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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陈之藩:思想散步

更新时间:2012-12-17 19:40:59
作者: 李怀宇  

  

  一、一生总在写信

  

  2008年6月9日午夜,我在无锡的旅馆中准备入睡,突然接到余英时先生打来的越洋电话,方知陈之藩先生在几天前中风入院。此后的日子,我再也缘和陈先生畅谈,只能不时通过金耀基先生和陈方正先生间接瞭解陈先生的情况。2012年2月25日,陈之藩先生在香港逝世,我打电话告知余英时先生,余先生说:「陈先生解脱了。」

  我在初中时,无意间读到一篇〈钓胜于鱼〉的文章,即刻记住「陈之藩」的名字,从此格外留意这位作家的文字。200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陈之藩的散文集《剑河倒影》,这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读到陈之藩的文章,后来写了一篇〈秋水文章不染尘〉的书评,刊发在《南方周末》上。

  2003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拜访陈之藩先生。当我到达香港中文大学火车站时,陈先生早就从山上到山下接我,使我感念不已。多年后,我收到陈先生寄来的文章〈儒者的气象〉,才有所悟:「大概是1959年,我在美国,Bertram是IBM的大人物,而约克镇研究所正在动工中。我到IBM面谈时,是在辛辛(Sing Sing)那小镇。从火车上下来,还提个大箱子,来接我的正是Bertram本人。他不但到车站来接,而且把我的大箱子抢过去为我提著。我那时还想,美国原来也是礼义之邦啊,使我相当吃惊。」

  我们一见如故,聊了一个下午,意犹未尽,共进晚餐时还谈兴甚浓。临别时,陈先生说,他在中文大学并不忙,希望我到香港就找他聊天。以后我每到香港,必打电话给陈先生,他总说:「你赶紧来,我喜欢听你聊天。」每次,我们都聊大半天,陈先生必请我吃晚餐。有一次,他说有一家上海菜馆极好,竟带我从中文大学坐火车到尖沙咀大快朵颐。

  陈先生喜欢听我讲到各地采访人物的趣事,我则爱问他一些前辈的逸闻。我听得最多的是胡适和爱因斯坦的故事,不禁对普林斯顿心向往之。陈先生多次提起在普林斯顿的余英时先生,对余先生的旧诗赞赏不已。他1991年在〈香港观感〉中说:「香港还有不少会作律诗的人。比如余英时教授罢?就是香港出身的人;以他的年纪,居然会作律诗。中国有十一亿人罢,我想能找出十一个人会作律诗就不容易了。而这十一个人中,大概有十个人在香港。」

  陈先生不作诗,却喜欢念诗和译诗。他并不认同胡适关于白话诗的主张,而对中国诗歌的传统备加珍惜。他爱举的例子是易实甫的诗:「青天无一云,青山无一尘,天上唯一月,山中唯一人。此时闻钟声。此时闻松声。此时闻涧声。此时闻虫声。」他认为像这类诗句,若无「五四」出现,而能由传统自然发展开来,正是未可限量。他对今人作的律诗也常脱口而出,杨宪益有一首打油诗:「无端野鸟入金笼,终日栖栖斗室中。只好闭门装隐士,何须下海耍英雄。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老子犹堪绝荒漠,京城亦可化胡戎。」他对第五六句击节不已。

  陈先生喜欢讲笑话。「我叫王浩,来贵校演讲,还有半小时时间,看到你这办公室外的姓名,准是中国人,所以进来聊聊。」有一次,王浩到陈之藩所在的大学,敲门自我介绍,「你爱说中国话吧?看不看金庸的武侠?」陈之藩说:「金庸我看过一些,不太喜欢。」王浩说:「我们在海外,如无金庸的剑侠,岂不闷死了。」两人争了半天,王浩突然说:「唉呀!我两点有个演讲,现在什么时候?唉呀!过了四十分钟了。」

  偏偏我爱看金庸的小说。以文学而言,金庸的小说集和陈之藩的散文集我收得最全,都不只看过一遍。陈之藩是剑桥大学博士,对金庸到剑桥读博士,自有看法。后来陈先生果然写了一篇文章谈博士,就是那篇纪念邢慕寰教授的〈儒者的气象〉。2008年12月,我与金庸谈了两个下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剑桥读博士之事,金庸的回答是:「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在我看来,金庸有没有博士学位,一点也不影响我爱看他的小说。如同胡适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不是真的,也一点不影响我佩服他的思想。陈之藩给我的一封信里说:「唐德刚用他自己所受的罪想胡适当年的情况;余英时是用他念书的经过,推想胡适的当年,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很有意思的。」

