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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陈之藩:思想散步

更新时间:2012-12-17 19:40:59
作者: 李怀宇  

  把他名字写在前头,把你名字写在后头,这才可能出书,就请一个师范大学的教授挂名。可笑这个书稿到杨家骆那儿,请求他考虑出版,他就这么一看,他说好啊,不要师范大学教授挂名,就出我单个人的。我头一本书就是他出的。出了书,我拿到去美国的路费,就这么去了。」

  1955年,陈之藩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科学硕士学位。读书期间,陈之藩应《自由中国》编辑聂华苓之约,撰写《旅美小简》,一篇篇从美国寄到台北,发表在《自由中国》上。他回忆:「到美国以后的生活是这样的:上半天到明朗的课室去上课,下半天到喧嚣的实验室玩机器,晚上在寂静的灯光下读书。常到周末,心情上不自主的要松一口气,遂静静的想半天,写一篇小简,寄回国去。」(《旅美小简》前记)在这本书中,有〈失根的兰花〉、〈钓胜于鱼〉等名篇。

  从陈之藩赴美到胡适回台,正是胡适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陈之藩有幸和胡适谈天说地,说短道长。陈之藩回忆:「所谈的天是天南地北,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在春风里》序)

  陈之藩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学位后,应聘到曼城一所教会学校任教。这时才有能力分期偿还胡适当年的借款,当他还清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逝世,陈之藩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后集成《在春风里》。胡适的风度和胸襟,陈之藩写得让人想流泪:「生民涂炭的事,他看不得;蹂躏人权的事,他看不得;贫穷,他看不得;愚昧,他看不得;病苦,他看不得。而他却又不信流血革命,不信急功近利,不信凭空掉下馅饼,不信地上忽现天堂。他只信一点一滴的,一尺一寸的进步与改造,这是他力竭声嘶地提倡科学,提倡民主的根本原因。他心里所想的科学与民主,翻成白话该是:假使没有诸葛亮,最好大家的事大家商量著办;这也就是民主的最低调子。而他所谓的科学,只是先要少出错,然后再谈立功。」

  1962年3月11日,陈之藩给天上的胡适写信:「适之先生,天上好玩吗?希望您在那儿多演讲,多解释解释,让老天爷保佑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我们这群茫然的孤儿。大家虽然有些过错,甚至罪恶,但心眼儿都还挺好的。大家也决心日行一善,每人先学您一德,希望您能保佑我们。」半个世纪之后,陈之藩和胡适在天堂相会,相信不再寂寞了。

  

  四、剑桥聊天录

  

  1969年,在美国任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一到剑桥大学,每个人都叫陈之藩为陈教授,并在他的屋子前钉上大牌子:「陈教授」。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剑河倒影》。他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也无所谓。」

  以我对陈先生的瞭解,他在剑桥最爱做的事自然是聊天。重读《剑河倒影》,我仿佛是在旁听一部「聊天录」。陈先生说,剑桥的传统,一天三顿饭,两次茶,大家正襟危坐穿著黑袍一块吃。每天同楼的人都可最少见三次,最多见五次面。「谁知哪一句闲谈在心天上映出灿烂的云霞;又谁知哪一个故事在脑海中掀起滔天的涛浪?我想剑桥的精神多半是靠这个共同吃饭与一块喝茶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是既博大又坚实的:因为一个圣人来了,也不会感觉委屈;一个饭桶来了,正可以安然的大填其饭桶。」

  陈之藩聊天的对象都是博学之士,正合刘禹锡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和各门各类人物聊天的故事,也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在〈风雨中谈到深夜〉中,他写道:「很多有成就的剑桥人,对于在风雨中谈到深夜的学院生活,都有一种甜蜜的回忆。比如怀德海、罗素、吴尔夫、莫尔、凯因斯、富瑞,这些是在一室中聊过多少夜的一堆人。他们的行,全不相干,但他们却有一种相同的味道。甚至那种味道影响到他们的名著的书名。怀德海与罗素的书叫《数学原理》,莫尔的书叫《伦理原理》,吴尔夫的书叫《政治原理》,凯因斯写《货币原理》,富瑞写的是《艺术原理》。不是一行,而味道如此相同,多半是因为晚上聊天彼此影响出来的。」

