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林存光:观念与体制背反的历史生存悖论——“官本位”的政治文化解读

更新时间:2012-11-20 23:09:02
作者: 林存光 (进入专栏)  

  ”13

  

  体制与观念、理想与现实背反下的官僚政治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必须将“官本位”的问题置于体制上的“君本位”与观念上的“民本位”之间的恰当位置,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实质性的社会政治含义。历史上有实无名的“官本位”可以说是“君本位”体制的衍生物或补充物,而“立君为民”14的“民本位”观念则为君和官同时设定了一种理想的运行原则和目标指向,因此,官僚政治必须在一切唯君权是从的“君本位”体制与一切为了人民的“民本位”观念构成的政治张力之间运行,结果便如徐复观先生所说,“民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和价值就在于“认定民是政治的主体”,但是政治理念上虽强调“民才是主体”,而实际政治或政治的现实却是“君又是主体”,“这种二重的主体性”实构成为一种“无可调和的对立”,而“对立程度表现的大小,即形成历史上的治乱兴衰”。15

  上述徐先生所指出的“二重主体性”的困境,实凸显了官僚政治或官本位的吊诡性,作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工具,官僚作为直接临民而治的“父母官”,其压迫性造成了直接的官民对立,而施行仁政惠民者亦足以让人民感恩戴德,官僚的所作所为虽自有其直接的责任,但总的来讲,治乱的总根源却在于专制君主。不过,在君本位的时代,代人君受过与替人君分忧,乃是官僚群体的天然职责。然而事实上,在历史上,就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或是“一种生活方式”16来讲,官僚体制的运行及其实际作用却要错综复杂得多。正像常常有名无实的“民本位”观念那样,在历史上亦并非毫无价值和作用,如金耀基先生所说,“中国之政治,自秦汉以降,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局面,但总因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之影响,遂使君主专制的政治弊害得以减轻和纾解。”17有实无名的“官本位”体制,在历史上亦常常能够构成对专制君权的一种智性的客观制约,正如余英时先生所强调指出的那样,相对于以“尊君卑臣”为最高原则的、“反智政治的最后泉源”的君权的传统,在官僚制度的传统中“倒反而不乏智性的成份”,亦即:

  官僚制度本身要求客观而普遍的法度,要求对事不对人的态度(impersonality),要求上下权责分明,也要求专门分工(specialization of functions)。这些基本要求都必须通过理性的规划才能达到。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无论在中央或地方的行政制度方面,都表现着高度的理性成份(rationality)。18

  因此,官僚制度对专制君权的行使在事实上可以构成为一种“最大的阻力”19。但是,另一方面,又正是借助于和依凭着专制君主的授权,官僚集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能够把持操纵整个社会的特权阶级。另外,汉代通经入仕制度的确立和隋唐以后科举取士制度的形成与不断完善,使大批受过儒家知识教育而富有儒家文化教养、道德人文精神和经世济民理想的士人精英进入仕途,官僚群体主要构成成员的儒家化或士人精英化使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从而具有了自身特有的体制和文化色彩。职是之故,在统治者借助于通经入仕和科举取士制度而建立起儒家式的“精英统治结构”20的同时,中国的官僚政治借助于其自身特有的体制和文化色彩也相应地得以扩大其作用和活动范围,诚如王亚南先生所言:

  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这显然是专制—官僚政治实行的结果,但同时却又成为官僚政治得以扩大其作用和活动范围的原因。

  惟其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21

  生活在一个官僚政治支配之下的时代里,或生活在“一个为官僚把持操纵的社会”22中,产生种种“官本位”的思想文化怪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宋真宗劝学诗》。此诗最充分地表达了“官本位”的核心价值理念,读书为了做官,做了官便会拥有人世间一切最美好的事物——富家之良田,高官之厚禄,满屋之黄金,世间之美媚,以及车马喧闹、随从前呼后拥之受用。古人云:“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吃得人间苦,方为人上人”,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下,笔者从不怀疑有读书人真诚单纯地以读书为乐,以读书为高,或者怀抱着造福人群、经世济民的理想与抱负而去从政做官,然而,在仕途利禄的诱引下,在官僚政治的支配操纵下,当读书的目的被最终锁定在做官发财或做“食利者”的“人上人”的单一轨道上之后,说到底,世人心中所最向往并真正信持的价值理念,便如有的学者所说,其实不过是“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23而已。

