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与社会规范的演进

更新时间:2012-11-08 09:37:44
作者: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Cosmides& Tooby,1992)。

  研究人脑认知结构的演化心理学家们给出的结论是:人类并没有发展出应对各种具体问题的通用分析技能。人类并不非常擅长于解决一般逻辑问题(教授本科生概率论的专家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人脑似乎演化出了一种领域依赖(domain-specific)的人类推理结构(Clark & Karmiloff-Smith,1991)。比如,人类在推断道义关系,即什么是禁止的、什么是有义务的以及什么是允许的,和推断什么是真实的和什么是虚假的时,使用的是不同的推理方式。当推断义务关系时,人类倾向于去检查违反行为或背叛者(Manktelow& Over,1991)。当推断经验关系是否真实时,则采取的是巩固确认策略(Oaksford &Chater,1994)。这种人类推理的道义效应甚至在年仅3岁的儿童中都可以得到反复的证实,而3岁儿童没有总体智识和教育水平的差异(Cummins,1996)。

  类似于语法规则的学习能力,现代人类通过遗传获得社会规范的学习能力,这一假说得到了演化理论和相关经验研究的最新进展的强有力支持(Pinker,1994)。社会规范就是为人们所共享的关于人们有义务、允许以及禁止采取哪些行动时的认识(Crawford & Ostrom,1995)。不过,处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家庭以及展示出多种社会规范的各种环境之中,人们习得的规范往往很不同。由于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对社会规范(比如说实话或信守承诺)的违背带来的罪恶感,或者由于违背社会规范被人们所知晓带来的羞耻感,都会给人带来内在的成本或痛苦(Posner&Rasmusen,1999)。

  (二)经验产生适应性变化:间接演化方法

  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新近发展出了一种间接演化方法。它为理解偏好(包括那些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偏好)的演化或适应性改进提供了一种严密的理论方法(Güth&Yaari,1992;Güth,1995)。在间接演化模型中,参与人会得到外在收益,不过,参与人有自己的内在偏好,内在偏好会对外在的物质收益进行转换,而决策则基于这种转换的结果。那些认为互惠、公平和值得信赖本身是一种价值的参与人,将会对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行动赋予一个主观变量,以衡量是否与其所秉持的规范一致。这一方法允许个体在初始状态上有一种行为倾向,他们不是只向前看的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同时,由于外在收益以及对这些收益的内在偏好,他们可以在相对较少的博弈轮数内对偏好做出适应性变化。

  与信任相关的社会困境,如序贯囚徒困境博弈,特别适用于讨论间接演化方法。在这类博弈中,如果参与人彼此信任并且合作,他们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不过,如果一个参与人合作而另外一个不合作,不合作者获得的收益更高,而另外一个得到最少或根本没有收益。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将会选择不信任,因为他的预期是其他参与人同样不会信任。结果是,两个参与人都只能获得比信任且合作时更低的收益。考虑这类博弈时,有必要记得,大多数契约关系至少有这种试图确保相互信任的基本结构的一个要素。间接演化方法解释了,在标准理性选择理论所假设的只有理性个人中心主义者的环境中,那种由附有规范者和理性个人中心主义者的混合状态是如何产生的。

  从这一理论来看,即便面临同样的外在条件,社会规范会导致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行动,这取决于他们有多么看重对社会规范的遵从(或者偏离)。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可以看作那种外部收益等同于内在收益的人,因为他们并不看重互惠的社会规范。有条件合作者(现在只考虑一种其他类型)在模型中可以刻画为值得信赖类型,当他们用值得信赖回报其他人的信任时,这种类型的参与人会在外部收益之外增加一个额外的参数。由于所有参与人行为和结果的交互作用,不同类型的参与人往往会得到不同的外在回报。在一个信任博弈中,最初的参与人包括一定比例的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和有条件合作者,该博弈的分析表明,对参与人类型的信息掌握水平会影响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和有条件合作者的随着博弈时间推移的相对比例。在关于类型的信息为完全信息时,有条件合作者采取可信赖策略时,会以更高的可能性得到更高的收益,而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则会一直得到低收益,因为其他人不会信任他们。

