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天潘:乡土社会秩序与文明变迁简史

——从电影《白鹿原》谈起

更新时间:2012-11-14 22:19:17
作者: 张天潘  

  

  

  不久前,由陈忠实巨著《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本有“拍成黄土地上的史诗”之野心,结果公映版却只呈现给观众满目的失望。尽管如此,电影却难以掩盖《白鹿原》原著中展示的内涵,而且以更好的形式体现了出来。在电影中,明线是田小娥的情史,暗线则反映了中国国家权力的下放与乡土社会秩序的逐步瓦解,以及这过程中二者的冲突。

  无独有偶,由于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人们也重新开始关注莫言作品。而与之相关的乡土文明的变迁,通过媒体无孔不入的报道,也在一点点地浮现。这些也都足够提示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向,也就是中国乡土社会秩序与文明的终结。

  

  宗族的意义

  

  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属于宗法血缘社会的范畴。宗族管理着广袤中国的社会基层,同时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环节之中。如学者秋风概括的:“宗族是乡村社会中最为重要的自治性组织,它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并且源远流长,至少从宋明以来高度平民化的乡村社会,就是以宗族作为治理之基本单位,以祠堂作为宗族公共生活之中心的。”由于国家政权基本上只能通过乡绅阶层向基层乡村渗透,而从未实现对乡村的直接控制,因此有了秦晖教授概括的“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之说。如此,中国的社会结构便一直是一个相对凝固的社会形态,在学术术语上,有滕尼斯所说的“有机的团结”(organic solidarity),以及费孝通所说“差距格局”、“礼治秩序”等显著的特征。

  这些特征,在《白鹿原》中就有具体的体现:祠堂是一个无上神圣之地;乡约成为白鹿原人际关系中最为核心的规范;族长白嘉轩拥有无上威严,是乡约(在乡里中订立的共同遵守的规约)的维护者与执行者;白嘉轩与鹿三之间,虽然一个是东家,一个是长工,身份区别但却形同一家;新媳妇必须明媒正娶地娶进门方能进入祠堂,否则就难以在村庄里立足;而黑娃和田小娥只能居住在村外破窑洞里等等。

  族长白嘉轩就是典型的中国乡土中的乡绅,他正如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描述的:“绅士是一个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它所承担的许多重要职责包括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管理范围,从意识形态的引导到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的实际管理,以至于进入行政职责的范围。”“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组织团联合征税等许多业务。”

  但在辛亥革命之后,朝代更替,新的权力格局诞生。在白鹿原,高喊着“革命”的鹿子霖剪掉辫子,成为了白鹿镇“保障所”的“乡约”(指在乡里中管事的人),形成了族长之外的二元权力格局的一端,这也揭开了国家权力渗透乡土社会的开始。随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黑娃娶田小娥、闹农会、率众砸祠堂、当土匪(这也代表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趋势);村民们在鹿子霖的撺掇下要求白嘉轩下令修庙“震鬼”未遂后,威胁另选族长,使得族长权威削弱;黑娃对父亲鹿三反叛、白孝文对父亲白嘉轩反叛。这些都意味着新的价值观对乡土秩序与文明的反叛与冲击,这种民间内生秩序力量的反抗招致了更大的混乱。另一方面,有革命思想的鹿兆鹏对父亲鹿子霖反叛,也反映了新思想的搅动。乡土社会秩序的崩盘与国家权力的渗透,就体现在这些被放大的电影情节之中,这些事件与行为,一步步地撕裂着原本凝固的社会形态,严重地冲击着原本的平衡秩序。

  然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社会的动荡更使得这种摇摇欲坠的乡土社会秩序更加岌岌可危。不过,虽然情形不容乐观,但以族长为表征的乡土秩序,深植于乡土社会之中,即使在国家权力渗透之时,依然生命力顽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并没有彻底被终结。电影中的两个场景深刻揭示了这一点。比如当代表着野蛮权力的军阀队伍进入村庄抢粮时,排长也要用武力威逼族长白嘉轩拿起铜锣吆喝村民交粮才能实现。而在另一个场景中,被授予“乡约”官职的鹿子霖尽管有外来赋予的权力,但实际作用并没有族长的权力大,他搞不定的事情都得请白嘉轩出山。

  

  瓦解的历史

  

