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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泽勇:论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

更新时间:2012-12-09 10:34:10
作者: 吴泽勇  

  

  内容提要: 《物权法》第106条确立的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只能解释为主张善意取得的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尽管善意要件的证明有一定难度,但通过间接证据的运用、经验则的援引以及对方当事人事实主张责任的加重,证明该要件是完全可能的。立法论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需要结合诸如进攻者角色、盖然性衡量、证明接近之类的实质性因素,以及公示方式与交易习惯、诉讼程序的实际运作、法律政治考量之类的外部因素进行。

  关键词: 善意取得 善意 证明责任 推定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的成立需要符合三个要件:受让人善意,交易价格合理,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交付。三要件中,后两个要件具体而明确,其法律适用相对简单。唯第一个要件,因涉及受让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其证明究竟遵循何种原则和标准,不仅在司法实务中乱象丛生,学说上亦不乏纷争。

  (一)实务中的乱象

  实务中的混乱状态,从以下几个案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1]

  案例1:A将其所有的房子交给侄子D长期居住,而D将该房转卖给了H。A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与H二人之间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无效;H主张其对房产构成了善意取得。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判决书中写道:“被告H辩称自己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该房屋归被告D所有,因双方签订协议时,没有向其交付任何有关该房屋的手续,而H又无证据证实该房屋系D所有,因此,H以善意购买该房屋的辩解,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2]

  案例2:Y与T原为夫妻。离婚后,Y向H借款,并以T名下的轿车与H签订了质押担保。后Y逾期未返还借款,H请求法院确认其对小轿车的占有构成善意取得动产质权。一审驳回了H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生效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抗诉理由之一是原审判决由原告H负担其为善意的举证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再审法院接受了这条意见,却仍维持了原判。再审判决中写到:“本案车辆质押合同的效力仍需衡量H占有该车辆时是否出于善意,即H不知道Y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则构成善意取得。在判断H是否为善意,理论上虽应采取推定的方法,应由T对H占有该车辆时的恶意进行举证,但是,本案中的有效证据显示,Y向H交付轿车时,机动车登记证书明确载明车辆所有权人是T,即使H不知道Y与T离婚之事实,H也仅能推断该车辆系Y与T的共同共有财产,在未经T同意的情形下,Y不得单独对该车辆作出处分。根据在案证据已可证实H未尽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 [3]

  案例3:J与Z原系夫妻关系。Z在其与J的离婚诉讼期间,将其本人名下的一套房产卖给了W。J诉至法院,称该房产系其与Z的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法院判令Z与W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被告则主张其对该房产的占有构成善意取得。在一审过程中,原告J提交了其所属单位的电话本3份,以证明被告W知道原告和被告Z是夫妻关系,并可能知道原告和被告正处于离婚诉讼期间。一审法院认为J的证据不足以证明W买房时系恶意,驳回了J的诉讼请求。J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判决书中写道:“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J上诉称被上诉人W购买房屋时并非属于善意取得,对该主张,因其未能举出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4]

  反映在上述判决中的有关善意要件之证明的混沌不明之处,大致可以归入两个问题:一是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二是善意要件在具体案件中如何证明。就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第一份判决看上去认为第三人应当就其善意负证明责任;第二份判决明确指出,就第三人的善意,理论上应采推定的方法,由原权利人证明其恶意;第三个案件相对复杂,但从判决书的论述逻辑来看,法官似乎认为共同财产所有人应当就第三人接受财产转让时的非善意负证明责任。[5]就善意要件的具体证明,三份判决也都作出了详略不等的说明。

  (二)学说上的分歧

  就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者间存在明显分歧。尽管多数民法学者认为,就善意要件的认定应当采取推定的方法,即推定受让人为善意,而由主张其为非善意的原权利人就受让人的恶意或者重大过失负举证责任; [6]晚近发表的两篇专论却持不同观点。[7]在对现行法进行法解释学阐释时,两篇专论一致认为,善意要件应由主张善意取得的受让人(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不过,就导致这种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的条文设计是否合理,二文之一却提出了激烈的批评。[8]在该文看来,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使得第三人不得不证明实际上很难证明的“消极事实”,这将严重限制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甚至让这一制度的规范目的落空。在逻辑上,这种批评以善意证明的难度否定第三人负担善意证明责任的制度安排,我们看到,这种逻辑在其他民法学者那里也有体现。[9]这提醒我们:在讨论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时,实际上无法回避该要件究竟如何证明的问题。

  本文拟就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澄清呈现于上述判决、学说上的混乱和纷争。引言之后,第二部分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分析《物权法》第106条中蕴含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第三部分讨论善意要件的证明可能性及其实现策略;在结束司法论的考察之后,第四部分从立法论的角度分析未来该问题立法需要考量的内外因素;结论部分归纳本文主要论点,并就本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稍作阐发。

  

  二、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法解释学的分析

  

  所谓证明责任,即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的败诉责任。通说认为,证明责任规范在性质上属于实体法,应当主要从实体法规范中寻求和发现。[10]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与善意要件直接相关的则是该条第一款后句。这样,我国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主要就转化为该条规范的解释问题。

