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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自宁: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合规抗辩——从一起环境污染损害案例切入

更新时间:2012-11-09 16:40:32
作者: 金自宁  

  有些重大财产甚至人身损害发生时,仅从过错程度而言,风险行为人往往和受害人一样“无辜”;而且现实生活中的合规加害人并非如通常想象那样总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或跨国企业——有时分散受害人个别而言损失并不严重,但这些损失累计起来的巨额赔偿足以使守法经营、勤恳敬业的小企业主多年诚实劳动付诸流水。在应然的层面上,受害人获得救济的需要本身与以何种方式满足这种需要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23]无辜受害人获得救济的需要无论有多么强烈或迫切,也并不足以证明由无辜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正当性。

  一种看起来更具说服力的观点是“受益者补偿”的主张。[24]依据该主张,风险行为人在给他人带来风险的活动中获得了利益,因此,由风险行为人——无论其有无过错——对此活动的不利结果负责,符合“利之所生,损之所归”的公平精神。但是,仔细推敲起来,此种观点存在过于宽泛而无法实际操作的问题——至少,界定这里的“受益者”范围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容易。以环境污染致害为例,假定X湖边的两家污染企业分别为造纸厂和炼钢厂;只要设想一下如果投资者考虑到污染致损赔偿责任而决定不再投资造纸和炼钢行业,受损的会是谁,就会发现,不止投资者从企业的污染行为中获得了利润,广大用户同样受益于企业的污染行为。而在着眼于个别加害人与个别受害人之间关系的侵权诉讼中(至少在眼下的侵权诉讼制度框架中)显然无法将两厂家的产品消费者也纳入到考虑中来。[25]这就意味着,至少在现行的侵权法制度下,并不能贯彻“受益者”补偿所蕴涵的公平要求。

  还有研究者借用法经济学上的相关思想资源提出,[26]侵权责任作为一种负担,可以增强责任者的责任心,提高其注意程度,以尽可能预防危险行为造成损害;而相比受害人,危险行为人往往是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控制损害结果的发生的一方;故而,将损害负担放在危险行为人身上比放在受害人身上更有利于以最小成本避免损害——哪怕该行为人的活动在现行法律和社会规范下并不构成违法或过错。但是,已经有实证调查数据显示,这一主张所假定的侵权法威慑效果在防范过失行为和意外事故方面是很可疑的;[27]理论上对此也有很好的解释,即:不同于一般侵权领域,合规致害的多数情形中,加害行为的危害后果是无法被行为人事先预见因而无法在事先采取措施加以避免的,这一现实不会因行为人注意程度提高而改变,因而根本不可能通过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而预防这类风险的发生。而且,无论这种观点看上去有多么精致,也仍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权衡和算计,它无法从正面回答让无过错行为者就其合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公平性这一规范意义上的问题。

  其实,为了能够共同生活,任何人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人的存在及其正当的行动自由,也就是必须接受他人存在及其正当行动自由给自己带来的不便、不利和损害。在环境法领域,这一点是格外清楚的:我们生存和生活,必然会给我们的环境带来“污染”;反过来,我们对健康、清洁、适宜环境的需要也必然与我们利用环境资源发展经济的需要(必然伴随着企业排污)发生冲突。而在处理这一冲突时,单纯只强调一方面的需要,显然有失偏颇。

  

  二、我国实在法上的合规致害

  

  如上所述,肯定合规致害绝对责任的流行主张并不具备足够的理据。我国实在法秩序中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一)立法

  有关合规致害的法律责任,我国实证法上的具体规定并不统一。如《侵权责任法》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与第65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措辞明显不同。前者说明产品责任以产品存在缺陷为前提,而按《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在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时,产品缺陷指的就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据此,作为行政法规范的产品标准,就成了产品侵权责任认定的依据。而后者,看起来就是在宣布“有损害就有赔偿”,加害行为合规与否并不相干。

  如果认真查看制定法相关条文的话,甚至会发现在一般印象中一律适用无过错责任(危险责任)的高度危险作业领域,具体规定其实也是各各不一的。如前所述,合规与否情节可以通过过错或违法性要件的认定而对侵权责任的认定发生影响,而我国《侵权责任法》有关高度危险作业的规定中,有无需考虑过错要件的无过错责任,如“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67条);也有应当考虑过错要件的过错责任,如“所有人将高度危险物交由他人管理的”,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而所有人承担过错责任(第74条);还有处于中间状态的,如“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对防止他人非法占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75条,推定过错);以及“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第76条,无过错成为免责事由)。

  在环保法领域,由于各具体部门的环保立法在字面上大多采取了与《环境保护法》第41条及《侵权责任法》第65条相同的措辞,对合规致害责任的相关规定的不一致并不那么明显,需要仔细分析相关条款才能发现。例如,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先将“环境噪声污染”界定为“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的噪声排放,[28]然后在法律责任中规定[29]“受到环境噪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加害人排除危害;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这就意味着,在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限度之内的噪音排放,根本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环境污染,也就无所谓污染损害以及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了。而这,就与前述X案中环保局复函中有关排污是否达标不影响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成立的解释不一致。

  (二)司法实践

  为了对我国法院相关实践有所了解,笔者利用“北大法宝”数据库,在判决书全文项下检索到14项相关判决书。[30]

