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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阳:人心向背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更新时间:2012-12-07 00:52:25
作者: 王占阳 (进入专栏)  

  

  摘要 国家能否根本稳定的关键是能否深化改革。如果不是主要依靠改革化解矛盾、实现发展,而是主要依靠维稳控制局面,虽然也能收到立竿见影之功效,但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应当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切实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而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则是根本行不通的,人心比国家强制力更强大。

  关键词 深化改革 国家强制力 维稳

  

  按照邓小平理论,“稳定压倒一切”只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应急之策,不应成为常态。日常维稳更不应当高于改革开放。国家能否根本稳定的关键是能否深化改革。如果不是主要依靠改革化解矛盾、实现发展,而是主要依靠维稳控制局面,虽然也能收到立竿见影之功效,但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应当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切实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而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则是根本行不通的。最近中央强调以深化改革实现长治久安,这才是我们的根本方向。

  

  政改不足就会导致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

  

  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在一切实行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在所有对于这种政治体制改革不足的国家,都会在这种体制的弊端愈益严重后逐步走上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的道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种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越集中,受到的制约就越少。权力过分集中,就是权力很少受到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而且时间越久,腐败越严重,越积重难返。

  腐败的实质是以公权力侵害人民利益,是官民矛盾的主要根源。公权力对人民利益的侵犯越持久、越深入、越严重,积怨就会越深,公众的忍耐力也就越差。于是,大量批评意见出来了,而且现在还能够通过互联网等途径迅速传播,相互激荡,扑天盖地,令政府防不胜防。大量群体性事件也随之出现,而且数量急剧增多,强度越来越大,不仅有众多维权抗争,而且还出现了具有官民冲突性质的泄愤式群体性事件。诚然,泄愤式群体性事件本身是偶发的,但在腐败蔓延的情况下,它的社会土壤却越来越广阔而深厚了。所以,从总的趋势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概率越来越高,总规模和典型案例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抗性和对抗烈度也已在逐步升级之中。

  不仅如此,从维权抗争到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事件之外的民众在心理上和舆论上普遍支持事件之中的民众,谴责导致这种事件的地方官员的腐败和专横,有些公众甚至开始走出互联网,直接介入问题的解决。这将使越来越多的地方性群体性事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直接、间接地成为了全国性事件。

  同时,群体性事件更已成为了全国性的公共议题,它使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日益下降,使公众越来越不满以至激愤,因而也就使官民裂痕和官民对立日益加深,仇官心态日益蔓延和加深。

  实际上,不仅是引人瞩目的群体性事件,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腐败现象、机会不均等现象、分配不公现象、压制自由民主现象、司法不公现象等等,都在更大范围内加深着公众的疑虑和不满,并以加速度积蓄着官民对立的情绪和能量。

  显然,所有这一切都在使我们的社会日益滑向越来越不稳定的危险时段。由于官民关系的发展使局势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以控制,所以各种非强力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维稳需要,这就很容易使执行者情不自禁地滑向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的政治模式,同时也离政经改革越来越远。

  在这种演变中,过多使用国家强制力维稳,不仅表现为地方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过多过重过滥地直接使用国家强制力,甚至成为常规,而且还表现为以国家强力机构为后盾,在对待上访群众、媒体和网络批评意见、信息与意识形态控制、维权律师、公益性组织、维护不合理的国企垄断等方面过多地实施强力控制。

  诚然,一般说来,国家暴力是唯一的合法暴力,在适当范围内使用国家暴力机器维护社会稳定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但这不能过头。国家暴力机器是用于保护人民的,不能因为人民不满和反腐败而把国家暴力机器的矛头对准人民。这种违背党的宗旨的现象和倾向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趋势。它不仅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流失,而且更会在这种强制维稳中加剧它的流失,造成和深化官民对立。这就是邓小平早已指出的,如果不改革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逐步蜕化变质的歧途,社会矛盾也会随之逐步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强制力的使用就有可能陷入逐步升级的恶性循环。

  譬如,维稳要花钱,现在维稳费用已经高得惊人。维稳费用越高,民生支出就越少;民生支出越少,人民越不满意,社会就越容易出事,这就要进一步增加维稳支出,减少民生支出;而这又会使人民更加不满,社会更加不稳,维稳更加仰赖强力,成本也更加昂贵……。这就会使政府越来越从民生维稳、和谐维稳滑向强力维稳,并最终使财政不堪重负,那时就有失控的危险了。

  又如,过多过当地使用国家强制力维稳,虽然也能收到一时之功效,但它同时又积蓄了更多、更大的社会不满,使社会更加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强制维稳之后实行的局部仁政,又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激励其他地方的民众通过泄愤式群体性事件改善自己的境遇,从而使社会更加不稳定。

  这就表明,在苏式政体之下,矛盾越激化,维稳就越强化;维稳越强化,矛盾就越激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的总趋势,而在这种总趋势之中,政府自然就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陷入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的局面。

  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政治逻辑。如果不能以政治体制改革破解这种逻辑,即使是最善良亲民的政治领导人也将不得不按这种逻辑走下去,并使自己的良心和形象受到伤害。这就是邓小平早已深刻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人心比国家强制力更强大

  

  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人心比国家强制力更强大,人心向背决定国家的命运。但我们在这方面对干部教育严重不足,一些干部的眼里只有权力,根本就不把民意放在眼里。他们迷信权力和国家强制力,甚至有恃无恐地滥用国家强制力,以至于搞依托国家暴力的私人暴力,大有一种“老子有枪我怕谁”的霸道,对于人民的感受、不满和愤怒根本就不介意。这种思想仍然停留在军阀时代,也直接导致了对于国家强制力的过度使用。所以,我们现在迫切地需要重申和宣传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迫切地需要具体有力地证明和阐明“人心比国家强制力更强大”。