  在完全信息情形下,只有值得信赖类型才能够在演化过程中存活下来(Güth&Kliemt,1998:386)。新进入人群中的人,会更加可能接受在上轮博弈轮次中得到较多物质收益的那些人的偏好序(Boyd&Richerson,1985)。那些相对失败的人会学习到获得高物质回报的人的价值观。当参与人的类型是公共知识,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将不能生存。不过,关于所有参与人拥有完全且准确的信息是一个非常强的假设,大多数的真实世界都不能满足这一假设。?对一个较大群体来说,如果参与人无法获得参与人类型,偏好将演化成只有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的状态。如果参与人知道人群中值得信赖的人的比例,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参与人的类型,古斯和克莱门特(Güth&Kliemt,1998)的研究表明,当遇到值得信赖的人从而得到高回报的预期收益高于两人互不信任的收益时,第一个参与人会信任第二个参与人。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个比随机的比率更精确一些的关于参与人的噪音信号,值得信赖的人会存续下来,构成整个人群中的一个可观的比例。这种噪音信号可能来自于能够见到彼此、面对面的沟通以及为监测彼此行为而设计的各种机制。

  (三)对间接演化博弈理论的经验检验

  间接演化方法可以用来解释,在传统博弈论预测的只有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能够盛行的环境中,那种由附有规范者和理性个人中心主义者的混合状态是如何可以产生的。前文所述的七个核心发现中的前六个是激励人们构建间接演化理论的部分动力,第七个发现和这一理论也并没有表现出不一致。考虑到这类研究的最新发展,对这一理论的直接检验还不够广泛。从间接演化过程的视角来看,参与人在集体行动问题中,由于他们关于互惠和信任这类社会规范有初始倾向,因而对博弈结果有不同的内在偏好。根据已参加博弈的经验以及在其中得到的外在收益,参与人会学习他人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近来的一些实验研究为与此相关的认知行为和行为变化提供了证据。

  比如,在单次的、序贯并且双盲的囚徒困境实验中,在知道对方的决策之前,实验人员要求参与人对最终产出结果的偏好做排序。在136个被试者中,有40%认为合作结果(C,C)要好于自己不合作而对方合作(D,C)的结果,而有27%则认为这两者无差异,即便后一种情形下个体的收益要高出许多(Ahn,Ostrom&Walker,1998)。这一发现表明,在集体行动时,并不是所有参与人都像纯粹向前看的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那样,把决策仅仅建立在个体收益基础上。有些人所秉持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可以支持合作行为。

  另一方面而言,建立在这些社会规范上的偏好会被糟糕的经历所改变。在随机配对的有限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实验中,在72个被试者进行了12轮次后,合作率很低,很多人经历了多次对手不合作的糟糕情况,而且,这时只有19%的被试者认为(C,C)好于(D,C),17%认为无差异(Ahnet al.,1999)。这个试验表明,支持合作和互惠行为的社会规范被不良经历削弱了。

  在另一个版本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凯恩(Cain,1998)让参与人先参与一个“独裁博弈”,在这个博弈中,一个参与人在两人中分配一定数额量的金钱,而且不管给多少,另一方必须接受。进行完这个博弈后,再进行囚徒困境博弈。吝啬型参与人,即在独裁博弈中给自己分配的比重不低于70%的人,倾向于在后面的囚徒困境博弈中认为所有人都将会选择背叛。良善型参与人,即至少给出去30%的人,倾向于在后面的囚徒困境博弈中认为其他良善型参与人会选择合作,而吝啬型参与人会选择背叛。良善型参与人在与同为良善型对手博弈时,以69%的可能性会选择合作,而当对手是吝啬型时,这一比例为39%。

