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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文化强国,除了复兴儒家别无它路

更新时间:2012-12-27 16:00:04
作者: 枕戈   秋风 (进入专栏)  

  

  2012年11月16日,秋风与杜钢建两位大儒在湖南大学就“儒家宪政”展开对话。

  活动期间,笔者与岳麓书院博士唐宏站、三湘都市报记者李婷就自由主义、普适价值、价值重塑、社会重建、文化强国等话题请教秋风。秋风认为,这些概念的开展或中国化,这些理念的落地和实施,都离不开儒家的参与,儒家是承载这些价值理念和文化梦想的土壤。

  秋风尤其认为,在我们过去的3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的最重要变化就是儒家的复兴。思想界的左派和右派都在向儒家靠拢,儒家已渐成各种思想派别的共同底色。最近几年,社会呼吁文化复兴和文化强国,对此他认为,建设文化强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复兴儒家,舍此没有任何其它出路。

  

  一、我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宣传者

  

  我们是借助西方自由主义的概念来重新发现中国文明的某些事实。我可以确定地说,我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我不是哈耶克或者罗尔斯的宣传者。我是在思考自由本身。

  

  记者:您之前主要是做对哈耶克的研究,是偏向自由主义的。现在您回归到儒家宪政的主张,这个转变我很好奇,您能讲一下吗?

  秋风:自由主义需要获得一个中国的生命力嘛。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都是从西方来了,比如说我介绍的哈耶克、大家谈论的洛克、罗尔斯,甚至于说卢梭,这些理念都是西方的。但是,这个理念如要对现实发挥一定作用,就得经历一个给自己营造身体的过程。它需要一个具体的形态,一个现实存在的形态。那你就需要把它植入到中国文明的身体之中去,然后让它获得一个活生生的形态。

  

   记者:这是说“中体西用”,是吗?

  秋风:对。但这个形态也不是完全由西方的自由理念来赋予的。实际上,你只要一回到中国文明中,那你一定会借助中国文明中的很多理念去理解这个自由主义。所以,这一定会是一个中、西理念互动的过程。而且,还可以更进一步,实际上我们是借助这个西方的概念,来重新发现中国文明的某些事实。

  

  记者:有很多人说,您变了。您还是自由主义者吗?

  秋风:我可以确定地说,我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不是哈耶克或者罗尔斯的宣传者了。我是在思考自由本身。

   我们看到的西方的自由主义,它其实是写在纸上的一些字。你现在要让它变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就要让字变成血肉。你就回到自己的身体来体会和塑造自由,而你的这个身体是由中国的传统塑造的,因为你生活在中国文明中。当你回到自己的身体,你就拥有了一个主体性。

  

    记者:您今天演讲的主题“儒家宪政”。对于孔子,对于儒家,您都是比较推崇的,包括之前您带同学们去拜孔子。您觉得孔子的这种精神理念,应该在我们社会有一个复兴?我们应该重新用儒家孔子的那一套东西?

   秋风:其实我没有说,我们应该这样,而是说,这是一个事实。孔子和儒家的复兴这是一个事实。在我看来,过去的3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的最重要变化就是儒家的复兴。

   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其实只不过是这种复兴的结果。比如,市场经济的发育,财富的增长,社会的繁荣,还有社会的自治,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结果。只不过,这样的一个复兴还处在一个不自觉的状态。

   尤其是我们的精英群体,比如知识分子、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复兴是从底层社会开始的,从农民开始的。比如,他们要恢复家庭经营,恢复财产制度,恢复宗族制度,要重新修复族谱,他们去拜祖宗、修祠堂,这些东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发生了。而我们的知识界,我们的公共舆论,在很长时间对这个东西是持批判态度的。

  

   记者:这是讲宗法制复兴吗?

