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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虹:“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

更新时间:2012-11-14 08:35:45
作者: 黎虹  

  日期为5月11日。5月12日,周恩来将这份材料的中文本和英文本交给高氏。

  周恩来派熊向晖去香港

  5月15日夜,周恩来把罗青长、熊向晖(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找去,先简要地讲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同英方交涉的情况,然后对熊向晖说:“英国政府同意合作破案,明天你做些准备,后天就同高氏去香港。高氏代表尼赫鲁和印度政府,你代表我和中国政府,这样便于执行任务。你把新的情况提供给香港当局,把高氏转告的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报回来。代表不是传声筒,特务案件不同一般,如果你认为香港当局处理有问题,时间允许就报回请示,时间紧迫就马上向高氏表态,不要错过时机。”

  第二天早晨,罗青长通知我到他办公室,熊向晖在座。他首先向我讲了周恩来召见他们的情况,然后对我说:“熊向晖同志在前方作战,你要在后方协助我作好后勤。明天熊向晖同志就要离京赴港,今天上午你就把有关情况向他作些介绍,把有关材料搜集在一起给他看看。”5月17日,熊向晖和高氏一起离京。18日,由广州抵达香港。

  5月19日,我们收到熊向晖发来的第一份电报,说他们抵港当天,高氏即将我方提供的情报面交香港总督葛量洪。港督和香港警察长认为很好,当晚即按照我方开列的12人的姓名、住址进行搜查。据称,对其中4人分别予以拘留、逮捕或监视,周驹18日上午已潜逃台湾,其余7人无法查找。港方请求在调查阶段不要公布这一消息,并请求中国政府继续提供情报。

  5月28日,罗青长要我把新得到的情报写一材料,由他报告周恩来,作为提供给港英当局的第二份情报。周恩来阅后当天就批示罗青长电告熊向晖,但要在电文后面加上要求港方不得让华籍警员参与此案的话。这份情报的大致内容为:现任香港警察署政治部国民党调查组帮办李福基为台湾重要特务,属于保密局香港特别组。1954年以来,港方取缔在港蒋特非法活动的历次行动,他都充当台湾的耳目,使蒋特组织未受大的损失。此次“印机案”发生后,李奉蒋特之命探听港方动态。周驹逃往台湾,就是他事先通风报信的。李还将港方搜捕其他案犯的情况通报给蒋特,并建议台湾要美国方面疏通港方将案犯递解台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我在电文最后加了一段话:“英国政府在答复中国政府愿意合作破案时,曾保证不将中国政府提供的材料告知华籍职员。现蒋特分子李福基竟参与审讯,对破案极为不利。切盼港方对李福基采取紧急措施,将处理情况通知我们”。

  5月30日熊向晖回电,告称高氏认为此事非常严重,当时亲自告诉了港督。港督向高氏表示:(1)李福基虽参与审讯,但非主审,不知案情全貌。(2)现即采取步骤,保证不使李影响破案。(3)港方从未将中国提供的情报透露给华籍职员,破案均由英国人负责,但因下层警员均为华人,在具体工作中必须使用他们,此点请中方谅解。周恩来收到熊向晖30日来电后,即通过来访的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经过香港时转告港督,请港方务必将李福基调离。6月2日,熊向晖告称:李福基已被调离,由华籍帮办李洛夫接替。罗青长随即要我向有关部门查询李洛夫的情况。据查,李洛夫很早就属于蒋特系统,在审理“印机案”中担任审讯和翻译,经常向台湾报告港方侦察情况,并设法减轻案犯罪行。李洛夫每天都与香港特务曾汉元联系。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于6月4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赖嘉文,告知李洛夫的情况,并指出:中国政府认为这一情况非常严重,务希港督采取措施。当日,周恩来指示将上述情况电告熊向晖。

  

  印度想打“退堂鼓”和港方态度的变化

  

  由于香港警务部门的华籍警员同台湾蒋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破案工作无大进展。为此,高氏就想返回印度。他向港督建议,在此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港方就与中国政府代表熊先生直接接触,他的中间人的任务即可结束。港督表示:此案已由公开搜捕转入秘密侦讯阶段,非短期内所能结案,是否留港完全取决于你们的需要。为此,高氏向熊向晖提出这一要求。熊向晖表示:我们的行动都应听从本国政府的指示,我无权答复你是否现在回国的问题。作为朋友,我个人建议你在印度與情激烈的形势下,不宜急于摆脱印度政府交给你的任务。

  5月23日,熊向晖电告北京,并提出:务必争取高氏不先我而回,否则我留港有诸多不便。24日,我们根据周恩来意见复电熊向晖:你可告高氏,奉周恩来指示,感谢他在这一案件上的努力。周恩来希望他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继续在港与你合作,直至破案为止。6月1日,尼赫鲁派最高级情报人员马利克赴港,任务是“督促印机案之进行”。6月2日马利克会见高氏和熊向晖。马利克说:“印机案”有政治和法律两方面,政治上可相信蒋特破坏,但法律上如无证据即不能成立,请中方继续提供情报和证据。马利克还说,已捕人犯迄未招供。但从法律上看,即使本人承认也不能定罪,因为被控者不能同时作为证人。他估计周驹的罪行在法律上可能成立,但其他人定罪的可能性只有50%。英方从政治考虑,为了向中国表示善意,可能将他们驱逐出境。印度对香港法庭的判决不会有任何异议。

