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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泰岩:下一个十年的中国高增长靠哪里

更新时间:2012-11-29 21:53:22
作者: 黄泰岩  

  

  未来十年的主攻方向在哪

  

  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是我国今后10年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我国2011年GDP相当于美国的48%左右,如果我国GDP实现翻番,就接近美国目前的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就是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但经济健康发展目前面临巨大考验,即如何将下行的国民经济拉升到9%以上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并在未来保持该速度。要回到潜在增长率,我国的主攻方向和紧迫任务就是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结构优化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从而带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这包括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还有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城乡结构,就是推进城市化。全面小康成败的关键在“三农”,城市化是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是全面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调整区域结构,就是在东部率先现代化的同时,大力推进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看,集中打造核心城市以点带面发展区域经济,形成核心增长极,可以有效带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首先建立了深圳特区,形成了以深圳、广州两市为中心的珠三角增长极。江泽民同志建立上海浦东开发区,通过上海及其周边城市群的发展形成了长三角增长极。胡锦涛同志建立了滨海新区,以天津城市群为增长极,拉动京津冀的发展。这三大经济增长极为中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显然,如果未来10年我国还能形成类似可以作为“增长极”的城市点,通过极化效应带动整个周边城市群,形成新的经济发展三角地带,那么就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出新的巨大的空间和动力。

  

  再保持10年以上的高增长问题不大

  

  有人认为,中国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高速增长期已经该结束了,甚至依据日本、韩国的经验证明存在“30年大限”。这一结论有点简单,因为日韩腹地很小、区域差距不大,放到中国这样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差异巨大的发展中大国来看,日韩的发展经验就失效了。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按照2009年各省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情况,全国可划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在100%以上的省份,基本都是东部地区,其中上海遥遥领先。第二个板块是在70%至100%之间的省份,主要是东北和中部地区,包括几个西部省区。第三个板块是在70%以下的省份,主要是西部地区。如果用全面小康指标来看,西部仅相当于东部的70%,大约晚7年左右。可见,依靠中西部地区,支撑中国10年以上的快速发展没有问题。

  二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超越东部。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东部地区;2008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均超过东部地区,近几年一直保持这一态势。2011年在28个省份增速超过10%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江苏排在倒数6位,其中,北京、上海、浙江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9.2%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GDP到2020年翻番,以及将下行的经济拉回到潜在增长率,就不能仅仅靠三大经济增长极的贡献,更需要在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极。

  依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当本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投资和产业开始大规模向国外转移,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更高的投资回报,但我国腹地广阔,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较大,无需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在这方面我们已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早在2008年,广东省就提出腾笼换鸟战略,将珠三角的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广东的中西部转移,从而经受住金融危机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都能够通过向腹地延伸,找到新的增长点和投资点,中国完全可以在东部地区率先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和大规模产业投资,支撑中国下一个10年到20年的快速发展。

  

  谁是第四增长极?

  

  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增长极”究竟应在哪里?对此,有的学者从区域角度去探讨,有学者从省份角度去讲,但鉴于中国前三个极分别是深圳、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我认为还应从城市群角度去思考,把城市化、工业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叠加在一起,探讨如何打造中国新的增长极。

  不妨将以沈阳为中心的城市群、以武汉中心的城市群和以成渝为中心的城市群分别代表东北、中部和西部进行比较,通过以下几个指标寻求它们成为新增长极的优势和劣势:从GDP来看,成渝城市群的GDP要高于沈阳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从制造业发展水平来看,沈阳城市群要高于武汉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中国处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制造业是未来中国在10年到20年需要大发展的重点产业。沈阳经济区很早就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中心之一,这是其独特特征。从产业群和城市群的耦合度来看,沈阳城市群高于武汉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四是从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来看,成渝城市群高于武汉城市群和沈阳城市群。从年末外资企业合同数来看,沈阳城市群高于成渝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

  可见,上述三个城市群各有千秋,都没有明显优势,而且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这意味着打造新经济增长极的任务相当艰巨,需要区域和国家两个层面做出协同努力。如果放在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视角来看,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都已经发展起来了,但仍存在两个洼地,一个是福建,另一个是辽宁。海西经济区随着两岸关系走好,已逐渐成为发展热点。但辽宁无论从GDP总量还是从人均GDP来看,都高于福建,而且东北地区是维系中俄战略关系、中朝关系,以及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的重要战略支点,东北亚区域合作非常倚重这个点的发展,它具有大区域的国际概念。如果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顺利,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稳固前进,朝鲜半岛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将大大提升辽宁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意义。▲(作者是辽宁大学校长、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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