  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人心向背决定历史的基本走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绝不是民众的一厢情愿。而且越是在现代政治中,这种政治效用就越直接、越迅速、越鲜明。这是因为,政治的命运取决于政治力量对比,而人心向背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比。政治在哪里?政治首先就在人心里。马克思把政治归类为“社会意识”,讲得就是这个道理。政治不仅在人心里,而且还会外化为政治舆论、政治群体、政治组织、政治行动、政治暴力等等外在的政治。最深刻的政治变化就是人心的悄然变化,而人心的政治变化又会转化为外在的政治变化。一旦人心向背外化为了外在的政治力量对比,它就会表现为巨大的现实政治力量。任何政权,如果它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它就是稳固的。反之,如果它为大多数人所反对,它就会走向衰亡。这是千古不变的历史铁律,任何个人、任何集团、任何统治术都无法使之改变。不仅如此,现代社会的变迁速度远比古代社会快得多,所以,一旦失去了民意支持,那就离政权更迭不远了。由此,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就成为老黄历了。

  人心是国家强制力的最终指南。政治的核心实际在人心,而不是在于政治强制力。马克思主义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只是视为政治的“物质附属物”,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国家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暴力机器,但国家的核心和灵魂并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于它的政治意志、政治组织和政治功能,在于它的源于民意的政治合法性。但许多人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这些硬邦邦的“物质附属物”才是实的,软绵绵的人心则是虚的。

  事实上,社会决定政治,政治决定国家强制力之走向。形势比人强,人心向背就是最大的形势。一旦社会上人心思变,大势所趋,政界和武装力量的心思也会随之变化,或者至少也要给自己留后路。到那时,有多少武装力量也无济于事。

  归根结底,不是枪指挥心,而是心指挥枪。武装力量也是有心的,而不是任人摆布的物质机器。人心包括军心,军心包括良心,军心最终也是跟着民心走的。所以,虽然齐奥塞斯库直到死前80个小时还在“指挥枪”,但在随后的80个小时中,他就在“心指挥枪”的逻辑中走上了刑场。可见,一切国家强制力最终都是从心而来的,都是政治人心之继续。

  所以,归根结底,只有赢得了人心才能赢得一切。在笔者看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不是普遍规律,“枪杆子里面丢政权”才是普遍规律,因为所有的政权丢掉前都是有枪杆子的。

  只要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和激化,国家强制力就无法遏止它的爆发。在这方面,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应摒弃。首先,历史表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经常是非常偶然的。以为依靠国家强制力就能“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就能保障不出事,实际只是一种幻想。一年10多万起群体性事件,这是多少“不稳定因素”?更何谈把那么多不稳定因素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不仅如此,经济好时的维稳是一回事,经济危机时的维稳又是一回事。如果长期搞“稳定压倒一切”,改革也被压倒,内需无法扩大,势必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公平也被压倒,人心更会加速流失;以至于在经济危机爆发后,二者合并生成严重的政治危机,那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到那时,在普遍的不满和动荡中,什么出人意料的大事都有可能发生,根本就是防不胜防。预测最后压倒骆驼的究竟是哪根稻草,无异于天方夜谭。归根到底,只有大局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

  其次,认为控制了民间有理性、有组织的维权活动等等就能避免未来可能的大爆发,这也是一种幻想。因为,历史早已反复证明,大爆发、大动荡、大事件常常不是起源于有理性、有组织的活动,而是起源于非理性力量的大迸发,而理性、组织和领袖人物则只是在这之后才开始介入的,甚至只是在这之后才开始出现和形成的。所谓“时势造英雄”,就包含了这层意思。“英雄”在哪里?很可能平时谁都不知道,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但到非常时期,他就冒出来了。“组织”在哪里?很可能也是平时谁都不知道,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但到关键时刻就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了,以至于连非政治性组织也都来承担政治功能了。这样的历史故事实在是多得很,很有启示作用。所以,如果不是靠深化改革平顺民心,而是靠“掐尖”和遏制民间组织的正常发展来长期维稳,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甚至会适得其反。

  再次,认为中国老百姓胆小,有饭吃就行,可以用“惩一儆百”的办法震慑住,所以不敢起事,这也是对国情的一种误解。实际上,近年来那些参与泄愤式群体性事件的老百姓,哪个是没有饭吃的?没饭吃才起事,这已经是老黄历了。饥饿使人铤而走险,这是古代政治的特征。严重不公使人奋起抗争,这才是现代发展过程的特征,所以,谁都不要断言中国老百姓有饭吃就不会出大问题。

  诚然,许多中国老百姓老实巴交、胆小怕事,这也是事实,但若因此认为天下永远太平,那也是不懂人的心理。实际上,问题不在于老百姓平时是否有胆量,而在于是否被激怒。人若被激怒,平日胆小的人也会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做出平时难以想象的激烈举动。所以,任何人都不应小看近年来公众心中积蓄起来的怨气、火气、暴戾之气,不应小看那些作为这种暴力倾向之表达的语言暴力,因为这正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普遍骚动和普遍暴力之起源——如果不能以深化改革使人消火的话。

  诚然,“惩一儆百”也是有效的维稳方法,但这不仅往往缺少正义性,而且它的效力也并不总是恒定的。从总趋势看,其效力实际是在递减的,所以并不是永不过期的灵丹妙药。不仅如此,现在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适得其反的现象,即“惩一儆百”不仅没让人害怕,反而还引发了程度不同的反弹,轻则众人抗议,重则引发激烈的群体性事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情况呢?其原因就是:人的火气越大胆子就越大;人的正义感越强胆子就越大;具有同样思想感情的人越多胆子就越大;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深人的胆子就越大。这就表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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