀叵测的野心家阴谋家,都会像僵尸那样复活起来,宫廷深处鬼影重重,政坛之上狼虫唬锛,结果,心地最贪婪毒辣的人,性格最阴鸷残忍的人,道德最低下虚伪的人,胸无点墨的傻逼级蠢材……反倒有可能占据最重要的权力位置,真正的精英和栋梁之才反倒会被排斥,被冻结,被摧毁。

  

  一个不健康的社会必然是逆向淘汰的社会,就是因为它缺失了保障社会正义品格的最重要的民意参与。政治一旦成为少数人的权力游戏,邪恶必将如影相随,邪恶一旦与权力附体,权力覆盖下的民众命运如何,还用说吗?这就是我们看到血腥强拆的原因,这就是贪污腐败如燎原烈火在神州大地蔓延的原因,这就是官员们兽性地蹂躏我们的女儿的原因,这就是五百户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社会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网络成为巨大的局域网的原因,这也是中国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原因,这更是中国在世界上绝少朋友,只能惜惜相惺于伊拉克、阿富汗、塞尔维亚、利比亚、埃及、叙利亚、朝鲜、古巴之类独裁主义政权的原因。

  

  中国成语所谓的“风起于青萍之末”,气象学上所谓的“蝴蝶效应”,说的都是这样一个道理:在社会系统中,任何细微的因素都可以导致整个系统的性质发生改变。如果我们认为这个道理是合理的,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将民意从社会过程中剥离(缺失一张选票)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4

  

  我们这些远在九十里开外的人都意识到这是一种危险,那些身处政治漩涡中的人难道不知道剥夺民意等于是在玩儿火么?他们难道不知道这种对社会过程的强行干预会导致社会系统发生紊乱、社会面貌会发生大面积改变吗?他们难道看不到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的良知泯灭、道德畸变、人性扭曲吗?我想他们是看得到的。既然看得到为什么还要玩儿火呢?为什么不采用宪政手段把民意植入到社会过程之中,让社会进入到良性循环状态呢?

  

  戴维·伊斯顿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他的输入-反馈系统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思维框架,换一句话是说,他为我们提供的仅只是社会分析仪,真正的社会辨析还要由自由主义思想大师来完成。所庆幸的是,中国是封闭的,世界却是开放的,在中国被历史主义禁锢了的正常的社会历史,在远比中国更广大的区域健康且生机勃勃地存在和发展着,也正因为这样,人类才适时地出现了波普尔、哈耶克、阿伦特这样伟大的社会辨析家,尽管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没有对中国社会进行过具体的考察,在他们的著作中甚至很少提及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但是,真正的思想家的思想是有巨大穿透力的,我们阅读《历史主义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阅读《通往奴役之路》,阅读《极权主义的起源》,简直能够直接触摸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精神史,那是存在了数千年的民间社会被国家权力取缔和灭失的历史,是民众被从社会过程中剥离的历史,是一个伟大民族精神畸变的历史。我们今天承受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苦难,都被这些思想家囊括到了他们的视野之中,是他们让我们看清楚了我们来自哪里,置身何处,去往何方,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历历在目地看到自己的处境。

  

  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顺理成章地有了答案——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不过是以极权主义为根基的理论性假设,它必然排斥批判,反对变革,无可避免地走向专制。波普尔认为,自由取决于制度,而不在于平等,即便人生来平等,极权主义也会将他们囚禁于枷锁之中;平等绝不能以牺牲自由的代价来换取;国家权力仅限于人民自由的范围之内,国家对社会与人的干预决不能是专断的、私人化的。他尤其反感将道德政治化,把道德视为国家意志。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一定将会导致极权主义,被赋予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也一定会拥有控制个人生活的权力,他把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视为极权主义的不同流派,纳粹和共产主义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不同而已。

  

  阿伦特则指出,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新的统治形态,以往的专制政权仅限于迫害它的政敌,而极权主义却消灭它的“顺民”,公然鼓吹和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得撒谎、伪证、对他人行使暴力畅通无阻。“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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