  从这些判决书中可以发现:被诉行为合规与否的问题在所有这14个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中都被提出(或是被告以“合规”为由自我辩护或是原告指控被告“违规”或二者兼而有之)并得到了处理;并且,无论具体论证如何,判决被告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结果与被诉行为是否合规具有高度相关性:法院认定被诉行为符合相关规定的所有案件,最终都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法院认定被诉行为违反相关规定或被告未能证明其行为符合相关规定的所有案件,均判决被告负赔偿责任(详见附录一)。由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范围有限,并且关键词检索方法本身不可避免具有过滤效果,这些案例也许并不具备普遍的代表意义,但至少足以说明,“合规”这一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像前述通说所主张的那样,对于环境侵权责任的认定毫无影响。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前述迄今为止既未得到充分论证也未受过认真挑战的“通说”,其实并不是其认同者所假定的、不言自明或无需再议的“已决”问题,并不能代表法律共同体的“共识”——至少同为法律共同体成员的立法者和法官就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本文附录案例中那些也许是法律外行的当事人则明显持有不同的感受和观点。

  为观察和对比相关判决的具体论证,笔者以“达标排放”为关键词补充检索到6项记录(附录二)。[31]加上前述14份判决书,一共20份判决书。以下是从这20份判决书中摘选的部分有代表性的内容:

  案例1 [32]

  被告辩称,板纸厂的废水排放经处理后,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排放标准;被告排放的废水经田间水沟流入臻头河,最终排入宿鸭湖水库;臻头河水质经监测达到国家规定标准,不影响河中鱼、蛙生存和沿河农民用河水灌溉。法院判决称,“被告排放的废水无论治理后达到国家规定的有关排放标准与否,作为向宿鸭湖水库排放工业废水的源头之一,毕竟有一定的污染物最终排入宿鸭湖水库,对污染水库水质并造成损失,必然促使污染物量的增加;达到排放要求并非不再对环境造成污染,也并非不承担污染环境赔偿责任的法定理由。”因此,被告证明其排污达标的证据法院不予采纳。“原告请求被告赔偿10万元损失,……本院予以确认。”

  案例2 [33]

  原告称受被告港口作业产生的粉尘污染,被告提交多项证据证明其环保设施符合国家环保配置且运行良好,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其装卸作业活动全过程符合国家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标准;并且原告所在区域符合国标规定的“二类区”环境质量要求……法院判决:“二被告辩称其无侵权行为,从二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来看,除证据7为一份未生效判决无证明力外,其他证据均能证明前港分公司的作业行为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方面的规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征之一是这种行为必须造成了环境污染,而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受到的影响就是污染,二被告的该辩称本院予以支持。”

  案例3 [34]

  法院判称:“被上诉人重庆市綦和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在一审中已举示了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特种设备使用证证实其生产所使用的DZH4-1.25-AⅡ锅炉系水风除尘过滤式环保型锅炉以及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报告证实其生产的胶合板符合GB/T17656-2008标准要求、生产所用的化工原料脲醛胶符合GB/T14732-2006标准要求,均不会产生煤气烟尘及污染周围环境,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吴昌尤等13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案例4 [35]

  一审判决称:“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首要条件是排污人的排污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原、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来分析,原告并无依据证实被告有污染加害行为,再根据保护局对被告排放的污水的检测,可以证实被告排放污水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的排放标准……水产中心于2002年4月12日对原告鱼死亡作出分析报告,证实原告鱼缺氧死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而引起鱼缺氧死亡的原因很多……故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死鱼损失的依据不充足,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则称:“环保局、水产中心、农技中心三家共同对上诉人鱼死亡作出的鉴定报告,确认上诉人鱼死亡是由于缺氧造成,与被上诉人排放到河涌的污水的有机物消耗河涌水的氧气有一定关系。但因缺氧有多种原因,与上诉人未开增氧机也存在一定关系,在不能具体确定谁的责任的情况下,按照公平原则,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的鱼死亡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故根据上诉人鱼死亡的数量及当时的市场价格以及上诉人起诉主张死鱼损失为5251.6元等情况,被上诉人以赔偿4000元较为适宜。”

  从这些判决的论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X案一审判决与环保局复函在判断合规致害责任方面的分歧,并非特例。这些案件中,有与环保局复函立场高度一致的,如案例1;也有仍然坚持与X案中一审法院相同立场的,如案例2与案例3。

  其中,案例4是这是所有20起案件中,惟一一起既确认被告行为合规(排污未超标)而未驳回原告请求,反要求被告赔偿的判决;但在这个判决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法院在确认被告赔偿责任时依据的并非通说所强调的完全占在受害人立场的无过错责任,而是更加强调综合权衡双方具体情况的“公平责任”,并且,由此在确定被告具体赔偿数据时显然也考虑了被诉行为“合规”情节。

  从合规情节得到考虑的具体方式来看,前述案例中被诉行为的“合规”情节,在被告那里更多是主张自己“合法”性的理由;但在法院那里,却并未像一般侵权领域那样在合法性或过错要件项下考虑此情节,而是另辟路径,往往是在认定“是否存在污染”(如案例2、案例4)、“是否造成损害”(如案例3)时予以考虑;——在被诉行为合规并且被判免责的,法院也都是先将被诉行为合规与“不存在污染”或“不会造成损害”联系起来,以此论证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从本文的关注看来,这反映出法官们感知到了被诉行为“合规”与否这一情节的重要性,并且在努力探索在不与现行法律(如环保法第41条规定)冲突的前提下给予“合规”情节以适当考虑的各种途径。

  (三)特殊侵权领域中如何处理合规情节?

  我国环境法学界当前有关无需考虑过错和违法性,只要存在加害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即可认定侵权责任成立的观点,实际上等于主张在特殊侵权领域实施“绝对责任”——虽然很少有学者直接如此宣布。而从前述对立法的考察来看,应该说,我国现行立法并未真的在包括环境侵权责任在内的特殊侵权责任中普遍应用此种“绝对责任”;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尽管根据个案具体案情及争议焦点的不同,法院在判决书中给予加害行为合规情节的关注和权重也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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