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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 马伟: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1949—2009)

更新时间:2012-12-30 19:13:30
作者: 胡鞍钢 (进入专栏)   马伟  

  但是农业占绝大部分,1949年全国农村就业总数为15589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农村就业总数的94.2%,非农业劳动力人数占5.8%。

  1950年代初,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之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如何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他提出了“一化三改”路线。[23]在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底,农业就业人数占乡村总就业比重达到95.1%,农业生产总值占农村生产总值的96.46%。[24]在城镇,开展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经过改造后,我国城镇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城镇公有经济就业比重由1952年64.68%提高至1956年99.47%,城镇非公有经济就业比重由35.52%降至0.53%,而后大体在5%以内。城镇非公有经济占GDP比重由1953年13.34%降至1956年0.20%,而后大体在3%以下。从1956年到1977年,除了1961—1969年外,城镇正规就业比重一直维持在98%以上;非正规就业比重到1977年达到历史最低点0.16%。城镇的基本经济结构转变为单一的公有制正规经济,非正规经济基本消失。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是当时世界人均收入最低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也是在所有城镇既消灭了私人经济、个体经济等非正规经济,也消灭了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中国家,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25]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将整个社会切分成城乡对立的两大部分,严格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这一时期(1949—1977年),一方面农村总人口和劳动力总量持续高增长,分别从1949年的4.84亿人和1.70亿人增加至1977年的7.83亿人和3.03亿人,分别增长了61.8%和78.2%,进一步强化了城镇与乡村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占全国比重不断下降,分别从89.4%和90%下降至82.4%和76.8%(见图2)。[26]

  农村的一元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曾正式发动了两次农村工业化“小高潮”。第一次遭到失败,第二次比较成功,为改革开放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第一次是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他要求各地方的工业总产值,争取在5年,或者7年内,或者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27]在政治动员的作用下,全国各地社队企业“遍地开花”,农村一度出现了工业的迅速发展,到1959年达到高峰,有社办工业企业70万个,总产值100亿元,比上年增加值60%,约占农村工农生产总值的16.75%;而后迅速回落,1960年降至50亿元,占农村工农总产值的9.86%;与此相适应,农村非农业就业也出现高潮,其所占农村就业比重在1958年达到27.74%。但是很快遭遇失败。由于受到3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停止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农村非农就业比重迅速下降,到1963年达到最低值1.39%,社队企业生产总值占农村生产总值也降至5.89%。[28]第二次是发动农村工业化。1970年全国社队企业工业产值为67.6亿元,到1977年达到332亿元;[29]农村非农业劳动力比重逐步上升,到1977年达到4.67%;农村非农业生产总值比重升至20.95%。[30]从国际比较来看,农村出现较大规模的工业化是中国所独特具有的,这是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所未出现过的现象。这时期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为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崛起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农村出现的两次工业化“小高潮”并没有在整体上改变农业部门仍然是农村经济,尤其是农村就业仍然是农业绝对主导的格局。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这个期间由于政策的变化出现了强制性的波动变化,但总体上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城镇仍然表现为国有正规部门经济形态,非正规经济规模极小。虽然我国经济社会仍然主要由城市正规部门与农村农业部门组成,但这已经不是典型意义上市场自发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是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影响不断人为强化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四、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1978—1991)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中国农民的创新与实践精神为基础,改革首先从农村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拉开序幕。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再次下发一号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31]农村改革政策迅速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城乡差距在1980年代初曾一度缩小,但很快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差距再一次拉大。由于我国人口基础大、人口增长快的影响,虽然一部分劳动力流动到城市或者乡镇企业工作,农村农业劳动力人数在这一时期仍然继续增加,从1978年的2.78亿人增加到1991年的3.86亿人;农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028亿元上升至1991年5342亿元;不过,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农村就业比重、农业增加值占农村增加值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从1978年的90.75%下降到80.29%,后者从1978年的83.1%下降至1991年的64.24%。

