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胜利前进。

　　红军到达川康地区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又出现了叛徒张国焘反对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分裂主义活动。张国焘早在莫斯科读书的时候，为了个人争权，和王明是有矛盾的。张国焘眼见王明在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个别人的青睐，比自己更加突出，十分妒嫉。六届四中全会后，张国焘却马上从莫斯科回国，表示拥护四中全会，摇身一变，成了王明的心腹伙伴。张国焘之能够被派到豫皖红四方面军，成为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四中全会的把持人王明犒赏的。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又与王明一鼻孔出气，公开跳出来反对红军北上，并公然树立伪“中央”，企图用武力危害毛泽东同志，分裂党中央。这人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他早就与王明搭上了伙，是王明的同谋者。

　　我因治疗弹伤，于一九三七年初到莫斯科，见到了王明。这个靠投机发迹的机会主义头子，对他自己危害革命的罪恶行径毫无悔改之意，对我津津有味地叙述他怎样高升至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书记处了，还负责管理拉丁美洲各国党的问题，满副得意嘴脸，毫无愧色；根本不提他历次所犯的路线错误，不提在他指挥之下中国革命遭受失败、濒于垂危的痛心教训。他半点不承认错误，反而认为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更闭口不谈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事业重新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反而恬不知耻地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厚着脸皮吹嘘他如何制定了“八一宣言”，斯大林同志如何器重他。他的一派胡言使我气愤，我质问他共产国际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什么？为什么完全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他却推托说没有给过指示，共产国际没有参与此事，而是苏联军队参谋部派了李德去的。我断定这完全是骗人，是不可置信的鬼话，因为共产国际已于一九三四年左右改组，取消了东方部和西方部等机构，各国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执委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除了由王明出面派遣李德，不会有别人。把李德派往中国，美其名曰军事顾问，实则是掌握我党军权，此阴谋手段出之于王明无疑。当我谈到中央苏区遭到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时，他不耐烦听，却把四中全会以来的所有错误统统推在别人身上。这些，都明显地暴露了他灵魂的肮脏，野心的狂妄，居心的狠毒，暴露了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对人民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仇恨。

　　三

　　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继续抗拒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从极左跳到极右，推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抗战开始后，苏联决定给蒋介石一些军事援助，蒋介石派了张冲为驻莫斯科的代表，还有一些联络军官。一贯投机的王明，在莫斯科经常与张冲等人来往，其目的是了解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窥测时机。遵义会议后，由于有了毛泽东同志掌舵，革命事业蓬勃向前发展，前途无限光明。王明坐在莫斯科的洋楼内，见到如此大好形势，按捺不住心中的私欲和野心，急忙找张冲讨取国民党的同意，经过军援关系与康生一块动身回国，企图坐收渔利，分享既得胜利果实。

　　王明回国之前，会见了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得悉我是刚从陕北根据地来到莫斯科治弹伤，也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我，还有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座。斯大林同志问了我关于我党的情况，并问红军还有多少人？我回答到达陕北只有三万人左右了。王明在旁马上插嘴说：还有三十万人。当时参加接见，文化大革命中充当文革顾问的那个所谓理论家支持王明。斯大林同志当然相信我说的数字，并指出：“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光吃粮食的。”当谈话涉及到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时，斯大林同志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王明这次回国后，毛泽东同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仁至义尽地给予耐心教育，希望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往犯的错误。但王明本性难移，回到中国立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抛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出卖我党领导权的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而王明讲的却是要一切都服从国民党蒋介石的指挥，就是要将抗日的领导权出卖给国民党反动派。服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超过服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民族武装的方针，实质上是不要搞革命，不要搞斗争，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将印把子拱手让给敌人，好到国民党那里去当大官。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刻画王明，是擦了胭脂香粉送上门去的臭女人，人家（指蒋介石）不理睬。王明和一些人勾结起来，遥相呼应，阴谋反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又一次粉碎了王明一伙的阴谋，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不仅教育全党进一步认清了统一战线中的马列主义原则和阶级立场，而且使我党的力量一天天壮大起来，避免了中国人民可能又一次遭受的灾难。

　　我在莫斯科治伤之后，季米特洛夫同志把我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任中国共产党代表。一年后，我回延安之前，共产国际讨论了中国党的报告，报告由任弼时同志带来，同时由他接替我的工作。在讨论这个报告的会议上，我补充发言，讲了中国党目前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和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区别。会议同意了我的意见，通过了一个支持中国抗战的公开文件，另外还有内部文件要我带回国，呈交党中央、毛主席。临动身时，季米特洛夫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我当时很高兴，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我带了这个十分重要的文件，还有一些援助物资，回到了延安党中央。

　　王明当时在武汉工作，一听说我回国带了共产国际的文件，盘算不知对他是凶是吉。毛泽东同志指定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并且打电报叫王明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王明不服从，竟然蛮不讲理，反而要毛主席、党中央到他那儿――汉口或西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一个狂妄的阴谋，他是要以国民党统治地区作为开会的地点，而不以我党自己的根据地延安为党的开会地点。不难看出，王明仍一心要抬高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妄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随时随地奉送给蒋介石，连我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也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不仅如此，王明还妄想拉拢我个人，要我去武汉向他单独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经过，和传达文件内容，以及在莫斯科谈话的情况。我及时看穿了他的诡计，没有上他这一圈套。我打了电报，告诉他速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见，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否则后果由他自己负责。

　　在会上，大家批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此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把王明留在延安，任统战部长等职。而他的表现是负隅顽抗，抵制毛泽东同志的耐心教导，不承认他历次所犯的路线错误。更有甚者，在我党一九四二年进行整风运动时，他借口生病，不肯参加整风，消极抵制运动，拒绝党中央对他的挽救。毛泽东同志谆谆教导他，对他的处理是非常宽大的。但王明却无动于衷，依仗国外势力死不回头。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全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召开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一系列指示。而王明在会上发言没有一点自我批评，丝毫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他还想依赖外部势力，来压制全党同志对他的帮助，受到全会同志严厉批评。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秋，王明又以出国治病为幌子，溜到莫斯科。他直接间接在莫斯科发表议论，因而莫斯科曾有过种种流言蜚语，引起苏联领导人对我党许多误会和不了解。赫鲁晓夫篡夺苏联领导权之后，王明同他们一伙打得火热，无话不谈。他把所知道的国内事情以及他不满的问题，告诉了赫鲁晓夫等人，这可以从一九五八年初驻苏大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文件中得到证明。王明卖国求荣的灵魂和社会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形象来了一个总暴露，竟为苏联新沙皇反华出谋划策。王明先以俄国新闻记者的假名“波波维奇”，在苏修《真理报》上登载反我党的文章。赫鲁晓夫登台后，他变本加厉，用自己的真名写黑文章，公开攻击和污蔑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向社会帝国主义献媚。苏联新沙皇也与之配合，抬举王明，在一九六三年就开始大量发行王明的黑书，一九六九年又有《关于中国革命》，一九七○年有《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一九七一年上半年，王明以所谓“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名义，邀请香港特务的外围组织“大学服务中心”去苏联访问。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对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叛党叛国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王明一次又一次的反党阴谋。在他的叛徒面目彻底暴露之前，毛泽东同志本着既弄清路线是非，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又尽力团结教育，进行挽救这一马列主义干部政策，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长期的、耐心的教育批评，指望他能提高认识，在尔后的实际行动中，把错误改正过来，重新作人，在党的七大，八大上，都保留了他的中委之名。但王明存心不良，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他的帮助和教育，最后下死心叛党叛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朱仲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