  身在剑桥,陈之藩已然英国绅士的做派,骨子里却不时流露「中国情怀」。陈之藩去看邱吉尔的出生地和墓园,在一幅典型的英国风景画中,他忽然想起小时念的祖父论申包胥的文章:「四海鼎沸之日,中原板荡之秋,不有人焉,屈身为将伯之呼,则宗社沦沉,万劫不复。士不幸遇非其主,无由进徙薪曲突之谋。一旦四郊多变,风鹤频惊。」他连一个字也不必改,就可以说成邱吉尔。「当然英国的君主没有申包胥的君主有权。这里的‘主’可以解释成英国人民。我们看只要是英国岌岌可危时,邱吉尔一定是事先再三提出警告,而人民也一定不听他的。但等到草木皆兵时,邱吉尔却总是从容受命,拜阁登台,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这样的奇思妙想也许只有陈之藩才想得出来。

  同样妙的是,陈之藩整天东喝茶、西喝茶的,一位朋友劝他去打一下防肺病的针。他从未去打针。有一天,另一位朋友谈起凯因斯小时的家就在打防肺病针的那座楼的斜对面,他立时就去打针了。陈之藩显然对凯因斯十分心折,在其故居发怀古之幽思时,陈之藩更生怀乡之叹:「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如果有个剑桥,如果出个凯因斯,也许生灵涂炭不至于到今天这步田地。因为没有真正陶铸人才的地方,所以没有真正人才出现;因为没有澄明清晰的见解,所以没有刚毅果敢的决策与作为。」

  有一回,陈之藩和朋友彼得在路上偶遇正在锁自行车的查理王子。陈之藩便同彼得讲了中国末代皇帝宣统在紫禁城里学骑脚踏车的故事,又继续讲了另一个故事:「那时候,电话刚发明,当然皇帝的皇宫里也装上了电话。皇帝想试试电话灵不灵罢,拿起电话筒来,却感到茫然;不知打给谁。他忽然想起他惟一认识的人是曾听过一个杨武生的戏的杨武生。于是只有向杨武生家摇通电话,大喊:‘来者可是杨小楼吗?’」每次看到这一段,我总忍不住放声大笑,仿佛看见陈之藩讲故事时天真的笑容。不想就在咱们中国人大笑之时,洋朋友彼得另有一番见解:「你觉得一个社会这样对待一个人,公平吗?」彼得举的例子是这位查理王子在每个学生都邀女孩子开舞会时,还未用腿走半步,刚用眼一扫,第二天即上了报。有汽车时,人家说查理王子招摇过市;骑脚踏车,却总跟来一群人,在旁指手划脚。「好像命运注定了该受寂寞的包围,寂寞像湿了的衣服一样,穿著难过已极,而脱又脱不下来,你说这不是社会在虐待一个人吗?」可见中英文化差别的微妙,并不是任何一方想当然便能体会。

  在聊天、演讲、读书之间,陈之藩提出的论文颇有创见,被推荐到学位会,作为哲学博士论文。毕业时,陈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胡适:「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个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著,才81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在春风里》序)

  在陈之藩拿到博士学位的四年后,金耀基去了剑桥大学,写下了《剑桥语丝》。以我的观感,中国人写剑桥大学最妙的两本书是《剑河倒影》与《剑桥语丝》,可为「双璧」。陈之藩是电机工程教授,金耀基是社会学教授,写起散文都是独具一格的「文体家」。多年后,两人在香港中文大学成了朋友。

  

  五、文艺复兴人

  

  1977年,陈之藩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客座科学家,当时他研究的是「人工智慧」。有一次,他偶然在大学图书馆看到香港中文大学招请电子工程系教授的广告,决定回到东方。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创系主任是「光纤之父」高锟,陈之藩后来也担任了系主任。

  陈之藩左手研究科学,右手撰写散文。他常对朋友说:「我现在不大爱看的,恐怕是几年后电脑在半秒钟即可解决的问题;而我爱看的,是一百年以后电脑依然无法下手的。回溯起来,罗素上千页的《数学原理》的成百定理不是由六十年代的电脑五分钟就解决了好多吗?可是罗素的散文,还是清澈如水,在人类迷惑的丛林的一角,闪著幽光。」

