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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更新时间:2012-12-12 21:34:24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关键点在于过去被忽视的公司(the firm)“黑箱”,以及清晰的私有产权对降低其“交易成本”之必要(Coase, [1940] 1990, 1991)。至于诺斯,其核心论点同样是清晰的私有产权。他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也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键差别(North, 1981, 1993)。

  

  以上三人虽然都从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姿态出发,但他们实际上都极力反对国家干预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在最近的三十年中,哈耶克等人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获得了(英美)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强有力支持。尤其是哈耶克,他成为美国前总统里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所最为认可的经济学家(“Friedrich Hayek,” www.wikipedia.com, 引自 Ebenstein, 2001: 305 及各处)。 结果是,他们的经济学理论获得了霸权话语的强势——亦即不仅成为有政权支持和宣传的意识形态,更是人们不加质问而使用的语言和修辞。

  

  国家和市场、公共和私人的二元对立是如此地根深蒂固,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同样认为国家绝对不该参与任何牟利性行为。市场盈利应该限定于私有公司,国家可以为公共服务而征税或贷款,但绝对不可盈利,更不用说经营牟利性公司。这个信念被认作是如此地理所当然,它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质疑。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实际区别不在于国家可否经营企业,而在于市场的私人行为需不需要受到监督,以及国家该不该采用凯恩斯型的对货币供应量和就业量的宏观调控。共和党人一般认为国家干预越少越好,应该任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自我运作,而民主党人则认为应该有凯恩斯型的干预。但两者都不会认真考虑国家或国营公司参与盈利。一个具体的例证是美国国家社会保障基金,虽然已经接近破产困境,但人们一般仍然认为基金不该被投入私有公司的股票,只能限于国债证券,虽然前者的回报率历来都高于后者。

  

  在近代英国和美国的历史上,这个基本原则只有在帝国主义时期才被置于一旁,并且主要只在殖民地如此(例如大不列颠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起始时获得国王给予的垄断专权,其后成为统治印度的机构,也成为贩运、走私绝大部分鸦片至中国的公司,并为大英帝国政府提供了高额的税收),但在话语层面上当时所引用的仍然是 “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等口号。在美国,今天的一个属于政府牟利行为的例子是在1971创办的(鲜为人知的)政府所有的海外私营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其目的是促进美国私营公司在所谓的“新兴市场”投资。它主要提供贷款、担保和保险。它一直是个有利润的公司,但这只是个例外,在美国庞大的经济整体中微不足道。(黄宗智, 2011b: 14)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Tennesse Valley Authority,TVA),其目的是在该地建设水坝防洪并借用水力发电而提供公共用电,但它同样是个例外,并受到前总统里根(在其政治生涯起始阶段)的猛烈攻击,指控TVA为“社会主义”失误。(黄宗智, 2011b: 14)

  

  在西方观察家中,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是对中国盈利性国企的如下看法:它们是失误或最多是不理想的暂时性“转型”现象,从来不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经济发展的动力非私营企业莫属。“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论点是,要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中国必须进一步私有化,树立更完全清晰的私有产权,最终要消除国有企业。

  

  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只可能是低效率的。它们的经营者是官僚而不是企业家。和垄断企业一样,它们不需要面对市场竞争。它们其实是自由市场竞争的障碍,妨碍资源配置的优化。它们绝对不能解释中国的强势经济发展,相反,盈利性国企只可能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渣滓,只可能妨碍中国向真正发达的西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 “转型”一词本身被人们所广泛理解的隐含意义正是从落后的计划经济向发达的、私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

  

  和以上思路紧密关联的是当前的霸权话语的基本结构: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私有和公有、市场和国家的二元对立。科尔奈(Janos Kornai)便强烈并极具影响力地争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完全对立的经济体系,各自具有其独自的整合性与逻辑。社会主义体系是个基于官僚管理的体系,资本主义则是基于私有财产和市场信号的体系。前者依据官僚的抉择和决策而运作,后者依据的则是企业家和消费者的抉择。前者的制度结构导致的是“预算软约束”——国家为了意识形态而非经济理由,会继续拨款支撑一个亏本的企业。后者则遵循“预算硬约束”——一个亏本的企业将会因“市场纪律”而失败、消失。前者依赖官僚歪曲的决策来进行生产,因此导致惯常性的(“横向”)“短缺”——人们需要的商品经常短缺,而不需要的则可能十分充裕。后者则通过市场信号而决定供应与需求,因此会生产人们真正想要的商品。正因为两者都是一个整合的、逻辑上一贯的体系,任何混合都会导致体系的“不协调”以及沉重的成本。(Kornai, 1991: 尤见第11、15章)

  

  正是这样的思路导致一方只可能完全向另一方转型的观点。貌似中立的“转型”一词所隐喻正是这样的逻辑。两者不可能混合,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关于这方面最新的讨论见Szelenyi, 2011, 以及黄宗智[2011c]的回应)。这样,根据科尔奈的逻辑,以及哈耶克—科斯—诺斯等的观点,国营企业不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上引赫什与萨摩塞吉和凯尔的报告中,未曾明白表述的其实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所真正关心的问题,即中国有没有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基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规则,而绝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秘诀。

  