  当然,我们必须将个人与体制、观念上的理想与结构性的现实的问题区分开来看。如上文所言,官僚的权力与利益及其所享有的各种特权是建立或依托于官僚政治的体制之上的,因此,上述“官本位”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是由结构性的体制所孕育和孳生出来的,并对整个传统社会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普遍性影响。但是,就这一体制之内的官僚来讲,个人的信念、志向、理想、抱负和仕途命运却是千差万别的,身处体制内的官僚亦往往身不由己,受到各种主客观的政治环境、社会条件与文化因素的影响,甚至于在宦海沉浮中饱受世态炎凉的酸甜苦辣,既有得势时门庭若市的欢欣鼓舞,亦有失势时门可罗雀的无限悲凉,既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平步青云时的快意与荣耀,亦有“任之即官,去之即民”24、兔死狗烹的无奈与辛酸。作为体制内的个人,官僚们的命运其实是颇值得世人同情的,然而,相对于无权无势、兴亦苦亡亦苦的草民百姓来讲,他们又毕竟属于支配者阶级,在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社会里,“做官”的感觉肯定大大好过于做一介草民,这种感觉迄今依然,正像一位学者在微博中转发的某位官员所说的心里话那样,“你没有当过官,不知道当官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贪污受贿,那种前呼后拥,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办的官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25作为一种体制,体制内个人官德的修养以及浓厚的“民本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也许可以部分减轻、纾解官权的滥用与放肆和官威的骄横与嚣张,但体制性的君权独大、官权横行、民权不张的问题仍然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有学者说,“虽然官本位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但是,‘官本位’这个名词却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在绵延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明明是官僚们主宰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统治者却口口声声地说成是‘以民为本’、‘为民做主’。”这一点“证明了儒家文化的虚伪之处”。26虚伪诚然有之,但问题似乎也并不如是简单。如果只是虚伪的问题的话,那么,消除了虚伪,问题似乎便能够得到彻底地解决,其实不然,因为翻开中国正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关真诚地践行“民本位”价值观念的官吏(史书称之为“循吏”或“良吏”)的记载亦不绝于书,但“官僚们主宰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体制问题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地一直延续着。由此,与其说这是一个虚伪的问题,毋宁说这是一个古来中国人所一直面对的由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积习所形成而难以化解的生存悖论问题,即体制与观念、理想与现实的背反。在这一背反中,人们因长期生活其中而已视之为自然合理的专制—官僚政治的现实体制是很难从根本上进行改造的,而“民本位”的理想与观念亦难以全面地被落在实处。

  

  如何走出“官本位”困境

  

  在中国历史上,“官本位”可以说既是一种由官僚全面把持政府权力或官僚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生活秩序的社会体制,又是一种“贵贵而尊官”“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和“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政治思想文化现象。不过,在政治体制上,或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从权力结构方面着眼”,我们实有必要“将君权与官僚制度区别开来”;27同时,在思想观念上,我们亦有必要将“官本位”与“民本位”区别开来。只有将它们区别开来看待,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历史的错综复杂状况。然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表象的背后,正是占天下国家为私有的君主专制制度,如徐复观先生所言,它既是造成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和中华民族一切灾祸的“总根源”,更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一大关键”。28

  正因为如此,晚清以来,在研习西学和借鉴引进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近代无数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志士致力于通过渐进改良或激进革命的方式,不断尝试实行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等各种体制构想,以期伸张民权并彻底改造帝制中国。最终,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对以儒家纲常礼教为核心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旧道德进行了全盘的批判清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牢固地确立了人民主权的立国原则,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又明确地树立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国理政新理念。照理讲,“官本位”的体制和文化应该早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寿终正寝了,但是,事与愿违,“官本位”似乎依然在当下有其生存的广阔空间和机会。

  对“官本位”在当下中国的种种表现,许多学者已有论述,有的还把“官本位”看作是一种“集政治体制、经济(利益)格局、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于一体的社会状态”。29依余浅见,或许还不止是一种社会状态,甚至是某种民权缺位的政治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客观反映与具体体现,“官本位”现象的当下存在说明了我们迄今还依然生活在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的历史遗产之下,还依然生活在观念与体制、理想与现实相背反的生存悖论之中。当然,现在世界各国所普遍实行的现代政治体制在性质上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官僚君主制”,一般而言,不同于传统的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现代的文官制度(即作为现代世界最普遍的制度之一的现代官僚制)乃是在政务与事务分开基础上的一种公共行政管理体制,而这一意义上的官僚制既不可或缺,而其权力的膨胀与独裁又似乎越来越令人担忧地构成了我们现时代的严重生存困境。对此,英国学者戴维·毕瑟姆在《官僚制》一书导言的开场白便做了如下慷慨激昂的精彩陈述:

  我们都乐意于憎恶官僚制。官僚制同时表现出笨拙的无效率和咄咄逼人的权力这样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一方面是无能、官僚主义和人浮于事,另一方面是操纵、拖延和拜占庭式的阴谋诡计。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没有哪一种邪恶不可以算到它的帐上。……最为杰出的官僚制理论家马克斯·韦伯写道,“文官的独裁正愈演愈烈”。他论证道,这是因为官僚制具有处理大规模工业社会复杂的行政管理任务的独特能力。官僚制不可或缺,然而又问题百出,这就是它使我们面临的悖论。30

  悖论依旧,“在悖论被轻率地清除的地方就出现了肤浅”,悖论构成了我们继续前进的出发点。官僚制不可或缺,因此我们今天仍然无法舍它而治;官僚制又问题百出,因此我们今天仍然面临它权力膨胀和滥用的困境。这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共同面对的困境,而如果再加上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中国特色的官僚政治,以及其很容易转而依托现代官僚制而还魂的“官本位”的观念意识、精神特质与文化积习的历史影响,这一困境也许对于我们今日的中国人来说要更为严重一些。也就是说,旧的官僚政治的社会体制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官本位”的精神与文化却可能依附在新的官僚制上获得新生,如果新体制依然将人民置于官僚制权力的支配与统治之下的话,这便不是可能,而是最真切的现实了!

  那么,出路究竟何在呢?

  毕瑟姆的建议是,使官僚制在民主秩序内部运作,亦即将其置于“民主政体的公民”32的民主控制之下,以消解其弊端。

  笔者认为,通俗地讲,也就是应在制度上严格规范官僚制的权力及其运行,意即建立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从制度上严格限制政府权力,规范文官的职责与权力,尤其是要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保障其合理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公民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化解官民对立、实现“官民共治”的和谐的社会治理33;也唯有如此,我们也才能真正走出观念与体制相背反的历史生存悖论,让官的归于官,民的归于民。

  

  注释

  1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59291.html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10月下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