  有一次,我走进陈先生的办公室,他正在看一本夏志清的散文集,那种专注的神情让我难忘。夏志清以《中国现代小说史》名世,也不大看金庸的小说,他和唐德刚都喜欢看《红楼梦》,却因此而争了起来。「唐德刚认为《红楼梦》里头所有女孩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大脚就是旗人,小脚就是汉人。」陈之藩说,「《红楼梦》我也看过,我确实没想过。他说人一睡觉不就得露脚吗?怎么曹雪芹就没说过脚呢?唐德刚骂夏志清:我看《红楼梦》都是在重庆防空洞里面看的,你夏教授在哪看的《红楼梦》?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皮沙发上看的,我看了多少年了,你才看了几年。这话损人了,俩人摆资格,无聊骂起来了。」

  我和陈先生见面总是聊不完的天。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他的一封长信,从此,我们开始通信。记得2007年深秋我访美归来,随手写过一封十几页的信给陈先生,谈的是访问趣事,其中余英时、唐德刚、夏志清是以前我们常聊到的人物。2008年5月5日,陈先生写的信开头说:「今天是五月五日,因为昨天为五四。我今天收到你四月廿四日的信。走了十一天,从广州到香港!我覆你的那封信,也差不多走了十天以上罢。这跟电邮如何比呢?可是又一想,根本无事,闲聊天。又著什么急!同时,也维持邮局不遭淘汰!美国邮局快以只卖纸箱为生了,也就是只传无字的包裹!无信可邮!」

  陈之藩一生,给我的印象是总在写信。有时写给朋友,有时写给读者,有时写给自己。余光中的〈尺素寸心〉中说:「陈之藩年轻时,和胡适、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书信往还,名家手迹收藏甚富,梁(实秋)先生戏称他为man of letters,到了今天,该轮他的自己的书信被人收藏了吧。」我有幸珍藏几封陈先生的信,每次重读,总在春风里。

  

  二、悲观而又爱国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讲,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

  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陈之藩写道:「当罗曼罗兰读了托翁的信后,而决定了他毕生的路程;而甘地读过了托翁的信因而发扬了旷古未有的道德力量。我这样的比拟是太不自量的,这只是说明您的教训对我影响的剧烈。」在陈之藩给胡适的信中,充满对了时局的关注,许多见解现在看来真是先知先觉。后来,陈之藩将1947年前后给胡适的十三封信集成《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书。

  1959年4月29日,胡适对胡颂平说:

  陈之藩用英文写的《氢气弹的历史》一本书,是去年11月里送来的,我一直没有空看,这回总算看完了。陈之藩在这本书上写了几句话,说起这本书就不肯放手的,太精彩了,太紧张了。他是一个学工程的,但他的文字写得很美。他本来是南开大学工学院(按:应为北洋大学)的学生,他的父亲是在傅作义那边做个小事情的。三十六年我在北大当校长时,曾要他到北平来看我一次,那时就认识的。在那个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思想「左」倾,而他已是反共的青年,他从俄国的小说里把他的思想造成反共。他说,俄国革命以前的托尔斯泰、朵尔托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柴霍夫等人的小说,他都看过,先是看看中文的译本;后来英文程度高了,再看英文译本。后来他又看看俄国革命以后的作家小说,觉得战后的远不如战前的,完全变成两个世界了。他于是认识俄国,酿成反共的思想。我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第17至18页)

  1947年夏天,陈之藩应胡适之约,到北平东厂胡同一号拜访。两人只聊了一会,北京大学训导长贺麟来了,要跟胡适商量学生闹学潮的事,陈之藩就告辞了,和胡适实际上没说多少话。对第一次和胡适见面,陈之藩回忆:「我见过的教授多了,胡适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大派。」

  1948年6月13日,陈之藩在雷海宗所编的《周论》上发表长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见地独到,为胡适的朋友圈击赏。陈之藩说:「现在让我写也写不出来。就因为那篇文章,他们都吓坏了。他们是胡适、金岳霖、冯友兰、沈从文。他们彼此讲,问胡先生这人是谁?胡先生说:他常给我写信啊。」

