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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索:犯罪与风险——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更新时间:2012-11-20 19:50:23
作者: 师索  

  

  【摘要】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关键词】风险社会;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犯罪治理

  

  一、引言

  

  从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发表《风险社会—通往另一种现代之路》之后,社会风险问题逐渐为人们所接受、采纳、重视。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带来了潜在的未来危险的可能性,促使人们不安全感的增加。在其之后,风险社会的研究已经扩宽至环境风险、犯罪风险、政治风险、健康风险、传媒风险、核风险以及风险的监管、评估、测量等领域。并且这些风险以各种形式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全球化使得风险超越了地理界线。以“福建南平”案件拉开的系列弑幼惨案正悄然告知人们,发生在美国的校园惨案同样可能发生在中国。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敲击着中国社会的风险感知能力,也对政府提出了新的风险交流能力要求。毒奶粉、瘦肉精不知何时已经囤积在自己体内。放射性物质可以漂洋过海地追寻人类的脚步。许多新生风险已经完全逃离了人们的直接感知能力,来的是那么突然,那么不可预测。犯罪由此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同核泄漏、全球性污染、金融危机等同的日常风险产物。

  按吉登斯的话来说,风险社会就是一个让人感到“焦虑”的世界,焦虑本身是不适当的。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的特征相关的自我知觉变得模糊不清,正在发展的焦虑会威胁自我认同的知觉,[1]人们将会深受模糊恐惧感的折磨。风险社会已让传统犯罪控制的情景因素变得不确定,犯罪控制结构与生成结构的不一致将引起犯罪控制的疲软无力。在高度不可预测性的风险社会中应从什么视角重新认识犯罪、风险是如何影响犯罪,如何形成犯罪自身与风险相契合的特殊影像,以及如何有效治理犯罪值得探讨。

  

  二、风险社会的犯罪视角:风险引导犯罪运行

  

  金融、保险、投资几乎占据了人们平日所言风险的话语比例,风险功能已被内化为与经济利益获取的不确定性排除。在以往犯罪学研究中,与风险有关的即为理性选择理论、犯罪情境理论中行为人自身的经济分析与博弈选择。

  不同时代的人们会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犯罪。长时期沉迷于对犯罪原因的深挖已经形成了诸多“片面而深刻”的原因学说,但也阻碍了犯罪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变幻莫测的风险社会将迫使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动态发展的犯罪现象上。在以风险为支撑的理论基础上看待犯罪现象的最佳切入点就是犯罪运行,一种规律与非规律性同在的运行方式似乎成了整体犯罪现象与风险结合后的最佳影像。由于社会整体解构所带来的个体私利化,社会行为已分散为以风险导向为行进模式。

  犯罪是在运动的,但是却存在同风险无关与接受并改造风险的两种不同运行方式。英国学者Andrew D. Newton通过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犯罪描述提出了静止的(static)犯罪与运动的(non-static or moving)犯罪。他认为静止的犯罪代表的是唯一的时空点,而运动的犯罪则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时空点,并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基础之上连接各个时空点,刻画出了犯罪发展地图。这样就清晰的展示了犯罪如何运行,它的轨迹如何变化。[2]但这样的运行方式只是显示了时空轨迹变化,并未反映整个犯罪现象意识层面的风险改变。而犯罪转移、犯罪聚集、犯罪演进、犯罪网络化等则是犯罪接受风险后并对风险加以改造的具体表现形式。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加速还是匀速运行的物体,自身都带有一定的能量。孔德所提出的社会物理学旨在促进社会学研究遵循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美国社会学家特纳则延续孔德的脚步提出了“社会宏观动力学”学说,人口规模、生产、分配以及权力成为了决定人类组织的动力源。[3]同理,犯罪运行也同样需要来自社会互动体系结构所给予的动力源。一方面,动力源的本质在于风险社会中同犯罪的社会负性价值呈正相关的系列风险因子,亦可称为犯罪的风险源,即能够加剧一个人由正常人向犯罪人转变的不确定性,促使部分比例的社会事件向犯罪事件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动力源使得犯罪运行轨迹从高风险的时空向低风险的时空流动。最后,在社会总能量守恒的假定下,犯罪运行的能量过强也就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运行减弱,犯罪现象由此获得排斥其他社会现象的架构基础,从而维持一个高犯罪率。我们可以在此预设一个治理犯罪的新思路,即是否消除了为犯罪提供运行动力的风险源就能让犯罪运行停止或者减缓运行速度,从而削减犯罪现象的生命力。

