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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清:宪法惯例的理性思考

更新时间:2012-12-13 21:33:14
作者: 张义清  

  都在致力于建立健全保障宪法良性运行的宪法监督和实施机制,都在致力于完善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机制,等等。此外,20世纪以来伴随着各国行政权力日益膨胀和议会权力相对削弱的趋势,各国亦特别重视加强对行政权运行监督的各种法律制度建设,包括对政府首脑弹劾为代表的各项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完善,等等。这些制度性保障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遏制了宪法惯例的异化,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宪法惯例的法律规范性和政治谦抑性等内在的品质在各国的宪法实践中得以彰显。

  

  三、宪法惯例的中国语境及其制度性保障

  

  宪法是我国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惯例则是我国宪法的重要渊源。20世纪80年代至今,尤其是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各项改革顺利推进,尤其是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亦如期形成。[19] 尽管如此,我国现价段仍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不断凸显,尤其是宪法实践领域中凸显的诸多重要事项难以用确定的宪法文本规则去调适的时候,还得依赖于一些既贴近于社会现实而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宪法惯例来规制。宪法惯例无疑在很多时候和在很多场域彰显其作为默示的宪法规则所具有的巨大张力和现实适应性。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宪法惯例在引导我国立宪、修宪、宪法的解释、实施方面势必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惯例对于当下中国的宪政建设和未来的制度发展仍然要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确切地说,在我国宪法制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宪法惯例。例如,宪法制定或被修改后到底由谁向社会公布,我国宪法文本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事实上,自1954年宪法由第一届全国人大主席团公布以后至今,我们一直沿用“由全国人大主席团公布宪法”这种方式。它已经形成为我国的一项宪法惯例。再例如,“政协会议同人大会议同时召开,政协委员列席人大会议”的“两会”制度也是我国多年以来形成的宪法惯例。这些惯例的形成,客观地反映了我国现行宪法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基本特点和运作规律,也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符合我国议事决策和完善党领导国家事务的实际需要的。当然,事物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升和法治观念的逐步加强,我国某些旧的宪法惯例经过实践检验已经不合时宜而被转化。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两度审议付诸表决”规则在我国立法领域长期以来都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惯例而存在,直至《立法法》出台之前。《立法法》则结合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实践经验对该宪法惯例进行了发展性地“转化”,进而确立起了我国现行立法制度框架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三度审议付诸表决”的成文法规则。

  经验表明,朴素而谦抑的宪法惯例在很多情况下可能都要比成文的宪法条款管用得多。一方面,宪法惯例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弥补成文宪法原则性规范之不足,弥补频繁修宪之弊症,从而起到“活化”宪法精神和原则的实际作用,这对于切实地保障宪政制度的平稳过渡显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宪法惯例有时候还能促使国家的立宪宗旨和宪法精神得以延伸,同时可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宪法变迁模式积累经验。例如,我国1982年宪法文本最初确认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样的规制模式,[20] 并没有明确规定私营经济等其他非公有制的经济形式的宪法地位,其直接的示范效应就是使得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断地扩大“个体经济”规模,进而使得私营经济这样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亦蓬勃兴起,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也为我国其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逐步吸收和采纳。可见,宪法惯例在某种条件下也有利于保障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有利于推进相应的宪制变革。

  改革总免不了在“试错”中进行。我们也看到,宪法规范系统自身所存在的非司法适用性,以及某些“泛政治化”倾向同样凸显在我国现阶段既存的某些宪法惯例当中。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中国经验也表明,我们的法治实践在总体上尚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在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后立法”时代,“我们的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其本身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这当中既有一些现行法律需要修改的问题,也有部分配套法规急需制定的问题,还有个别法律尚未出台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立法条件尚不成熟、各方面的认识不尽一致,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积累经验。” [21] 例如,地方立法权的设定及其运行如何“依宪”进行?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程序?诸如此类的事项调整在我国现行宪法和相关的法律文本中都还尚付阙如。

  宪法和法律的完善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它常常需要人们在探索中渐进,故不断地探索制度变革之道无疑是法律制度建设的永恒主题。就上述问题而言,我国地方立法机关在实践中创制的某些程序性惯例就彰显其特殊的宪法价值。例如,地方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协商、社会参与、咨询专家等一些习惯性做法和程序性规则,在我国很多地方的立法实践中都形成了惯例。再例如,我国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开展执法检查工作时,常常吸收相关专业及法律方面的专家参与其中。专家们虽然不属于《监督法》规定的执法检查组的人员,但他们可以协助执法检查组查找问题,从专业角度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和建议。[22] 这一措施无疑是提高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质量和效果的程序性惯例。此类程序性惯例显然既符合我国现行宪法、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同时也可为我国地方立法和执法程序的完善提供弥足珍贵的地方性知识。笔者就此认为,为了保障宪法惯例引导我国立宪、修宪、宪法的解释、实施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某些反映宪法自身运行规律同时又与我国的国情体制相符合的程序性惯例,使其践行于人们的行为习惯和社会生活,并使其成为当下中国宪制变革的推手和秩序生长的动力。总之,随着我国宪法制度及其相关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当我们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宪法解释、监督和实施制度,特别是当我们将宪法规范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作为评判人们行为对错标准,当宪法权威成为一切政治权力赖以建立的基础,当依宪治国和宪法至上观念成为主导我们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念的时侯,产生上述种种问题的根源自然也就消除了。

  

  张义清,单位为湘潭大学法学院。

  

  【注释】

  [1]See Marbury v.Madison,I Cranch 137,2L Ed 60(1803); Gerald Gunther Law,Tenth Edition,Foundational Press,1980.

  [2]See Marbury v.Madison,I Cranch 137,2L Ed 60(1803); Gerald Gunther Law,Tenth Edition, Foundational Press,1980.

  [3]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02页。

  [4]梅因:《古代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页。

  [5]张彩凤:《法治主义》,《当代英国法治理论的多元主张》,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6]【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6页。

  [7] 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8] 张义清:《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考辨》,载《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

  [9]这一点从前面的论述可知,政治惯例是宪法产生的应然性因素,而宪法惯例是在宪法产生以后才出现的,是受宪法支配的.

  [10] 张文显:《应当重视和加强法律行为研究》,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1期。

  [11]【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6页。

  [12]【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57页。

  [13]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14]张义清:《变革社会中的宪政秩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15]See Marbury v.Madison,I Cranch 137,2L Ed 60(1803); Gerald Gunther Law,Tenth Edition ,Foundational Press,1980.

  [16] 张义清:《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考辨》,载《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

  [17] 张义清:《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考辨》,载《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

  [18] 参见张义清:《宪法泛政治化的逻辑归谬与历史反思》,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6期。

  [19]吴邦国:《关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最近访问时间:2011年01月26日11:30,新华社北京2011年1月26日电。

  [20]我国1982年宪法文本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21]吴邦国:《关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 ,最近访问时间:2011年01月26日11:30,新华社北京2011年1月26日电。

  [22]参见李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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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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