  传统乡土秩序的真正瓦解出现在解放后。从1949年以后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化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下的国家权力第一次全面深入乡村,取缔了乡绅阶层和宗法制度,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控制。原先的阶级划分转化为政治等级,贫下中农、富农、地主等政治身份通过血缘遗传而被标签化(如“黑五类”)、政治化(如“剥削阶级”),原有的身份秩序完全被打乱。随之而来,乡土社会秩序全面瓦解,乡绅彻底被改造或者“革了命”,宗祠、族谱、族规等乡土社会的事务与事物,被当作封建糟粕予以“破四旧”。所有人都被纳入到国家权力规训中,成为公社社员。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是他们的生活轴心,持续地接受思想改造,再加上以户籍为标志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牢牢地锁定了整个乡土社会的流动性。

  再接着,改革开放以农村改革为先锋,包产到户的实施,以及之后更深入的改革,社会控制已经松动,随着迁徙和流动的约束逐渐减少,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经历了市民化过程,在身份上由纯粹和传统的农民,向具有了更多现代性的“农民工”或“新市民”转变。二代农民工很多人已经实现了个人的市民化,个体上已经与城市居民没有明显的区别了,真正地实现了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所言的“农民的终结”。

  从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到政策明确反对、引起社会恐慌的“盲流”,再到自由迁徙的“新市民”,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去看,是一种巨大进步;但从对原有社会的结构来看,其冲击力也是空前的。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吞噬了大量的乡土空间,而乡土社会之主角毅然决然的出走,已经宣示着乡村已经被遗弃,乡土秩序已经被瓦解,乡土文明已经被淡忘。

  而电影《白鹿原》,让我们又有机会重新审视其背后的乡土文明,可惜真实的原上早已没有那个牌坊,原上的老房子、遗址早已无存,乡民们亦纷纷外出,成了陕西厨师行业的主力军,空留老幼在村子里。如同莫言的获奖,恰似给落日的乡土文明,抹上一层绚烂无比的晚霞,在晚霞的绚丽之下,红高粱早已成追忆了。如今中国乡土文明在很多地方几乎消逝殆尽,除非它被重新改造,以一种风景观光的方式,如同高密东北乡要花费巨资亏损种植红高粱一般,已成为乡村生活之外的另一种魔幻了。

  

  乡土文明将安附?

  

  在高速奔向全面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中国,却有另一种值得思考的现象,今天的城市和乡村,正在匪夷所思地互诉衷情:乡村为了接近现代化,满眼都是钢筋水泥,而偏远的农村地区,则像是一个个被掏空的鸟巢,里面的人都飞往城市。而另一面,乡土式生活,在城市中依然开始有回归趋势,如在城市大造别墅,只为营造乡村的味道,以及郊游农家乐与农家菜的流行。虽然这种乡土式生活有些只是中产阶层的消遣方式,但是这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文学与社会学的想象力:时间一直在证明,乡土文明恰恰是我们的文化记忆中最坚实的部分,仍然对中国当下生活秩序和生产关系产生深层的重要影响,仍是中国文化的根基。

  但问题是,乡土社会秩序之不存,乡土文明将安附?传统维系乡土秩序的各种乡俗民约、家法族规等规则面临解体,乡土生活秩序已经几近瓦解,乡土文明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已成昨日黄花。如同《白鹿原》电影中反复出现这样的镜头:一座中式牌楼远远竖立在大片麦田中。它像一个隐喻,隐喻着中国乡土文明在旷古的忧伤中,沦为远方的记忆与模糊的想象……如今白鹿原、高密东北乡等,其乡土秩序已经消解,宗族等乡土关系已经式微,在中国北方各地,宗祠等乡土秩序的标志性建筑已难觅影踪。

  尽管乡土社会秩序瓦解与乡土文明终结的趋势是不可逆的,我们也毋庸固守与迷恋那些必然要走入历史的传统。但在很大程度上说,乡土文明又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如今,这种文明的消逝是很多人心中的不舍。

  时值至今,在南方许多地方乡村宗族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这就体现在国家基层权力运行中,都时刻受着这种乡土的特性影响,宗族关系在村民选举以及村民自治中,有着重大的影响,乃至在现在的城市化生活中,建立在乡土文明之上的文化也在时刻影响着中国人。

  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中,特别是重建中国底层社会秩序时,如何有效地吸收中国本土的知识与传统经验,来建设一个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社会与文明国家,以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能够有更丰富的多元化生活的可能,有更多的传统文化与精神的寄托。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banx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59111.html
文章来源:《南风窗》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