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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胡温景气”经济启示录

更新时间:2012-12-17 14:32:05
作者: 徐瑾  

  

  随着时间褪去,历史的脉络可能才会隐约可见。

  从2003年引人注目的“胡温新政”,再到近日胡锦涛主席“裸退”以及温家宝总理“请把我忘记”,或都告示胡温时代逐渐落幕。点检十年经济社会变迁,不由得令人追问反思,胡温时代在经济领域的遗产为何?未来十年,有什么可资借鉴?

  过去十年,可谓中国经济版图急剧扩张的十年。期间,不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超过10%,而且总量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且被不少预言家判断在2020年将可能超越美国;

  与此同时,按照中国官方数据,以平均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按照IMF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排名世界89位,如果用购买力调整更甚)。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增长近2倍,农民收入连续8年保持较快增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元。

  如此盛况,称之为“胡温景气”并不为过——甚至,2008金融危机来袭,其结果促成了中国经济地位与实力的相对上升。

  今日中国,谋求增长与变化的雄心,多少类似工业革命发端的英国。当年狄更斯一边表示“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另一边又说“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对比之下,这与中国的十年“景气”有些类似。温总理在谈及每年经济形势时,也常常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如“最复杂”、“最困难”等;但回首十年,却不难发现,胡温景气的根基,仍旧在于改革红利。

  探究根源,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有三点:首先是制度改革释放体制内外尘封多年的经济活力,其次广袤廉价的劳动力则助力中国工业化,最后则是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也正因此,胡温景气的制度根源,一方面源之前系列大刀阔斧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入世带来的开放契机。

  回头来看,胡温景气是否改变了中国?如同一个横冲直撞的孩童踏足低洼池塘,宁静注定将被打破。中国经济体量的变化,可谓改写了世界政经格局,对外则是相对实力的上升以及国际融合冲突的加剧,也引发了全球失衡、汇率争端等诸多经济纷争,中国主动或被动也日渐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话语方与参与者。

  量变也引发质变,中国国内也在承受巨大的多重转型下的社会变迁冲击,蛋糕做大之后,如何切分蛋糕成为另一个严峻问题。一方面是贫富分化、房价上涨、腐败滋生、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是吃饱的人民呼吁更多,这一切正在逐渐推高社会压力阀的读数。

  三十年过去,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具形貌,但是核心资源、要素、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与准入,仍旧饱受限制。从此前“闷声发大财”到随后“不折腾”,对比经济数字的蓬勃成长,经济领域的改革如何深化也引发诸多讨论。也正因此,重启改革的呼声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喧嚣甚上,而其后“十八大”报告也对于继续改革方向予以肯定。

  临近变革时代,人心思变,尘封多久的80年代人物也陆续再度以各种方式闪回;比起人人都爱歌颂闪亮的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则引发不少讨论,肯定其方向有之,批判其不彻底亦有之,典型如经济学家黄亚生,就多次指出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应区分80年代与90年代的改革;而2000年之后改革,恐怕更待后来人评说。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表示,大凡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上层结构和一个下层结构,当中的联系有关宗教信仰、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统以法律贯穿之,“总要做得上下合节,首尾一致。要是当中联系不应命,政局必不稳定。”

  据此来看,1949年前一代人之浴血苦斗,不外乎是要完成上层架构的建设;随后,邓小平之后的改革,则需要完成数目字管理的下层流程。其实,直至江朱时代,所谓下层与上层架构,也都还有许多未尽之处。

  如果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需要补救,黄仁宇认为或改组上层结构,或修正下层结构,再次之则调中层组织,如重订税制,颁行新法律等。就现代中国而言,改革仍旧是不二方向,中层组织的韧性也维系于公民社会的进退。胡温之前的改革,恰是在建设上层结构与下层流程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架构建设,最关紧要的三点:第一,以国企改革为核心,让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机制;第二,以财税体制、现代银行体制建立为核心,让上层经济架构采取现代原则;第三,以加入世贸为核心,不可逆转地让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与政治链条。

  景气之下,亦有隐忧。伴随着最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尤其在四万亿的刺激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在“保八”的成功之下,也埋下了国进民退加速、生产效率下滑、过剩产能严重、债务负担剧增等弊端。

  衡量经济效率,生产率是重要指标,尤其以代表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最。安永的报告表示,2001年到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7%,2008年至2010年生产率增长却出现了大幅下滑,年均仅为2.8%。

  换而言之,从经济周期规律来看,政府之手即使可以暂时换得强劲数字,长期甚至可能恶化经济结构。如果不能彻底市场化改革,必然陷入进退维谷境地,而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滑,需要中国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何为新的增长点,无论从习近平亮相表示“共同富裕”,再到李克强表态“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其实代表了新的思考方向。

  回头反思,经济增长并非发展的唯一目标,而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生活的路径与工具,如果舍本逐末,那么最终我们也会迷失在GDP之类的数字幻觉之中——毕竟,全体中国人民,都有权利从增长中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补偿;增长的光泽,应该惠及不同阶层,高富帅抑或矮矬穷,无论是北上广的金领还是西南贵州的流浪儿。

  还是狄更斯,他曾无不嘲讽地描写英法大国的历史,“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就是像这样表现出了它的伟大,也把成干上万的小人物带上了他们前面的路——-我们这部历史中的几位也在其中。”今天来看,你我及他,也裹挟在这样的历史激流之中,无处可走。(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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