  

  三、风险社会中的犯罪风险源

  

  有必要说明的是犯罪风险源并不同于犯罪原因。犯罪原因侧重于解释犯罪生成过程,而犯罪风险源在性质上类似于犯因性,侧重于犯罪与被害相结合的结构性说明。所谓犯因性,在英文中的解释为criminogenic,一般是指“犯罪原因性的”、“具有犯罪原因性质的”、“起犯罪原因作用的”。[4]即是说,犯罪的生成可以用“犯罪风险源→犯罪原因→犯罪”来表示。因此,针对具有更为前阶段的风险源头采取治理措施将会比针对犯罪原因采取的措施在防控犯罪上取得更好的效果。

  (一)人造风险—犯罪风险的技术源

  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绝大时间里,外部自然环境所带来的灾难、大范围疾病、贫穷等不确定因素构成了吉登斯所言的“外部风险”。后现代环境中,遗传技术、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技术、核技术总是同人类的健康紧密相连。人类知识大量进入到物质世界以及专业知识的局限性使得人们眼前总是陌生事物,大量被制造出来的新型风险令人生畏。人类对于高科技的加倍依赖让人类对于有能力预见的风险变得漠然更是加剧了技术性风险的承担极限。这样的人造风险同样也会影响犯罪。种族之间对相互基因密码的破解注定了未来的恐怖主义犯罪的最坏结果便是某个种族的非武力性灭绝。一些缩短妇女孕期的药物已经造就了美国成千上万个天生缺腿少手的残疾儿。据纽约时报消息,一个正在巴拉圭境内延伸的网络中介已经找到了通过官方收养程序处理被绑架儿童的途径,这些儿童正在被无形之手与器具所撕裂,医学技术与全球市场正在挖尽他们的器官。[5]更重要的是,人造风险加速了社会个体、社会制度的风险文化意识进程,加深了风险的交流沟通。掌握高科技的犯罪人在发展具有自身风险特色犯罪意识时也会通过技术操纵风险的分配,一种新的不平等关系已经形成。

  (二)激发性风险—犯罪风险的实践源

  激发性风险具有内部关系属性的本质。所谓内部关系,可以简单界定为犯罪在运行过程之中由国家、犯罪人、被害人三者所组成的主体结构。行为人、被害人以及国家彼此之间都接受了风险对个体化的重塑,但三者之间对风险的认知起点以及过程是截然不同的,各自对相应所重构的权利与义务出现了实践偏差。行为人总能从社会制度风险中为犯罪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衡量风险后实施犯罪并将犯罪视为人性的延伸。国家总是千方百计的打击犯罪以证明自身合法性,同时避免风险扩散。被害人并未从传统安全感丧失的困境中走出而始终迷茫在自身努力与国家支持的烟雾中。简单的说,三者由于并非是在同一时期、同一方向用尽自身最大的力气,导致了缺乏系统内部的信任。[6]那么在实践中,这种“以暴制暴”与“以眼还眼”的交相呼应增加了激发系统内外复杂性风险的可能性,为关系的不安定打下了不确定性烙印。

  (三)发展性风险—犯罪风险的制度源

  风险总是在发展中完善自我,技术的变革意味着制造业不再能保持大量稳定的就业,从而影响到半熟练与非熟练的工人职业的稳定性,劳动力市场的革新增加了弱势群体风险。妇女已经在受教育和就业方面获得巨大进步,她们正要求更多平等的机会同男性竞争。人口结构的老化让传统家庭结构面临解构。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正在打破官僚垄断制,越来越多的外包合同让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私营服务扩张,“顾客”理念一次又一次的挑逗传统道德的底线。在新的福利型国家尚未建立之前,新的风险将产生新的利益群体,打破之前制度所固化的利益格局。发展中的风险越来越多的转嫁到了社会边缘群体身上,成为引起各种犯罪的制度性风险。

