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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袖:改良与革命的双重悖论:徐志摩与鲁迅政治理念比较述评

更新时间:2012-11-07 16:59:59
作者: 青袖  

  

  改良与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两大社会思潮。自从西方的洋枪大炮打开天朝固步自封的大门,朝野与民间的仁人志士,便在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之中展开了改革救亡之路。可以说,朝野的体制改革与民间的激进革命思潮几乎同时展开了赛跑。然而,专制保守主义一再牵掣清末政府的体制改革,终于使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革命------辛亥革命跑到了前头。但一场仓促的不成熟的辛亥革命导致的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皇权解体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与思想的混乱使中国走向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碎片化状态。这种碎片化的分裂状态,是各种暴力激进理念滋生的巨大温床,也埋下了后来国共两党争霸的祸根-------20世纪的中国由此陷入一个接着一个的血雨腥风的动荡局面中------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的政体才从痉挛性发作的革命“变态”中恢复,走上了“改良”(改革开放)的“常态”。由此可见,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两大思潮的改良与革命,虽然可以在理论上并行不悖,但历史现实匆遽动荡的客观情势却又总是容不得它们相辅相成。相辅相成的倒是:现状的恶化总是催生出思想的激化,思想的激化反过来又催生出现状的恶化。这无疑是一个世纪性的悖论。即使是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体制改革与转型时期的协调,也依然使时代壮观的改革大潮下潜伏着惊心动魄的暗流。“主张回到文革时代的左翼激进主义”与“主张全盘西化的的右翼激进主义”,依然围绕着改革开放的种种矛盾而展开着纠缠与博弈。前车之鉴,为时不远。一旦某些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繁荣的局面在来自“左”与“右”的激进主义的夹击下极可能会陷入动乱与危机。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也是笔者在此择取徐志摩与鲁迅为个案进行比较述评而着重分析其中激进主义的根本动因。

  《共产党宣言》曾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即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虽然马克思主义所指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乃是超越了“阶级和阶级对立”时的一个“联合体”,但当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时,那些为争取“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个人”,无疑也是值得同情和赞扬的。------从这一基点出发,本文试图剖析徐志摩与鲁迅二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为争取共同的目标------“个人解放”而谋求自由发展的条件时所呈现的不同心路历程,以及由这一不同的心路历程而产生碰撞时的观念分歧与思想摩擦。历史人物那立足于民族命运和历史责任感的方向性的策略取舍与理性评判,在变幻莫测的历史走势中,究竟会有怎样微妙的抗衡与成败得失,会不会在偶然间影响历史必然的进程?这是本文试图阐释的。

  众所周知,对于一个造成阶级存在和阶级对立的旧体秩序和权力世界,鲁迅的态度,乃是反抗和斗争,所谓“横眉冷对千夫指”式不可调和的决绝。鲁迅早期,曾执着于揭露专制环境对民众的戕害而立志“改造国民性”,正是这种对苦难人间深沉悲悯的注视,使他在后期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受到未来“黄金世界”预言的憧憬而迅速“左转”,认同“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达到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人性解放的社会”,从而主张“激烈的彻底的革命”。而深受西方民主政治理念影响的徐志摩,对于中国混乱动荡的现实的态度则是积极地改良。早年曾师从英国民主进步组织“费边社”活动家拉斯基的他,头脑中有一套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基本架构,信奉通过渐进温和的改良主义方式来完成对社会不公制度的优化(诸如通过劳工保护法的健全和实施来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种和平的改良策略,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与救世精神,却天然区别于马克思理论中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方式以实现社会平等的激进革命理念,也自然与鲁迅的“革命精神”相左。-------这样的分歧所呈现的文学景观也是那样的迥异:鲁迅犹如刑天舞戚般金刚怒目,行文风格一如老吏断狱般下笔辛辣,措词犀利地直指国民灵魂被奴驭的精神创伤和现实政权;徐志摩则如名士清谈般清新细腻独抒性灵,多从个人情感出发,通过从感性世界的经验中孜孜不倦地抽取心灵的感觉,使读者体会到“自由、爱与美”等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同样是为了改造国民性,鲁迅着眼于问题的症结,激昂呐喊,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徐志摩则致力于心灵素质,润物无声,以期提升人们的心智,陶冶人们的情操,他们的启蒙方式同归却途殊,这也正是他们生平矛盾与抵牾的根本由来。

  如果说最初的分歧开始时犹如青萍之末,类似言语不合而屡起龌龊,那么当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如狂涛怒澜般席卷中国大地,而在他们心中不约而同地掀起滔天的政治巨浪时,鲁迅书写的是“欢迎”,徐志摩书写的则是“抗拒”。