  秋风:对,就是“宗法制复兴”,现在很多学者还在讲,宗族的复兴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构成威胁。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在新近出版的《重新发现儒家》一书中,对此有专门论述。

  这个事例说明,中国文明在复兴,但是,中国的精英群体整体上没有这个自觉。不过,最近十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精英群体逐渐对这个变化有一个自觉了,包括执政党也有自觉了,所以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也用了这样一个词,“复兴”。只不过这个词,它没有特别明确的内涵。我谈儒家的复兴则不是空洞的;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就是儒家的复兴。

   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从民众,甚至包括各种官员、企业家,他们都在不自觉地卷入到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浪潮中,但是,我们的很多法律政策在这方面还设置了很多障碍,我们的知识界对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没能同情而深入地理解,很多人还是抱着敌意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现象。比如大家所说的“公知”,就对这个趋势采取一个敌意的态度,认为这个东西会妨碍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的建设。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看法。

  

  

  二、信奉儒家,让我成为一个比较标准的中国人

  

  我认为我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中国人,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观是仁义礼智信。如果用一个字,就是“仁”;用两个字,就是“仁义”;用五个字,就是“仁义礼智信”。

  

   记者:我们现在讲民主社会,讲现代社会的理念,培养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儒家文化和这个有冲突吗?

   秋风:用儒家的理念来养成君子,就是在培养公民。

  

   记者:您所谓的君子是?

   秋风:君子就是君子。孔子讲君子、小人。小人就是只关心个人利益得失的人,君子就是公民,就是比较积极的公民。因为君子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有道德意识,有公共精神,他会积极参与到社会的公共事务中,那他不就是公民吗?

  中国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都是在摧毁君子传统,比如说在文革中,在阶级斗争的氛围里面,就不可能有君子,那是小人当道。而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我们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慢慢有一个比较自主的成长空间,中国人天生的那种君子意识就会生发,就会促成很多人自觉把自己养成君子。

  在各个领域,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不管是在企业界还是我们讲的一般的公民社会领域,甚至在一些政府的官员中,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其实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他有了一个稳定的价值观,然后慢慢有一种君子的自觉。这就是我们期待中的公民的形成过程。

  

   记者:您在讲座中提到“摆脱现代概念的那种迷信”,这个我自己有这个体会,就是我了解一个东西,接触了一些概念,但是由于自己还比较狭隘,然后很容易堕入那种迷信当中。请问您觉得青年人如何才能打破这种迷信呢?

   秋风:现代人最容易掉入一个陷阱,就是你被现代知识俘虏了,变成了这些日新月异的观念的奴隶。

   最好的办法是阅读经典。什么是经典?它讨论的一定是跟你的人生、生命关切度最高的问题。那么通过阅读它,你就可以“固本”,你的生命就有了一个根本。这之后,你活着是为你自己,而不是为其他的观念而活。

   在中国社会,你把儒家打倒了,结果,知识越多,人越愚蠢。你会发现,在中国20世纪,最愚蠢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最没有主见、价值观最混乱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反儒家的,把儒家反掉了之后,连一个稳定的价值观都没有了。知识分子们来来回回地折腾观念,左右摇摆,而且,什么样的缺德事情都干得出来。看看20世纪中期,知识分子相互之间的关系,比两个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糟糕、让人恶心。在20世纪,生命最无趣的、最糟糕的其实就是这些知识分子。

  

   记者:所以,你认为他们现在要自觉,要救赎,就必须复兴儒家思想?

   秋风: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通过阅读儒家的经典,对你自己的生命有一个自觉。

  

   记者:那儒家思想对您的价值观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秋风:就是让我找到了我自己。

  

   记者:你找到的自己是怎么样的?

   秋风:就是现在这样的。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中国人。

  

   记者:那比较标准的中国人是怎么样的?