  在反计划经济的大潮流下,上述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其实要比在新保守主义的美国被人们更完全、强烈地接受。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乡镇企业后来相当广泛地被私有化,其部分原因正来自这个霸权话语的影响。90年代的“招商引资”则是在私有企业推动发展的意识形态下实施的,并且是在中央采用GDP增长数值作为地方官员目标责任衡量标准的政策下进行的。(王汉生、王一鸽,2009;亦见黄宗智,2009b)。最近十年“抓大放小”政策下小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也同样。

  

  三、 不同的理论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有的学者曾经试图纳入国家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中国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我在另文中已经比较详细地讨论,其中一条思路来自政治学家戴慕珍(Jean Oi, 1992, 1999)和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 1995)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论点,其主要经验根据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乡镇企业。在他们的概念中,地方政府几乎等于就是一个一般经济学意义中的盈利公司,其行为几乎和资本主义公司相同。根据魏昂德后来的进一步阐释,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中,越贴近基层管辖范围,其政府行为的性质越像一个私营企业公司,即福利负担越轻,独立权越大,预算约束越硬。乡镇企业之所以成功正源于这样的原因。另一条思路则来自经济学家钱颖一。他加上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动力因素,使用“中国式联邦主义”一词来把中国经验纳入西方话语之中,把其地方分权比喻于美国的联邦政府制度(Qian and Roland, 1998; Qian and Weingast, 1997; 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 1995)。

  

  戴—魏和钱的贡献是用西方观察者所习惯的概念,亦即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来说明中国的发展经验。用一句话来表达,他们的观点是中国之所以发展是因为其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得和西方市场化的私营企业基本相似。

  

  戴—魏和钱完全没有提到国营公司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所享有的比私营企业优越的竞争条件。我认为,在现有的语境中,难以说明的要点不是它们酷似私营企业,而是在一个混合的市场化经济中,它们具有私营企业所不具备的有利竞争条件。戴—魏和钱的论点其实是被占据霸权、认为唯有私营企业才可能推动发展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所摆布的,因此才会特别强调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其实和私营企业行为相似。实际上,私营企业固然在中国改革期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和其国有公司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而这并不只是因为它们酷似私营企业,也是因为它们具有私营公司所不可能具备的有利竞争条件。不然的话,出发点是国有经济而且至今仍然将近一半是国有的中国经济整体,怎么可能如此强劲发展?后者才是在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下思考的西方观察者所特别难掌握的道理。在我看来,要跨越中西方理解间的鸿沟,后者才是真正需要阐释明白的道理。

  

  此外,我在另文中已经论证,戴—魏和钱的理论分析不能说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招商引资”行为,它们并没有像80年代那样直接经营乡镇企业,而是主要起到了支持和推进国内外私营企业的作用(黄宗智,2010b)。至于本世纪00年代的被改制为盈利型国有公司的大国营企业则更在其解释范围之外。

  

  至于来自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它们与戴—魏和钱的研究不同,一般只关心“是什么”的问题(中国国营企业所占比例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的问题(它们为什么成功或不成功?)。这在上述赫什以及萨摩塞吉—凯尔为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所作的政策研究中尤其明显。在“为什么”问题的学术探讨方面,戴—魏和钱的研究依然是最好的例子。

  

  四、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吊诡的是,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教条使人们较难理解国有公司所起的正面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经济的全能控制历史背景,又使国家比较容易介入市场而牟利,至少在实践层面上如此。计划经济部分确实已被抛弃,为市场所取代。在中国的语境中,计划经济的抛弃意味着(起码暂时)放弃中国革命经济的平均分配原则,由市场自由竞争理念取而代之。而“市场”这个词则长期以来都会使人们立即联想到“商人”、逐利和追求富裕。邓小平常被人们引用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表述的正是这个意思。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当然会有所收缩,但鉴于其全能的历史背景,即便是收缩了的角色仍然要远远大于英—美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想象。在中国的观念架构中,国家应该干预经济——无论是否市场化的经济——实在是个再明显不过的道理。而从那里到盈利性国营公司则只需要跨出小小的一步。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固然一定程度上也起了遏制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 但它同时更多地赋予了国家盈利行为一定的正当性。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个人逐利乃是发展经济整体的最佳办法,因此也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最佳途径,其实一定程度上为人们的利己行为提供了理性化说词。结果是,在改革时期的中国,不仅是商人的也包括官员们的逐利行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正当性,而发展经济则成为其主要借口。

  

  同时,即便教条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不能真正了解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运作实际,比较实在的人们则完全可以看到其真相,理解到国营单位相对私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享有的有利条件——诸如克服“体制”/制度性障碍(尤其是层层叠叠的官僚程序,不然便完全不可能启动和运作),组织所需要的资本和资源,更不用说获得特殊的保护和优惠,以及绕过有关法规的特权等。如此的运作实际,也许不太容易被教条化的学者所认识,但对实干的官员和商人/企业家们来说则是很明显的事。正如一位在近二十多年中成为“大款”的企业家对我解释说,他做生意成功的秘诀很简单,就是“跟着国家走”。

  

  正是在上述的环境中,贪污成为普遍现象,包括乡镇干部从乡镇企业获取私利,地方官员从招商引资获取佣金或贿赂或靠地方GDP增长的“政绩”获得快速的官位提升,以及管理人员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中获取私利。在国企的私有化过程中,管理人员由此致富其实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一个具有比较翔实证据的例子是西南部的一家国营酒厂(其高端产品价格已经达到1000元/瓶)的私有化。总经理在转型过程中获得公司20%的股份,加上(截至2009年)9700万元的股息(Chan and Unger,(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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