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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根:“大跃进”运动的决策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12-12-25 11:16:07
作者: 张北根  

  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7 月 23 日 《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宣称: 我国农业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 “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 “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8 月 3日 《人民日报》社论 《年底算账派输定了》、8 月 13 日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都正面引用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8 月 27 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关于山东寿张县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的调查报告,编者冠以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题,并以通栏排出。9 月 1 日, 《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 《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 5 日,发表第二篇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 “停车让路”。一场全民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三、“大跃进”运动方案的规划

  

  “大跃进”运动的方案规划问题,是指对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政策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或方案的活动过程。它包括“大跃进”运动的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等环节。

  ( 一) “大跃进”运动的目标

  毛泽东所以发动 “大跃进”,就是要以尽快的时间,赶英超美,使国家富裕、强大起来,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1958 年 4 月 2 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就将 “十五年超过英国”改为 “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 [12](P417)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 15 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 ( 所谓 “超英赶美”)。6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将赶超时间提前,他说: 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22 日,毛泽东又提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具体地说,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常规地增长。钢产量 1958 年要比 1957 年翻一番,由335 万吨达到 1070 万吨,1959 年要比 1958 年再翻番,由 1070 万吨达到 3000 万吨。1958 年 6月中旬,由农业部门提出、国家经委汇总、薄一波向政治局汇报的 1959 年计划第一本账的指标是: 粮食 6000 亿斤,比当时预计的 1958 年产量增加1300 亿斤; 棉花6000 万担,比当时预计的 1958 年产量增加 1000 万―1600 万担。在高产 “卫星” 的鼓动下,8 月,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 年粮食产量指标 8000 亿― 10000 亿斤,棉花产量指标 9000 万― 10000 万担。1962 年粮食产量 15000 亿斤,棉花产量15000 万担。10 月,在西安召开的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的总结报告提出:1959 年全国粮食产量 15000 亿斤必须保证,并力争达到 2万亿斤。会上还出现一种奇异的说法: 我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经过讨论,写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 初稿) 》,要求到 197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达 5000 ― 10000 斤,棉花亩产达到 500 ― 1000斤,全国耕地实行 “三三制”( 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种树种草) 。12 月,八届六中全会决定: 1959 年粮食产量指标10500 亿斤,棉花指标 1 亿担,与钢、煤指标一起,合称为 1959 年的 “四大指标”,并公开发表。

  ( 二) “大跃进”运动的方案设计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 “大办”、 “特办”的口号。早在1956 年听取 34个部委汇报时,毛泽东就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所以能够超过苏联,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中共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发动群众冲击规章制度。

  ( 三) “大跃进”运动的方案预测

  预测是方案规划的前提。预测就是由过去和现在推知未来,由已知推知未来。对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其结果的正确与否做出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的成败。没有预测或预测不科学,必将导致盲目或错误的决策。毛泽东预测: 有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觉悟和工作热情,我们很快将赶上资本主义大国。他在 1958 年 4月 15 日写的 《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说:“共产主义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 (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13]具体的预测是: 中共中央预计 1957 年钢产量达到 1070 万吨的目标可望实现,在钢的总产量方面 2年赶上英国被认为 “不成问题”。1958 年 11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还讨论了 15 年内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问题。据当时掌握的资料,估计 15 年后,即 1972年,英国人均钢产量可能在 500 公斤左右,我国 1972 年按 8 亿人口算,人均 500 公斤,钢产量就要达到 4 亿吨。因此,这次会议拟订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 初稿) 》规定: 到 1972 年全国钢产量达到 4 亿吨。

  

  四、“大跃进”运动决策的评估

  

  1958 年的 “大跃进”,是毛泽东和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的一次严重的失误。“大跃进”运动对我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 1957 年的 24. 9%上升到 1959 年的43.9% ,创建国以来历史最高水平。3 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 “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 1. 5 倍,而农业总产值 1960 年比 1957 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 1960年 7 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身体素质下降,加上长期紧张的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1959 年至 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 4000 万人左右。3 年经济损失为 1200 亿元。[14] ( P272—273) 这些后果的产生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决策出现了失误: “大跃进”运动方案的规划违背了目标合理、信息全面真实、现实可行、民主参与和科学试点的原则。

  ( 一)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立的 “大跃进”运动的目标不合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立的 “大跃进”运动的目标是 2 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7年超过美国。这样的目标是不合理的,是空想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称,2001 年中国与美国等7 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距在100 年左右,与德国等 7 个国家在 80 年左右,与日本等 6 个国家在 50 年左右,与葡萄牙等 5个国家在 30 年左右。2001年尚且与美国综合年代差距在100 年左右,更何况是在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呢? 中国怎可能在几年或十几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美?

  ( 二)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 “大跃进”运动信息的了解不全面和不真实

  信息是方案规划的基础和依据。政策的科学性是与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成正比的。信息越全面、准确,方案规划就越具有科学性。“大跃进”运动以失败而告终,还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策前,根本没有搜集全面的信息,对超过资本主义强国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对钢产量和粮食产量未全面调查清楚,轻信基层干部的虚假数字。对于资本主义大国英美等工农业生产情况和经济状况,根本不了解,仅仅调查了英国的钢产量情况。人民群众更不知道如何赶超,英、美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更无人知晓。当时消息的来源只有一家官方的报纸,没有其他的渠道。既便是对英、美国家的报道,也是社会的阴暗面,至于全面的情况,群众更是一无所知。1958 年 6 月 8 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 2105 斤的 “卫星”; 6 月 26 日,又报道了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 2340 斤的“卫星”。随后,“卫星”越放越大。小麦 “卫星”亩产最高的,为 9月 22 日 《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8585 斤; 水稻 “卫星”亩产最高的,为 《人民日报》9 月 18 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 130434斤。除了小麦、水稻“卫星”以外,《人民日报》和一些省报,还连续发表了玉米、高粱、谷子、番薯、芝麻、南瓜、芋头、蚕豆、苹果等 28 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 “元帅”。

  10 月 1 日 《天津日报》 报道,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 12 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让群众参观。10 月 8、10 日,《天津日报》又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 “试验田”,亩产稻谷 126339 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可称得上亩产之最。新立村的“试验田”,毛泽东亲自视察过。既然是领袖肯定的事情,因此,在全国也就名声大噪。事实是,新立村把几十亩的稻秧苗,快成熟的时候都移植到 1亩地中,这样明显的造假行为,不但不加以批评,反而各大媒体却争先恐后的报道。粮食产量放 “卫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获得的是真实和全面的信息吗?

  为何还要相信这些虚假的信息呢?

  对 1958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盲目乐观的估计,并认为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的错觉,又引发了一个更重要的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从这个错觉出发,作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其中之一就是用农业逼工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放手发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对自然科学及其规律,包括对现代经济生产常识缺乏了解,急于求成,又太具罗曼蒂克式的幻想和唯意志论倾向,导致决策中失误不断。

  ( 三)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 “大跃进”运动方案缺乏可行性分析

  政策总是要付诸实施的,要实施就得具备实施的现实条件,即具有可行性。为此,要充分占有各方面的实际材料,根据现有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主客观条件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对方案进行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伦理等方面的可行性分析,从而使方案建立在牢固的现实条件的基础上,使方案的实施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成功的最大可能。否则,无视现实条件与可能,即使再好的政策也因无法实施而缺乏价值。

  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只要苦战 3年,再加上若干年,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任务的迅速完成,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群众运动的方法,就有了万能的法宝。此外,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也为低估我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

  炼钢需要专门的技术,全民炼钢,不依靠技术是行不通的。由于技术不合格,只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结果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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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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