  秋风:这样的中国人是由中国的价值观塑造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如果用一个字,就是“仁”;用两个字,就是“仁义”;用五个字,就是“仁义礼智信”。

  由此,我知道,我要干什么,我知道我干这些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这样的生活充满了“悦”和“乐”。《论语》的第一章讲,“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后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悦”和“乐”的“君子”就是一个中国人生命的典范,就是一个生命最完美的状态。一个君子会不断的体会到生命不断趋向于充实的“会心之悦”,以及“有朋”的快乐。这个“有朋”范围很广泛,与各种各样的人相处都可得到快乐。这就是儒家所描述的人生的理想。

  

  记者:现代人很难达到和谐,达到“会心之悦”的状态,却更多流行一些抑郁症。

   秋风:是的。通过儒学,你可以慢慢逼近这个理想。现在社会上最流行的病就是抑郁症,所有的年轻人都是晚上睡不着,早上早早醒,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焦虑,他自己的生命不知道安顿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知道在自己生活的小群体,怎么安顿自己。那当然抑郁症会比较多,几乎所有人都处在精神的亚健康状态。你看我就没有这个症状,真正信奉儒家的人,发生这种状况的可能性就比较少。

  也就是说,儒家不仅仅在讨论“儒家宪政”这种宏大的话题,对普通人来说,没有必要关心儒家宪政。儒家就是解决自己的身心性命安顿的问题,中国人两千年来都是靠它来解决的。所以你在一个农民的脸上看到很纯真的笑容,你在今天城市人、在知识分子脸上能看到吗?

  

  三、思想界都在回归儒家,儒家是左派、右派的共同底色

  

   我认为,慢慢地中国思想界逐渐都会接受儒家,儒家会变成一个底色,变成一个学术界的共识。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今天思想界的争论就变成儒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比如变成儒家的毛派和儒家的自由主义和儒家的社群主义之间的争论。

  

  记者:你说那个“自由的因子”已经植入我们儒家文化的体内来了,所以我们学界有一个概念“儒家自由主义”。我们现在很喜欢把西方的某种概念和传统的语言,两者结合,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了。您认为这种概念方式合不合适?您如同认同儒家自由主义,那它的内涵是怎样的?

  秋风:中西两种语言的混搭、混杂是很自然的,就像宋明儒学也把很多佛教的语言引入到儒学中一样。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也是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的一种方式。一个人说他要研究或者信奉儒家自由主义,很好,起码他对儒家是有信任的,有理解的,他也是试图把儒家的价值以现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

  

   记者:他不会因为信奉自由主义而反对儒家。现在有很多人,因为信奉自由主义就成为顽固的反儒派,认为两者是水火不容,有你无我的。

    秋风:对,起码儒家自由主义者不会做这种事。我自己提出了一种说法,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慢慢地,中国思想界逐渐都会接受儒家。儒家会变成一个底色,变成一个学术界的共识。如果是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今天思想界的争论就会变成儒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了,比如变成儒家的毛派和儒家的自由主义和儒家的社群主义之间的争论了。完全有可能。因为儒家本身并不是一个有特别明显的政治取向的学说,它是比较中性的,是中道的。

    现代人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一定会受现代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说左派、右派什么之类的。那么,若一个人既是儒家的信奉者,又要参与现代的政治,就一定会出现儒家左派、儒家右派这样一个区分。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自称儒家左派,有的人自称儒家自由主义。这就好像在西方一样,他们共同信仰基督教,但在政治层面,有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的什么主义等等。

  我们最近有一个电子邮件组,里面有自由主义,也有儒家。常常一个言论就会引发出这样的派系争论,有些人是儒家左派,有些人是儒家右派,这个分化是比较明显的。

  实际上过去十年,你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思想界最大的变化就是各个派系都在回归儒家思想,是吧?比如刘小枫、甘阳、苏力,他们其实都在回归儒家的思想。

  

   记者:刘小枫好象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臆说纬书与左派儒教士》,就提出了“左派儒家”的概念。之前我们在微博上也谈了这个问题,我们说“大同世”代表“左派儒家”,“小康宪政”代表“右派儒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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