  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社队企业,提高社队企业经济比重。1982年,国家制定“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方针,实行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政策。1984年,国家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明确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不发展农村工业,多余劳动力无出路”,乡镇企业“为我国农村克服耕地有限、劳力过多、资金短缺的困难,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32]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继续合理调整城乡经济布局和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政策的支持成为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有力推手,1978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为2826.56万人,到1991年则达到961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21%,1978—1991年平均每年增加就业621.7万人。1978年,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09.39亿元,到1991年达到2972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26%,占农村增加值的比重也达到35.74%。[33]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转化为产业劳动力,引发了农村社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逐步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和完善,对城镇就业及农民工进城的限制也逐渐宽松。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政策。1984年,允许务工、经商等从事服务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在城镇落户。1985年,公安部颁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在这个阶段,农民开始较大规模进入城市就业,但是由于民工潮涌带来许多管理和社会问题,不久,国务院开始针对一些地方自行放宽“农转非”标准的做法,进行了纠正。1989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要求各地区要把“农转非”人数严格控制在计划指标之内,不得突破。一些大城市也对外来人口进行了清理,大批农民工重新还乡。因此,城镇农民工进城务工人数在1980年代虽有所增加,但其占城镇总就业比重保持在5%以下。直到进入1990年代后,才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受此影响,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到1990年达到2984万人,1991年稍有回落降为2959万人,占城镇总就业的16.94%。城镇正规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比重从99.84%下降至83.06%。这说明,在该阶段,城乡分割的政策虽有所松动,但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仍然采取较为严格控制的政策,导致农民进城务工的数量较为有限,城镇仍然是以国有、集体及新兴正规企业等正规经济为主。

  如果说,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大发明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话,那么第二大发明则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34]如前所述,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定位为“国家工业化”,首先是国家发动、国家主导、国家投资、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工业化,基本排斥了民间参与、非国有经济参与;其次也是城市工业化,即以城市为主导、为主体,又排斥了农村工业化、农民参与。改革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模式;[35]在城乡分割条件下,在农村地区发动工业化、推动工业化,提高了农村经济的分工水平,加速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在改造传统农业、提高非农经济收入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乡镇企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唯一具有的独特二元经济结构;加上城镇正规经济部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则由二元结构转向为三元结构(见图3)。

  

  五、从三元结构到四元结构(1992—2009)

  

  进入19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是从三元结构逐渐转变到四元结构,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出现了高速增长的非正规经济,超大规模的非正规就业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正规经济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这包括在国家统计局的就业统计范围内;二是农民工等流动人口,但未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范围内,只是作为差额项估计的。

  从农村地区来看,农业与非农业就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关系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农业劳动力绝对数1991年达到高峰3.9亿,而后呈下降趋势,到1996年,降至3.482亿;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9609万人上升至1995年最高峰1.35亿。其次,1990年代下半期至21世纪初,由于国内市场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影响,出现了与上半期相反的情况,农业劳动力开始上升,到2002年达到高峰3.687亿;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直到2003年才超过了1996年的总数。再有,从21世纪初开始,农业劳动力大幅度下降,到2009年已降至3亿以下,比2002年的小高峰减少了7162万人;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开始持续增长,到2009年达到1.559亿人,比1996年增加了2080万人。从经济结构来看,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从1991年的24.5%,降至2009年10.6%,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于1993年超过农业增加值,到2008年,这一比重达到最高峰,接近28%,这既反映了农村工业化产出规模已经超过了农业产出规模,农村经济已经以非农业为主的新的特征。从国际视角比较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农村工业化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经济社会类型。

  从政策背景来看,国家对于私营经济及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逐渐发生变化。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36]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将非公有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37]这成为城镇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正规经济迅速发展的“加速器”。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的就业人数从1992年的837万人上升至2009年的979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6%,占城镇就业比重从4.7%上升至31.5%。这表明,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的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就业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从发展阶段来看,农民工进城不但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还给居民消费、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进入1990年代至1990年代末,中国开始从低收入向下中等收入过渡,进入21世纪,中国又开始向上中等收入过渡;与此同时伴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迅速变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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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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