  (四)人性风险(隐性风险)—犯罪风险的个体源

  个体性风险即因社会个体的犯罪风险处于爆发临界点而可能造成社会危害的不确定性。人们往往因为两个原因而携带个体性风险:人性失范与“污名”。人性失范是人类个体风险意识化后呈现私利化趋势的必然结果。瑞典社会学家罗杰·E·卡斯帕森认为,一些社会风险由于其自身的属性得以隐蔽于社会严密的监控和管理之外。具体来说,隐蔽风险包括了全球性莫测风险、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风险、边缘风险、被放大的风险以及威胁价值观的风险。隐蔽的风险既是有意识的又是偶然的,在威胁生命的同时又维系了机制,既是按计划进行又是伴随而来。[7]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弥散导致了个体经验构成的知识非经验性。风险意识由此是后生型而非自发型。即是说,人类越是关注外在风险,越是远离对个体风险的认知。人是社会理性人,风险社会中人性的社会属性也即会由稳定转为易变、突变,因人性弱点在风险沟通中可能导致道德失范甚至违法犯罪而形成人类特有的人性风险。这个意义上,犯罪运行离不开人性风险的引导和推动。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则将“污名”定义为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社会评价系统也由此可以分为荣誉系统与污名系统。彻底而明显的蒙受污名者必须承受特别的侮辱,他们拥有的缺点几乎让他们的所有社会情境都紧张不安。[8]在形成自我概念之后作出回应也就成为必然选择,继发性越轨也就在所难免。由此可知,个体性风险的产生也是集多方位原因所生。国外研究普遍将长时期的贫困、滥用酒精、缺乏儿童家长监督、逃学以及邻里间的焦虑环境视为个体性风险的生成原因。

  

  四、犯罪与风险之关系

  

  犯罪在风险社会中的运行是由风险作为导向的属性决定了犯罪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关系,并呈现出由风险形态差异所决定的不同犯罪形态。风险在犯罪学语境中已不再局限在个体上,而是在努力构建一套宏观的能够阐释犯罪与风险关系的新话语体系。

  (一)风险感知与犯罪人“理性”

  风险的客观存在而非虚化决定了风险可被现实所感知并作出反应。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安全需要作为人类发展的缺失性需要,以至于人类趋利避害之本性在遇到警告时要释放更多的荷尔蒙。国家会从政治的角度不定时的选择特定的风险为公众所感知以吸引足够的社会注意力分解社会能量。社会个体则由于其受限于过去经验、知识体系、认知结构、归因程式等的不同而生成不同的风险感知等级。因此风险感知并非价值中立的心理活动,不同专业的人所感知的风险亦完全不同。在这种语境下,犯罪人是否犯罪的过程可以表示为:感知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行为决策。但首要环节即不能完全掌控的所谓“理性”实质只是“有限理性”的代称。犯罪行为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破绽。在侦查中,基于犯罪人的有限理性就可对犯罪人的反侦查行为加以利用。从被害人的角度来看,“有限理性”导致自愿行为总是比非自愿行为要承受更高的但不易察觉的风险。大量的“约会强奸”即是证例。

  (二)风险分配与犯罪分布

  风险社会中,风险的社会分配受到阶级、财富等影响。贝克认为,从社会演化史的角度来看,或早或晚,“财富-分配”社会的社会问题和冲突会开始和“风险-分配”社会的相应因素结合起来。由于风险的分配与增长,某些人与其他人受到更多的影响,社会风险地位应运而生,这些现象伴随的是阶级和阶层地位的不平等。[9]另一方面,不平等也体现在风险信息的时空获得度,越早接受信息的人越能做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而悄无声息的决定了风险的再次分配。由此,社会上等阶层可以使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CTV)以及雇请私人保安等防范措施以强化安保,导致形成了以排斥性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壁垒城市”—能够出更多钱的人离开了“受威胁的区域”,其余的人则要用相对少的资源去应对更大的风险。[10]

  相关数据显示,2002年在芝加哥富有的北部富人区,杀人率为0%,而在高度贫困的南部地区,杀人率则高达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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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犯罪研究》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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