  在胡适的朋友圈中,陈之藩也给金岳霖、沈从文写过信。他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到一半时,对国家前途感到悲观,想改读哲学救国,就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事在陈家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了改专业的决定,陈之藩到清华大学跟金岳霖见过一面。

  金岳霖问:「你为什么要入哲学系呢?」

  陈之藩说:「我悲观而又爱国。」

  「什么叫悲观呢?」

  「我不知道。」

  「悲观就是你认为有一套价值观念以后,比如你觉得金子很值钱,你当然设法要保存,把金子拿到家里来,拿到兜里来,但是保存之无法,金子被人抢走了,乃感悲观。」

  一席谈之后,陈之藩打消了转学的念头,昏沉地回到北洋大学。后来陈之藩写了〈哲学与困惑——六十年代忆及金岳霖〉一文。

  金岳霖写信的方式也给陈之藩留下深刻的印象。「写信有好多种,中国式是从右到左竖著写,也有跟外国一样,横著写,现在大陆也横著写。金岳霖是从左到右竖著写,他怕他手粘墨。」陈之藩笑著回忆,「金岳霖跟梁思成住在一块。梁思成是林徽因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在美国说得最精彩的一句话是: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我现在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大家就一起鼓掌。就是这句话,我们听得最舒服。」说这话时,陈之藩禁不住又鼓起掌来。

  大概是在东厂胡同看了胡适的第二天,陈之藩到中老胡同看沈从文。两人谈兴正浓时,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出来了,拿著一堆小孩衣服。他们的小孩小龙小虎,跑来跑去。沈从文就作了介绍。当时陈之藩的学校两千人,只有三四个女同学,没见过漂亮女人。张兆和的漂亮完全在陈之藩想像之外,她说:「沈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很欣赏。」陈之藩傻傻地,连一句敷衍的话也不会说。「沈从文真是好,看到我觉得他太太很美,所以他就给我下台阶,他就把话题引到另外的题目上去,我就镇静下来了,一会儿就好了。」

  1948年,陈之藩在北洋大学毕业,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那时找工作很难,陈之藩在北平也找不到事,当他坐船到台湾以后接到沈从文的信:「天津《益世报》里有份工作,也就是写些文化,跟电机完全不相干。」后来,沈从文写信说:「你千万不要回来,华北到处是血与火。」

  

  三、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陈之藩在台湾碱业公司的主要工作是修马达,实在无聊。他在北洋大学的老院长李书田在台北的国立编译馆主持自然科学组,便叫他过去工作。当时梁实秋在国立编译馆主持人文科学组,一看陈之藩写的文章就说:「我们人文组也没有这样的人,这人怎么跑到自然组了。」 后来梁实秋成了馆长,说要提拔天才,把陈之藩的薪水加了一倍。陈之藩领到工资时并不知情,便去找会计:「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这么多,扣了税多了几乎一倍。」会计说:「你们梁馆长批的。你问他呀,你问我干什么。」会计以为陈之藩跟梁实秋都是从北京来的同乡。

  胡适第二次回到台湾时,陈之藩去看他。胡适说:「你几时回来的?」陈之藩说:「我从哪儿回来?」胡适说:「美国。」陈之藩因为经济拮据,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去美国留学。胡适回美后就寄了一张支票,用作美国要求留学生交的保证金。

  陈之藩到领事馆考试前,人家告诉他得看Time杂志,结果笔试正好就考他预备好的那一段,一个生词也没有。口试时,主考的领事从美国来,刚学中文,客厅里坐著一大堆人,领事从屋里出来,练练自己的中文,一看「陈之藩」,就大声说「陈—吃—饭」,大家都笑了。领事不好意思:「我说得不对吗?」陈之藩说:「你说的全不对。」「应该怎么说?」「陈之藩!」领事就跟著说了一遍,口试就这么通过了。

  这时陈之藩还没有钱买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又不好意思向胡适借路费,便延迟了一年赴美,写了一本物理教科书。他又遇见一位贵人——世界书局的老板杨家骆。陈之藩回忆:「杨家骆对我真是好,其实这些人都对我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跟我说:你编译馆做事的人,编的书卖给谁,你得找一个教授联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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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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