  最后,越来越多来自实验室(以及田野调查)的有趣的证据表明,外部强加的规则很可能会“挤出”内生的合作行为(Frey,1994)。以弗洛里希和奥本海默(Frohlich&Oppenheimer,1996)所开展的囚徒困境博弈实验为例,该实验有两种类型的分组,一类是常规的囚徒困境博弈,其中有一些可以沟通,一些没有沟通。另一类则引入了外部强加的同时也是激励相容的机制以强化合作的选择。和预期的一致,在第一阶段,第二类的试验中的参与人比第一类(控制组)获得更高的金钱回报。第二阶段中,两类参与人都进行常规的囚徒困境博弈。令实验者吃惊的是,在两个阶段中,控制组所进行的常规囚徒困境博弈中,合作水平都要更高,特别是那些有面对面交流的更是如此。由于外生的激励相容机制带来的较高合作水平是暂时的。正如作者所说,去掉这种外部机制后,“似乎会对随后的合作产生消极影响,使得该组境况比那些参与常规……囚徒困境博弈的小组情况更糟。”

  近来其他一些实验研究也证实了外部规则和监控会挤出合作行为。这类研究的基本发现是,通过社会规范,特别是引入当事人的沟通机制的情形下,其合作水平接近或等同于强制性外部规则和监督惩罚机制。而且,社会规范似乎有一种持续激励人们的合作欲望的效力,而强制性外部规则的效力可以迅速消失。最后,所有情形中最糟糕的是,存在外部当局施加强制性规则,却只能进行低水平的监督和惩罚。在存在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惩罚的世界中,合作的实施无需发展任何内部社会规范。在没有外部规则或监督的世界里,社会规范的演进可以支持合作行为。然而,在折中的情形下,中等水平的外部监督会抑制社会规范的行为,对参与人来说,这时欺骗和背叛被抓住的几率较低,因而会成为有吸引力的选择。

  

  三、外部规则和社会规范的演进:基于田野调查

  

  目前已有大量关于集体行动问题的田野研究,基本的发现是,在不同环境下,合作水平差异很大,从极低到极高都有分布。如前所述,实验研究中的第七个核心发现告诉我们,许多背景因素会影响到参与人的公共品投入比率。田野研究者发现了许多有助于或有害于内生集体行动的背景变量。这些变量包括:生产函数和分配函数的类型;资源流的可预测性;产品的相对稀缺性;参与人群的规模;参与人的异质性;参与人对产品的依赖性;人们认识的一致程度;集体收益的规模;个体对集体产品的边际贡献;搭便车的诱惑大小;当他人不合作时,合作者的损失;是否可以选择不参与;是否有领导者;过去的经验和社会资本水平;制定有约束力规则的自主权;用来改变环境的各种不同的规则。

  田野研究已经得出了一些一致性的结论。一个反复验证的发现是,相对于外部强加规则,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自己组织起来构建并执行一些基本规则会使本地资源的使用更有可持续性(相关研究如Tang,1992;Blomquist,1992;Baland&Platteau,1996;Wade,1994)。公共池塘资源是这样一种资源,它可以产生一个收入流,要排除别人使用资源的成本很高,而一个人对资源的消费会降低其他人从该资源所获的收益,这种资源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由人类创造的(Ostrom,Gardner&Walker,1994)。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面临的第一层困境是,因为每个个体都可以免费使用资源,他们总是希望由其他人而不是自己去控制对资源的使用。第二层的困境是如何努力改变规则,因为新规则是一种公共物品。因此,与前面我们讨论的实验类似,使用者们面临一个集体行动,即,由于个体的直接的最优反应策略会导致次优结果,如何合作以改善之。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演化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很多群体可以克服这两种困境?进而言之,我们如何理解基本不建立在外部第三方实施的自组织资源体系为什么往往比建立在外部实施和正式规则基础上的政府所有的资源体系来得更好?

  (一)自组织集体行动的生成?

  根据前述演化理论,我们可以知道,会有一些个体有遵循互惠规范的初始倾向,从而,只要大家都能够采取互惠行为,他们就会愿意限制自己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如果一个小的核心群能够彼此认同互惠规范,他们就可以开始合作的过程,而不需要设立一个全能组织,让这个组织构建为最终长期维持合作所需要的各种规则。领导者或者企业家,即能够清晰地阐述改进联合产出的各种组织方式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58887.html
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5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