  家国多难,斯文扫地。陈之藩不甘心地提起笔来:「我们当然对不起锦绣的万里河山,也对不起祖宗的千年魂魄;但我总觉得更对不起的是经千锤,历百炼,有金石声的中国文字。」

  晚年定居香港,惜墨如金的陈之藩出了两本散文集:《散步》和《思与花开》。以文风而论,我不禁想起苏东坡的名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从思想而言,我很意外陈之藩竟有多篇文章在讲政治,而且讲得让人茅塞顿开。2009年夏天,我到高雄访问余光中先生,提起同代散文家,余光中说:「陈之藩先生的散文不是要追求散文的艺术,而是用散文来表达他的思想,他有思想的高度,要言不烦。」以此言来论陈之藩的晚期文章,更是恰如其分。读《散步》和《思与花开》,我往往忘了文采之妙,而感佩思想之深,仿佛随著陈之藩的思想在散步和聊天。

  陈之藩不仅写散文,还译诗。他翻译布莱克的不朽名句:

  一粒砂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甯非是刹那时光

  他在《时空之海》中说:「如果说只许用诗来说明爱因斯坦的时空观,也很难找出比布莱克这几句再神似的了。」后来杨振宁谈「美与物理学」时引了布莱克的原诗,注解就用了陈之藩的翻译。杨振宁与陈之藩是熟人。陈之藩有多篇文章写到杨,我印象深刻的是〈雕不出来〉,写的是熊秉明要为杨雕一个像,最终无法完功,没想到陈之藩的结论是「有些像,雕不出来,也许不是坏事」。有一次吃饭时,陈先生解释「雕不出来」的理由,竟让我许久忘了举箸。后来陈先生应杨之求写了一篇〈〈雕不出来〉后记〉,结论之奇令我差点喷饭。

  熊秉明和吴冠中是留法的同学。我不只一次听陈先生赞赏吴冠中的艺术。后来我访问了吴冠中先生,等我将《访问历史》寄给陈先生,没想到陈先生的来信中有一段说:「有吴冠中在书内,我就高兴。吴是大画家呀!散文也写的漂亮!此人正直,诚恳。」

  回想我们的聊天,竟有不少关于艺术的话题。有一次,我提到黄永玉很会讲故事,陈先生便从书堆里找出一本《比我老的老头》。我也问过陈先生如何看沈从文、台静农的「文人字」,他的品评很出乎我的意料。陈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我曾问他在香港有没有写毛笔字,没想到他说:「没有笔和纸。」顿了一顿,他又说:「以前我喜欢写对子。」脱口而出的对子,记得有「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不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后一个对子,我曾引在《世界知识公民》的自序里。

  有一次,我们不知怎么提到「文艺复兴人」一词,便不约而同地聊到达·芬奇,这位天纵之才懂的学科实在太多了,可谓典型的「文艺复兴人」。我随口说,中国旧文人精通琴棋书画是常事,苏东坡也可看成「文艺复兴人」。这种比附只是一老一少的闲聊天,相对一笑也就罢了。

  陈之藩的多篇文章让我产生了一种印象:在文艺复兴时代,科学与人文紧紧结合,而种种学科的界线乃是日后渐渐划成的。陈之藩不断讲述爱因斯坦的故事,让我感觉爱因斯坦就是二十世纪的「文艺复兴人」。当年爱因斯坦对一群小孩子说:

  记住:你们在学校中所学得的那些了不得的东西是世世代代所积起来的工作,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经过热心的努力和无穷的劳苦而产生出来的。现在这些东西都放在你们的手中,成为你们的遗产了。你们要好好地接受这份遗产,要懂得去珍惜它,并增加它,有一天你们可以忠实地把它交给你们的孩子。我们共同创造出永恒的东西,这便是我们这些会死亡的个人所以成就不朽的唯一方式。如果你们能记住这番话,你们便在生命和工作中找到了意义,并且你们也获得了怎样看待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的正确的态度。

  如今重读这段话,我不禁想起陈先生聊天时的笑容。

  在「专才」成群而「通才」寥寥的时代,陈之藩是东方的「文艺复兴人」。

  

  陈之藩:1925年—2012年,河北霸县人。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士顿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著有电机工程论文百篇,《系统导论》及《人工智慧语言》专书二册;散文有《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蔚蓝的天》、《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时空之海 ⅰ渡⒉健贰ⅰ端加牖ǹ返取

  本文参考书目:

  《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蔚蓝的天》,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旅美小简》,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在春风里》,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剑河倒影》,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一星如月》,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时空之海》,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散步》,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思与花开》,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本文原载于《思想》第22期《走过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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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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