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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德良:断裂与脱节: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之殇(1842-1949) —近代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百年回眸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2-12-07 15:15:07
作者: 欧德良  

  已比民国初年增长了四倍多。”[18](p68)军阀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与其它行政费用,在辖区里暴敛搜刮,预征粮税,估种鸦片,走私贩运,滥征苛捐,强迫摊派。军阀连年混战,使农业生产下降,城乡贸易被中断。民初军阀割据,政治建筑与经济基础始终节节脱散,无法和鸣共震。

   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北伐军兴,革命声势席卷全国。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党形式统一全国。本为吊民伐罪的革命军,转瞬同室操戈。1930年中原大战,为祸甚烈,双方投入兵力数百万,战线绵延千里,持续七个月之久,给经济生产遭成严重灾难。据时事新报社论,“南北大战,民间以兵燹而直接损失之财产,以内乱而间接损失者,不可以数计。即就中央支出之军费之一端而言,已逾二万万元。”[19](p233) 蒋介石获胜,但国民党在大陆实质没有全面掌控中国,“南京时期国民党政权所能‘稳稳掌握’的,只有江苏、浙江两省…另外在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几省,国民党还有相常程度的控制力量,其他各省则只不过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而已。南京政府的真正版图,不出长江下游一带,此外的地区不是仍然在地方军人的盘据下,就是中共的势力范围。” [20](p34)内讧使蓄谋已久的日本乘隙而入,1931年以后,东北与华北又相继沦入日人之手。

   国民政府前十年,尽管国共对峙,内忧外患,然而主要控制区江浙沿海基本保持稳定,经济发展极为迅猛。此外,国民党1936年公布“五五宪草”,规划还政於民,先后制定了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商事法,公司法等现代法律体系,与清末以来的经济法制建设一脉相承。这足以说明,只要政治建筑稳定,经济是可以有所作为。可惜天不假年,时不我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八年抗战经济遭受重创,无须赘述。仅以浙江为例,“直到战后的1952年,整个经济才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21]

   八年抗战已使经济疲惫不堪,亟需休养生息。蒋介石却自恃武力,大打出手,第三次国共内战又起。为打内战,在农村国民党抓兵拉夫,使农村劳力匮乏,兼之繁重的苛赋使人们不堪重负,致使田园荒芜,十室九空,家有饿妇,野无壮丁。 在城市,官僚资本空前澎涨,官商勾结,这种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使官办企业控制了大部分工业,使民族资本日趋式微,国民经济趋于崩溃。国民党的政治空前腐败,最终使其在大陆统治崩盘,蒋氏王朝逃往海岛,另谋生计。

  

  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的断裂

  

   传统社会士处于中心地位,与民众保持有机的联系。春秋战国,士多无恒产,如无根之浮萍,游走觅食于诸侯王相。自汉以降,“士已脱离了游士的阶段,…开始恒产化,在乡土定居。这样一来,士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为凭借,在所居郡县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22](p71)《荀子•儒效》曰∶“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这大致概括作为四民社会之首的士担负的政治文化功能。科举兴起后,士人多在乡下读书,进仕后以儒学治理天下,做官之人最后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多回归故乡,与没有进仕的乡绅共同维持当地的治安与礼乐教化。士是民众的道德楷模,士绅“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10](p69)大众以士为师,亦步亦趋追随士绅。双方紧密接触,士与民众尤其是农最相熟且相亲。中央命令往往只达地方政府,士代表民众与皇权沟通,地方完全由士绅主导。桂系黄绍竑回忆晚清时说:“乡村里除了人命官司,或的抗粮造反以外,官府的法令人员,是不容易到达的。一切的权威,都操在有钱有势的绅士手里。”[23](p7)几千年皇权时代,士民维持紧密的联系。

   千里之流,必有徊徘反复。在剧烈的近代社会变迁中,知识阶层逐渐与大众疏离。最先从士脱颖而出的是口岸知识分子。口岸知识分子最先在江南地区孕育而生。江南人文鼎盛,科举竞争激烈,大批士人被摈弃于官场之外。“上海开埠后,西人出于经商传教的需要,给江南下层士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以丰厚的报酬把他们吸引到了口岸。”[24]口岸知识人生活于口岸城市,空间迁徙使其与故乡民众渐行疏离。

   口岸知识分子人数较少,真正促使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知识人与民众疏离是1905年废科。废科后新式学堂兴起,造就一拨无所依归的知识人。拥有二十四史经验的士人,为应对列强船坚炮利,“师夷长技以制夷,”新式学堂随之兴起,至清末新政逐渐递接旧式书院。而学堂随朝廷诏令以城市为中心而布局:“着各省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25](p520)这些新式学堂汇集于县城、府城、省城,教育重心由城乡并重转移到城市之中,并顺着由低到高向大城市归趋。新式学人“沿着等序从农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府城,从府城到省城,而后入南北都会。”[16](p355)他们离农村相去日远,知识人所学ABCD、声光化电、欧罗巴等源于西学的新知,与传统社会不仅陌生,而且遥远。知识人与民众隔阂渐生。20世纪初,上下流社会昭示出二者脱节,林白水在1904年指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25](p909)传统民众视士为同路,并无高下畛域之分。上下流分殊的强调,凸现出民众与知识人的疏离与界限。由疏离引起“闹学毁学”在清末民初不绝如缕:

  值天气亢旱,有高陌社等处十八村民众,于六月二十日祈雨进城,由学堂门经过,该堂学生在外聚观,私议愚民迷信。祈雨人闻之,即与辩论。斯时人多势重,遂拥入学堂,将门窗器具均有砸毁。[26](p64)

