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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陈独秀独立自主建党思想的曲折历程

更新时间:2012-11-08 19:59:19
作者: 彭劲秀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中共中央第一至五届总书记,陈独秀是一位独立自主意识非常强烈的人。但是,在国际、国内的特殊背景下,他独立自主的建党思想不仅没能实现,而且很快就被莫斯科以莫须有的罪名废黜,成为中共历史上最早、最大的一位悲剧人物。

  

  陈独秀"政党观"的转变

  

  辛亥革命确立的民主共和政体,使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但是不久,袁世凯便利用党争上演了登基复辟、恢复帝制的丑剧。这使陈独秀早年对党派产生了很深的厌恶心理。他在年轻时虽然积极参加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的革命活动,但拒绝参加任何党派,他甚至断言,"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

  俄国十月革命使他逐渐认识到进步政党可以起到刷新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新生的积极作用。"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五四运动后,他很快从"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的巢臼中跳出来,转变为创建革命政党的积极分子,并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义无返顾地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场震撼中国近代历史的新文化运动。苏俄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将《新青年》转变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暗探抓捕,引起全国震惊。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强烈要求释放陈独秀。

  1920年2月初,出狱不久的陈独秀应邀到武汉演讲,回京后引起当局注意。为安全起见,李大钊雇一辆骡车护送陈独秀去天津转往上海。他们在路上"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出处来源。

  共产国际远东局委派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与李大钊等人会见,继而经李大钊介绍,转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谈建党,这是1920年4月的事。即使按《彭述之回忆录》中所说的维经斯基之前还有一位名为荷荷诺夫金的"开路先锋"。但是荷荷诺夫金会见李大钊也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之后。这些都充分说明,在维经斯基、荷荷诺夫金等俄国人到中国找人商谈建党之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已经在京津途中的一辆骡车上"相约建党"了。

  由于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之前"南陈北李"已经"相约建党"。所以,即使没有共产国际派人来华,中国共产党也会创建出来。只不过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早一些而已。

  

  陈独秀反对中共成为"卢布党"

  

  早期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光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大问题。

  尽管经费紧张,但当时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非常注意党的独立性,他不想由于中国革命接受外援而被敌对者诬蔑是"卢布党"。陈独秀曾说:"每月只拿他们2000多元,事事要受支配,令人难受。中国一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在经费无着的情况下,陈独秀仍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他在支部会上说:"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他还说:"你们看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不是常在报上写文章骂我陈某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吗?然而,他们恰恰又给我上了一堂课,人家的钱不能要,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干,不能受制于人。总之,我是不愿被别人牵着走的。"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在会见了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后,即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他还直截了当地要李达做经费预算。由于陈独秀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非常明确,所以,李达、李汉俊都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开展工作。

  8月,马林在与张国焘商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时,再次表示要向中共提供活动经费,他说:"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坦然接受。"马林还要求张国焘立即编制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按张国焘的预算,"总共预计有30人按月领取生活津贴,每人约需20元至35元。这个机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每月约需1000多元。"马林见所需经费不多,大笑着表示同意,决定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贴,中共自己所筹集的经费可另作它用。但是,鉴于陈独秀有言在先,不愿意接受卢布。所以,即使马林如此慷慨地大包大揽下来,中共中央讨论此事时,仍没有明确接受,而是决定把这"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

  "一大"闭幕后,陈独秀仍在广州,马林急切地盼望能早日与陈独秀会面。为此,他曾专门召集张国焘、李达、包惠僧等人开会,讨论陈独秀回上海的问题。会上,马林说:"陈独秀先生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应当回到上海,尽到责任,不能由别人代替,国际上没有这样的先例。"于是,会议决定派包惠僧去广东接陈独秀迅速回上海主持党中央工作。马林对包惠僧说:"包先生,你要对陈独秀先生讲清楚,要他回上海,不仅是中国党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随后不久,包惠僧就专程去广州接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中央的工作。

  

  陈独秀敢于站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批评共产国际代表

  

  包惠僧到广州向陈独秀详细汇报了党的"一大"情况,并说:"上海方面及马林,要先生尽早回上海主持工作。"陈独秀说:"当初是为了推进广东革命而南下,现在共产党成立,当然不能久留广州,是该回上海了。"

  在谈到共产国际时,陈独秀再次明确表示:"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包惠僧说:"陈先生,马林说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听后十分反感,气愤地说:"他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9月11日,陈独秀向陈炯明辞职后与包惠僧乘船离粤回沪。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刚一上任,陈独秀就听说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态度傲慢,擅自处理一些问题等情况,还听说马林曾公开表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生性刚直的陈独秀立即驳斥说:"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与此同时,陈独秀又责问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了薪金,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他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际,听马林的。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他马林就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牵着我们鼻子走。否则,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共产国际。"

  马林的傲慢并没有因为陈独秀的回沪和抵制有所收敛,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与陈独秀之间的矛盾。当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马林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就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张太雷赴日工作,并要张太雷别告诉党内其他同志。陈独秀对此事极为不满,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只是在张国焘的一再劝说下,陈独秀才勉强见了马林。双方寒暄几句后,马林就用带有命令的口吻说:"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听了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中共的工作,也无需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陈独秀义正词严,马林气得无言以对。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第一次会面就为党的独立性问题争吵起来。

  据包惠僧回忆:"接连谈了两次,对于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还有分歧。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展开,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此时张太雷已到上海,他奔走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有一天我去陈独秀处,张太雷正在以马林的口气对陈独秀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的帽子。'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陈独秀对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也曾提出过批评。如10月8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批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协商,好象中国不存在共产党。……我们希望给他提出警告。"(《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1)第539、540页)

  然而,陈独秀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决议,都没有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数月之后,维经斯基才给中共中央"同时送鲍罗廷同志"发出一封信。此信对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决议提出的关键问题避而不谈,对鲍罗廷不与中共中央协商就决定中共重大问题的错误做法只字不提,反而责令中共中央"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调自己的工作。"

  

  陈独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援助

  

  1921年10月4日下午4时,法租界巡捕闯进陈独秀住处,发现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于是将陈独秀和在场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和高君曼同时拘捕。

  当时陈独秀的身份尚未暴露,在巡捕房登记时,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用了假名。此时,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和邵力子因到陈独秀家中拜访也先后被捕。在巡捕房里,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于是,陈独秀的身份暴露。在牢中,陈独秀嘱咐大家不可说出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以争取其余人先行获释。陈独秀说:"我家里有马林的信件,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为党工作。"

  陈独秀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被捕后,他独立自主的思想开始有所松动,他万分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纷纷组织营救。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10月26日,法庭判决陈独秀私藏《新青年》杂志,罚白银500两结案,将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获释后,了解到自己之所以顺利出狱,除了社会各界营救之外,马林花了很多钱,出了大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陈独秀出狱当天,张太雷即来到陈独秀住处,转达了马林对他的慰问,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包惠僧也对陈独秀说:"这一次,马林和陈先生及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你要当面好好谢谢马林。"陈独秀是个很重感情的性情中人,这件事改变了他对马林的看法,他说:"惠僧说的对,要不是他的营救,这个案子不会很快顺利了结。过几天,我一定去当面向马林表示谢意。"

  10月27日,陈独秀以书记的身份召开中央会议,除决定《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将《新青年》复刊外,会议主要通过了原张国焘提出的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草案,但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金或工资,而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也由原来的每月20元至35元减低到以25元为最高额。

  会后,陈独秀在张国焘、张太雷的陪同下特地拜访了马林。马林也一扫过去盛气凌人的架势,表示"中国党的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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