  (一)语义解释

  立法者一般不会在实体法中直接规定证明责任分配,但通过分析实体法规范的文义和结构,从中发现证明责任规范却是可能的。依其表述方式和规范结构,罗森贝克将实体法规范分为权利形成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妨碍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其中,权利形成规范是从正面规定权利成立的规范,后三种规范则是从反面规定权利消灭或者受阻的规范。由于每方当事人都要主张和证明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范,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就对权利形成规范负担主张和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或主张权利消灭、受阻的当事人则对后三种法律规范负担主张和证明责任。[11]这就是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规范说。[12]考虑到规范说直接诉诸实体法规范表达方式的特点,人们有理由把这种学说看作实体法语义解释的一种。[13]尽管规范说已经遭到不少批评,但主流观点大多认可其基本框架,所谓修正只反映在一些细节; [14]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德国、日本,还是我国台湾,规范说都仍是法官司法实务中通行的学说。[15]究其原因,是因为由这种学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清晰、稳定而统一,易受职业法律人的青睐。[16]因此,这里仍从规范说开始我们对《物权法》第106条的证明责任意义上的法律解释。

  考虑到在诉讼中,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一般需要援引权利形成规范作为攻击手段,主张该权利不存在的当事人则要援引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妨碍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作为防御手段,这两类规范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基本规范”与“相对规范”来界定。[17]由此出发,关于《物权法》第106条第一句的解读方式就有两种:一种是,将前半句关于追回权的规定看作基本规范,而将后半句看作其相对规范;另一种是将后半句本身看作基本规范。在前一种解读方式中,《物权法》第106条后半句关于善意取得三要件的规定属于(追回权的)权利妨碍规范;在后一种解读方式中,该规定则属于(善意取得的)权利形成规范。但无论采用哪一种解读方式,关于该条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的结论都是相同的,[18]即主张善意占有的当事人应当就该条列举的所有三个法律要件负证明责任——其中自然也包括善意要件的证明。我们看到,其他学者对《物权法》第106条的解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

  (二)体系解释

  针对规范说的一个批评是,仅从法律条文的文义和构造中寻求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不合理的。[20]一方面,立法者在设计实体法规范时可能并没有考虑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另一方面,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常常也不是通过单个条文来表达的。仅仅从一个法律条文出发,机械地运用规范说,可能会得出与立法者意图相悖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现代法律解释理论认为,法条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意义脉络”当中。[21]这要求法律适用者在对一个法条进行解释时,除了关注这个法条本身的文法和语义,还要考虑它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法条的关系。[22]在法律的意义脉络和逻辑关系中理解一个法条,这就是所谓体系解释。具体到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上一小节的语义解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起点,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考察:体系解释是否会带给我们不同的解释结果?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在《物权法》第106条的意义脉络中,善意取得是作为无权处分法律效果的例外情形规定的。[23]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这种体系安排背后的逻辑是:如果我们认为主张无权处分者应当证明其所有权及无权处分,那么作为与这种法律效果对抗的砝码,善意取得的主张人自然应当就其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三个要件进行证明。

  其次,根据相同概念相同解释的法律解释规则,[24]关于《物权法》第106条中的“善意”概念的解释,应当尽量与民法中的其他法律制度保持一致。我们看到,在《合同法》的表见代理制度中,同样存在“善意”的概念。[25]就概念内涵,两种情形下的“善意”并没有太大区别;[26]就规范目的,物权法对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与合同法对于善意相对人的保护亦无本质不同。[27]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 [28]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效力,如果没有相反理由,就《物权法》第106条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也应作相同的理解。

  (三)目的论解释

  法律规范的语义确立了法律解释的起点和边界;在此边界内,体系解释让法律规范的语义更加清晰和丰满,因此不妨看作是一种延伸了的语义解释。而无论语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目的都在于探寻立法者的规范意图。在对规范说进行反思、批判的过程中,已有学者提出应在证明责任的分配基准中引入利益衡量或者实体法旨趣之类实质性考量的观点。[29]姑且不论这类观点是否成立,仅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如果基于规范说得到的证明责任分配结论与《物权法》第106条的规范意图明显冲突,那么这种结论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就《物权法》第106条的立法意图,学者的观点存在分歧。一位学者认为,《物权法》第106条通过将善意要件作为法律成立要件规定的方式将该要件的证明责任加诸第三人,体现了一种优先保护所有权的立法意图。[30]在另两位学者看来,如此规定只会限制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导致《物权法》第106条规范目的——即保护交易安全——落空的严重后果。二位学者更明确指出,不能想当然的以为,物权法作此规定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所有权;这只不过是法条设计不当的结果而已。[31]

  在笔者看来,第一种观点更有说服力。首先,将保护交易安全界定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虽然没有错,却不能把保护交易安全看作这一制度的唯一目的。正如拉伦茨所言,“一项法律规则常不只要实现一个目的,毋宁常以不同的程度追求多数的目的。”[32]尽管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表明法律在总体上采取了牺牲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而保护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立场,但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无论何时、何地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因为这一点,多数国家选择了兼顾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中间法立场”,而非原则上不承认善意取得或者对善意取得的范围基本不加限制的“极端法立场”。我国《物权法》亦不例外。[33]?从这个角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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