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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甲午战争:中日双输的历史教训

更新时间:2005-03-05 13:55:43
作者: 袁伟时 (进入专栏)  
从19世纪一直到义和团运动,那时候中国的一年财政收入大概有6000万两到8000万两。到了辛亥革命前,达到3亿两,这个可都是真金白银啊!另外有几个大动作,一个是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新式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的教育制度为蓝本的。而且日本派了很多教师来帮助中国教学。当然也有英美教师,但日本的占大多数。1909年,有549位外国教师和教育顾问在中国工作,其中424位是日本人。

   记者:是一种政府行为吗?

   袁伟时:日本政府和民间合作。从1901年到1911年,是日本教习最多的年代,他们大多数是在日本文部省支持下,由日本的帝国教育会选派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帮助中国进行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清朝廷聘请的是日本法律专家,给中国官员和候补官员开系统的讲座,讲现代法律知识,并且帮助移植西方的大陆法系、起草刑法、民法、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稍加修改一直延用到民国,包括解放区都曾经用过。所谓的君主立宪,基本上也是以日本的宪法为蓝本。日本民间友好人士还组织了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各地办学,加上其他友好人士,共在中国办了十多所学校,吸收中国人入学。

   记者:我感觉一战之前民众的态度和朝廷的态度比较一致。而到一战之后民族情绪和一些军阀对日本的态度就开始分裂。

   袁伟时:中日双方民族对立情绪那么强烈,我想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日本侵略对中国人物质和精神都伤害很深,而日本政府和主流文化没有深刻反省这些罪行。

   深一层看,这与东方文化带来的盲目的民族优越感有关,公民独立判断的意识很差。日本的教育在价值观上老是强调要忠君、爱国、绝对服从。结果,公民个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就淡薄了。在这样情况下,民众情绪很易被一些政客或极端分子操纵,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

   狭隘、致命的爱国主义是东方文化的弱点。到现在许多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例如中日足球比赛,足球就是足球,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呢?把它提升到国家关系的层面上来,让足球运动员来代表整个国家,这恰当吗?任何人的意见想法我们都要尊重。但是身份却要恰如其分,国务院总理可以代表中国政府,一个平民百姓则只能代表他自己。

   记者:这种爱国主义是不是有它的文化底蕴在里面呢?你看我们的课本里面几乎都是把爱国者放在最高的位置上。

   袁伟时:东方文化总是把集体放在第一位。国家有危难,应该捍卫国家;国家的利益应该维护,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应该理性地判断什么是国家利益。

   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了,那种潜意识里面的天朝主义,要恢复我们大国地位的强烈愿望应运而生。人口众多的中国应该成为经济发达、政治民主、公民自由、实行法治的大国,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应该平等对待世界上所有民族。世界各国公民,都应该平等对待。这种转变,在心理基础上,缺乏足够的教育。

   新的基础上,怎样塑造一个公民的世界观?鲁迅和梁启超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怕中国人消失,而怕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

   记者:不怕中国人消失指的是什么?

   袁伟时:中国人不可能消失。但是,是不是具有世界公民的水平和意识?思想上、知识上、文明程度上,能不能达到世界文明已经达到的水平?他们担忧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

   记者:世界人?世界人这个概念包括同化的意思在里面吗?

   袁伟时:不是同化。但是,对所谓“同化”也要具体分析:

   第一,不要把同化说得那么恐怖。

   如果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把大清帝国的宗法专制“同化”掉,对中国是福音还是灾难?为什么一定要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才叫爱国?据说,目前到处在复制的孔子的标准像是吴道子画的,除了演戏,谁愿意穿上那样的宽袍大袖?13亿中国人中又有几人愿意穿长袍马褂?

   第二,清醒地认识文化更新的规律。

   文化通常是自然淘汰、自然进化的,生的该生,死的该死。在文化领域,受群众喜爱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可能死亡的。反之,无论如何保卫,也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历史上的确有些族群被文化水准较高的族群同化。被同化的族群原有文化便成了保留在博物馆中供人研究的文化。那些消亡了的东西,那些放进博物馆的东西,即使是民族文化也并不可惜。现在还有人愿意裹小脚吗?愿意三妻四妾吗?这些都是地道的中国文化啊!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如何提高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

   第三,像汉族有那么悠久历史的民族不可能被同化,它的特点不可能完全消灭。

   世界上很多著名人士包括马克思都说自己是世界公民。其实这个称号不是少数人的,应该是所有公民都具有的素质。

   记者: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个积极的东西吗?比如三元里抗英。

   袁伟时:当一个国家被奴役,国家没有取得独立地位的时候,民族主义能够动员民众对抗外来侵略者,它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都很容易走向极端,只有把争取国家独立同自由、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结合起来,才会有真正健康的民族主义。

   研究成果表明,三元里抗英很多东西被夸大了,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应该让史学家讲真话,讲实话。通过自由讨论去弄清事实真相不是很好吗?不要用大帽子去压人。真正的史学家,就要说老实话,将经过鉴别的史料介绍给读者。这是对国家对民族最负责任的做法。

  

   (本文摘自《看世界》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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