   学生奉西学为圭臬,批判旧有文化。而民众由于历史的惯性,绝大数仍然沿袭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再则,学堂占用庙宇地产,办学经费源自对民众剥夺。二者矛盾激化酿成“闹学毁学”千年从未有过的景象。1927年毛泽东在回忆民初说:“‘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农民宁欢迎私塾,不欢迎学校,宁欢迎私孰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27](p39-40)清末民初知识人亢奋激昂地引领潮流,但在民众的眼里,他们始终不属于自己圈子的异类。五四前夕李大钊痛且愤地说:

  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分之后,乃以此阶级身分之故,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一般耆旧老宿,一闻“学生”二字,即摇首蹙额,似一为学生,即于中国社会为无用。[28](p426)

  知识人在空间疏离民众,其知识结构使其英雄无用武之地,在情感上无法与民众桴鼓相应,逐演为民众眼里“于社会为无用”的另类。20世纪前十年,知识人掀起了滔天巨澜,然而这浩大的呼声只在城市回荡,乡村里绝无回音。正是知识人与民众的隔膜,鲁迅笔下的夏老栓,才会以知识人的人血馒头来疗治儿子的痨病。

   五四后,知识人与民众疏离已引起众多的反思,一些知识人以疚愧表达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厌恶,以及对民众的尊崇与褒扬。时人在《平民教育》里忏悔地说:

  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社会蠹民吗?……我们这些人,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个…看看那些大睁着眼不识字的可怜的平民,却实实在在我们的衣食生命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知识分子。[29](p270)

   这些话透出对民众的艳羡与自身的落寞。传统社会,作为四民之首的士,绝无羡慕民众的必要。新式知识人无法返归农村,同时工商不甚发达,他们多数亦无法融入城市。五四时“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知识人在无所傍依中自渐形秽,自我矮化。受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一些知识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向民众宣讲教育,这从侧面反照出五四知识人与民众、城乡之间的疏离。疏离产生隔阂,隔阂使民众对知识人在农村的搅动漠然置之。据记载,五四学生在京郊宣教教育时,“有一位年轻的媳妇,方要出门来听听,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那媳妇马上关上门了。”[30](p532)今天看来,五四仅是学生,市民、与工人的运动。广大农村与农民始终是局外人。鲁迅强调改造国民性,注重知识分子对国民的启蒙,然而两者隔膜使他无可奈何地说“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31](p26)

   尊崇民众的知识人不占主流,绝大多数知识人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众抱臂冷眼相待,保持与大众的疏离,表现出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与胡适私谊甚笃的北大教授张佛泉,鼓吹民主,但认为“一般的大众,很少有改造环境的能力,而多少是待环境来改造他们的。所以我觉得要解释历史迈动的方式,我们须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大众。”[32]主张“民治的力量更应注意向受过新式教育的分子中求之。”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渴求西式民主,但又不相信民众的智识,表现出与大众的隔膜与疏离。四十年代,朱光潜谈民主时强调民意的权威,但同时又声称:“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底未来,中国真正底民意还要借社会上少数优秀底分子去形成,去表现。”[33]原因在于“人民绝对无力量,其意见绝对被‘无视’,才更需要自由分子、主要是大学教授,主动担负起‘替人民说话’的责任。”[34]在他们看来,民众智识未开,是需要拯救、改造的群氓。而具备理性与现代知识的少数知识分子理应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这些知识分子在思想学术领域与社会上,有着非凡的影响力。在1949年建国以前,知识分子企图以大学与媒介为阵地,重建社会重心,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以英美模式打造一个新的国家。然而,与民众的疏离使他们的梦想无法实现。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疏离大众,抗日根据地知识分子则沦为被民众改造的对象。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络绎不绝。长久积结的隔膜使外来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及下层民众出身的工农干部间存在巨大鸿沟。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描述了知识分子与民众间的罅隙:

  陕北人的举动与话声都非常迟缓,而他们这种安闲与懒惰,的确使人感觉到特别……在文化上,还非常落后。因为文化低落,虽然政治飞跃进步,可是在他们的性格上或者生活习惯及别的方面,还有黑暗的一部分力量,非常自私褊狭排外、关门,也有一点原始的残暴。[35](p239)

   生存方式及思想观念的差距,使根据地知识人与民众及民众出身的干部在情感上存在难以逾越的隔障。在陈学昭看来,小生产者出身的民众带有诸多的流弊。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知识分子在战争中作用有限,而拿枪杆子的农民在军事政治中占据优势。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整合思想的革命战略,使二者疏离逐演为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改造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27](p841)要求知识分子不仅外表工农化,内在思维方式、心理情感,生活方式都彻底工农化。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蜕变为改造与被改造,一方‘化’掉一方的关系。” 知识分子通过延安整风,被界定为宣传的工具,其任务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然而改造由于战争没有彻底进行。二者隔膜依就,这为建国后知识分子改造打下伏笔。

   辐辏上述史事,我们可知,在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东南 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基础与政治建筑、以及知识分子人与下层民众节节脱散,深刻地说明了百年以来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论史鉴世,疏通知远。我们对历史宏观脉络的清淅洞察,有助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得失的检讨。

   [1]唐德刚.晚清七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

   [2]张灏.张灏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02.

   [3]熊月之等.论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J] 史林,1995,(01).

   [4]张仲礼.城市进步、企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1840-1949[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

   [5]宁越敏.中国城市发展史[M]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6]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编.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M]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 .

   [7]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57.

   [8]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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