  就在马利克6月2日会见熊向晖的同一天,香港当局通过高氏也传来同样信息。港方表示:从政治上看可以相信“克什米尔公主号”是由蒋特破坏,但从法律上看,需要证据才能定案。他们要求我国提供证据。他们把案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破坏案有关的,一类是与蒋特组织有关的。据他们说,前一类人中有人承认与蒋特组织有关,但尚未发现他们参与破坏案的证据。港方还暗示,如果没有证据,则后一类人将被驱逐出境。

  熊向晖认为,马利克和香港当局同时讲这番话绝非巧合,既反映了印度政府的态度,也反映了港英当局的变化。英方强调从法律问题着眼,后面可能有美国的压力,很可能缺席判决周驹个人的罪行了事。熊向晖觉得这个问题重要,当天即电告外交部,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向英国、印度上层做工作,争取大部分破案。

  我看了熊向晖的电报后,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于是我向罗青长反映,最近有材料证明,蒋介石通过美国向香港当局施加压力,说香港当局如果不把逮捕的人驱逐出境到澳门,交还搜缴的文件,他们就派人到香港捣乱,英国在台湾的“领事馆”的安全也将受到威胁,台湾当局不予保护。罗青长认为此情况很重要,要我立刻写一材料交他送总理。

  周恩来收到电报和材料后十分重视,于6月4日约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周恩来说:马利克告诉熊向晖,除已经逃跑的凶手,其他人因无证据,不能判罪,只能驱逐出境。如果港方这样做,就说明它想把此案草草了事。我们得到材料,蒋介石通过美国施加压力,要香港政府把逮捕的人犯驱逐到澳门,并交还文件,否则对在台湾的英国“领事馆”将不予保护,还要派人到香港捣乱。此外,美国也在施加压力。看来这个材料是正确的。而港方过去否认这一点。马利克说如果港英当局只判周驹有罪,印度政府将无异议。这使我们感到很诧异。我们怀疑,这是否代表印度政府的意见。印度政府是不是派马利克先生到香港向我们解释的呢?请大使把以上各点告诉尼赫鲁总理,我愿意听取他的意见。赖嘉文表示,可能其中有误会,马利克不能代表印度政府说话,并说,他将把周恩来所说的事转告尼赫鲁总理。

  

  港英当局果然对此案草草了事

  

  熊向晖和高氏4月18日到香港后,港英当局在最初阶段对合作破案的态度还算比较积极,对我提供的情报较为重视,根据我提供的蒋特名单进行了搜查,逮捕了参与筹划的沈齐平、运藏炸弹的张祖顺、与周驹同受破坏训练的李瑞元、发放破坏经费的蔡渭清等44人,但执行这一破坏任务的凶犯周驹则于熊向晖、高氏抵达香港的当天(即4月18日)逃往台湾。在6月之前,港英当局还通过高氏与我交流情况,并表示:他们完全相信中国所提供情报之正确,决心破案,并已作出周密计划,不但如此,他们还决心在更大范围内将潜居香港的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加以肃清。可是6月初以后,熊向晖和高氏几乎没有从港英当局处获悉任何有关处理破坏案的情况。熊向晖多次请高氏要求港英当局提供调查和审讯该案的材料,港方总是回答:“调查在继续进行,进展无可奉告”。

  等了一个半月后,7月21日,港英当局通过高氏告诉熊向晖:因未发现蒋特冯汉和刘国栋的罪证,已予释放。当时熊向晖即请高氏转告港英当局:港英当局迄今未提供侦讯详情,即使并无证据说明冯汉和刘国栋有罪,但也无证据说明他们无罪。在未弄清全案前,至少应将他们视为嫌疑犯,并无理由予以释放,而且港英当局在释放以后才通知,这不是合作的态度,不能不引起我们诧异和不满,不免使人感到港英当局的破案努力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

  熊向晖将上述情况电告外交部,并表示他继续留港已无意义。根据周恩来指示,熊向晖于8月15日回京。他在香港停留了89天,与印度的高氏配合做了许多工作,完成了周恩来交予的提供情报、通报信息、适时表态的任务。

  英国政府将此案拖了一年后,才分两次告我结果。1956年1月16日,英国代办处照会中国外交部称,港英已将逮捕的31人驱逐出境,送往台湾。这些人被判定“曾在香港进行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但不能提出有关破坏事件的控告”。港方拘留13人。6月24日,英国代办处再次照会我外交部,说由于无充分证据交付审讯,港英已将拘留的13人驱逐出境,也就是说,港英当局逮捕的44名蒋特案犯和嫌疑犯以驱逐出境的方法全部释放了。

  8月4日,周恩来以外长名义照会英国代办处,对港英释放重大嫌疑犯提出严重抗议,并郑重声明,此案尚未破案,“英国政府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虽然以无结果而告终,所有案犯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可以告慰死难烈士的是,中国政府尤其是周恩来为揭露美蒋破坏阴谋、促使港英当局缉拿破坏案犯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倾注了大量心血,烈士们为世界和平事业所做的牺牲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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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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