  徐志摩早年留学英国时曾师从英国工党及费边社的理论活动家拉斯基,工党的社会主义思想使他早期的自由主义染上了左翼色彩,对布尔什维克抱有同情心的他在列宁逝世时还写有悼诗,但英国式保守的自由主义始终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底色。这也为他日后从亲俄到反俄的思想大逆转埋下了伏笔。他曾说:“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 ”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不流血的渐进式革命的倾心,他也是如此行动的。主持《晨报副刊》期间,曾为自由与民主呐喊,也曾评击统治当局的种种不当,但当马克思主义降临中国时,暴力革命的血腥图景和专制可能使他分外清醒,从而坚决抵制。1924年徐志摩在散文《落叶》里曾盛赞俄国国旗:“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是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如此昂扬激进,似乎与革命精神一拍即合,但细加考察,他的赞扬实质上只是对一种为主义牺牲的勇敢精神的宽泛赞扬,一旦后来了解到俄国革命内容的实质,他的态度就随着他的认识而起了巨大的变化。1925年,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降旧中国之时,许多怀抱救国之志而又苦闷彷徨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将马列主义奉为信仰和指导现实行为的坐标。然而面对中国的乱局,马列主义真的是一剂“万能散”吗?徐志摩的心中怀着深深的疑惑。为解心结,徐志摩亲临了一趟俄国。一路观照的心路历程,写在他那本声情并茂的《欧游漫录》里。他看到的莫斯科,“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与惨酷,与虚无的暗示”,他去参见列宁遗体,一进门即被那个通体染血的地球仪骇得大惊失色:那含义分明是要将铁血革命遍布于全球。诗人写道:“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会失色。”这样的流血革命所必然引发的巨大的人道灾难让徐志摩动容,他辨析道:“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节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恶的因真能结出善的果吗?通往天堂的路真的要用地狱来铺就吗?困惑不解的诗人由此向世人大声疾呼:“旅行人!快擦净你那风尘眯倦了一只眼,仔细来看看,竟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看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 ,“自己革命,自己作不了军师,要运外国主义来筹划流血,是一种可耻的堕落”。------可叹的是,历史并不以诗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徐志摩发表上述文章不久,就发生了因受苏俄暗中支持而针对段祺瑞政府的学潮运动,其中一位十三岁的小学生被唆使前往执旗,遭到击毙,是为“三一八惨案”。面对这件事,鲁迅极为愤怒,写下“民国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徐志摩则极为沉痛,写下纪念三一八死难者的梅花诗:“鲜艳的红梅,是那十三龄童的热血!”-----对比于鲁迅的激愤与谴责,徐志摩的沉痛中也许含有如下诘问:难道革命就是用学生的身体去撞开军阀的枪杆,让鲜嫩的生命倒在枪口下,难道这就是革命的铁与血?!

  面对苏俄式暴力革命所必然带来的流血牺牲等人道灾难性后果,徐志摩曾忧心忡忡地问道:“难道就没有比教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和徐志摩的忧心忡忡相比,鲁迅的态度截然相反,他主张用彻底革命的手段“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徐志摩视苏俄革命为文明的破坏,而鲁迅则视为簇新制度,这认识无异于天壤之别。谁是谁非呢?几十年后,历史已经作结:苏俄革命的一切,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特别是斯大林专政后的大清洗,其黑暗残暴可与希特勒的纳粹运动相媲美------一向犀利深刻的鲁迅那时为何会看走眼呢?原来他是相信了林多克的《苏联闻见录》,在《苏联闻见录》序文中,他说:“我不戒备地将这读完了·····我相信这书所说的苏联的好处的······这一本书,正也转过来是我的意见的实证”。而在稍后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则说:“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实业党:苏联在一九三○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这与徐志摩的认识截然相反。徐志摩还在国内时就听说列宁要取缔政见不同的托尔斯泰的书,他觉得这一消息“太离奇”,所以后来他亲自去俄国游历时为了弄清心中的疑团去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大小姐:“我当然问起那新闻,但他好像并没有直接答复我,他只说现代书铺子里他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斯托耶夫斯基等一般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我问他现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文学家,他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不但文化上凋敝如此,他晚上去看电影时还遇到了一件事:“我们一到门口票房里没有人,一问说今晚不售门票,全院让共产党俱乐部包了去请客,差一点门都进不去。”徐志摩再次亲身领教了苏俄的高度集权与专制。------这里,决定鲁迅与徐志摩观念的因素是眼睛,因为相信了林多克,鲁迅认同了苏俄革命下的政治环境,因为亲临了现场,徐志摩反对苏俄革命。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从自己的思维定势出发,不但不相信不属于同道的徐志摩的观念,而且将他视作“帝国主义的侍从”,认为自己是被骗了:“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俄国大改革之后,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简直不像人间;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后来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贬,结论往往正相反。我想,这大概都是对的。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游览的人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近来虽听说俄国怎样善于宣传,但在北京的报纸上,所见的却相反,大抵是要竭力写出内部的黑暗和残酷来。这一定是很足使礼教之邦的人民惊心动魄的罢。但倘若读过专制时代的俄国所产生的文章,就会明白即使那些话全是真的,也毫不足怪。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游览者的各种评论”中,当然也包括徐志摩的那些评论。很长时间以来,徐志摩的上述言论,成了笼罩在他头上的阴影,诸如“资产阶级的买办文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等。但徐志摩当年真的是出于自身的阶级意识戴着有色眼镜去看苏俄革命后的现实环境吗(鲁迅所谓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答案不幸是否定的。当我们超越了那个时代的风烟与纷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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