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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华:国家法人说的兴衰及其法学遗产

更新时间:2012-11-05 10:57:53
作者: 王天华  

  

  【摘要】机关法人、机关犯罪、行政主体乃至行政法人等法律或法学概念,以及一系列以国家机关为原告的名誉侵权案、敲诈勒索政府案司法判决表明,我国公法与公法学体系欠缺清晰的“法学国家观”。在大陆法系国家,建构法学国家观的任务主要是由国家法学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形成于德国的国家法人说完成的。国家法人说在国民主权原理的宪法秩序下受到过批判或否定,但“国家法人”这个以法秩序的统一性为目标的法技术概念及其背后的法学思考方式却保留了下来。梳理国家法人说的兴衰过程、清算国家法人说的法学遗产,有助于厘清我国目前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对建构我国的“法学国家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学国家观;国家法人说;天皇机关说;国家机关;行政主体

  

  每种公法学说甚至每个公法命题背后都有其特定的国家观,即“法学国家观”。法学国家观是从法学角度思考国家现象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它首先表现为一个命题群,如:国家和法律的关系是什么?它是法律的创造者还是法律上的一个人格?抑或两者兼具?或者,国家就是法秩序本身?国家与个人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存在,其内容是什么?国家机关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国家机关在法律上是否具有独立的人格?机关中的个人与机关之间、与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这些命题由于其基础性,看起来有些哲学味道,但绝非毫无功用的冥想。一个缺少清晰的法学国家观导引的法律和法学体系,可能只是各种元素的拼接甚或杂陈,无矛盾的思考甚至法秩序的统一性遥不可期,最终会以这样那样的形态给我们的法律生活添乱。

  法学国家观的建构对于我国而言还是一个未竟的课题。从十余年前的一系列以国家机关为原告的名誉侵权案到两年前的敲诈勒索政府案,[1]各地法院无视部分学者的批评,一贯坚持国家机关是权利主体的立场。这一立场显然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机关法人”、刑法规犯罪”以及我国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乃至“行政法人”概念有关,但与我国实定法的基本规定不尽相符。我国宪法使用了“国家所有”、“国家保护”、“国家保障”等用语,类似用语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中比比皆是。这种用语法表明,国家本身是一个权利主体。例如,国家赔偿法虽然规定了“赔偿义务机关”,但从“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的规定来看,国家赔偿责任的权利主体显然是国家本身。将上述法院的立场和行政法学的立场与我国实定法的立场结合起来加以理解,结论似乎是,国家机关是权利主体与国家是权利主体并行不悖。但问题是:国家机关是国家创设的,它是国家的机关;国家可以创设机关,也可以撤并机关。既然如此,国家机关相对于国家而言还是权利主体吗?如果不是,国家机关在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关系中何以成为权利主体呢?此外,个人挖出的“天价乌木”被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天价乌木案”,[2]《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气候资源为国家所有”所引发的争论表明,[3]如果说国家是权利主体,那么其权利的内容、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如何,也有待讨论。为建构我国的法学国家观,对既存的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国家观进行梳理,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为此,本文对大陆法系国家法学国家观建构任务的主要完成者国家法人说进行考察。国家法人说形成于德国19世纪后半期,在20世纪初为日本所继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日均建立起国民主权原理的宪法秩序,国家法人说因此成为批判甚至否定的对象,但其法学遗产还在,甚至可以说,当代公法与公法学体系潜藏着国家法人说基因。鉴于我国法学尚未将国家法人说纳入视野,本文对国家法人说的考察主要是一种学说史梳理。

  

  一、国家法人说在德国的兴起

  

  国家法人说的首倡者是哥廷根大学教授阿尔布雷希特(Wilhelm Eduard Albrecht 1800—1876)。他在1837年撰写的一篇“不引人注意的评论”中,提出了国家法人说。[4]这一年,哥廷根大学所在的汉诺威王国爆发了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

  汉诺威的第一部宪法制定于1819年。该宪法采用两院制,市民和农民的政治权利受到诸多限制,终酿成了1830年的市民暴动。当时的国王威廉四世为此决定制定一部新宪法,他甚至亲自对议会制定的新宪法草案中的几个条文进行了修改。新宪法大幅度地提高了市民和农民的政治权利,比1819年宪法有着更强的民主主义色彩。但王位继承人恩斯特·奥古斯特反对这部宪法。他在1837年就任国王后,立即解散议会,并宣布1830年宪法无效。哥廷根大学有七位教授对此进行了书面抗议,学生们也上街游行。当局将七位教授中的三位驱逐出境,四位免除职务,并逮捕了数十名学生。

  作为“哥廷根七君子事件”的主角之一,阿尔布雷希特在上文提到的评论中写道: “今天,我们认为,国家不是为了万人、多数人或一个人(如君主)的个人目的和利益而组成的一个集合体,而是为了更高位的一般共通利益而组成的一个共同体或者公共设施(Anstalt)。国家不是统治者和各个臣民利益的简单相加。……每个人(包括君主和臣民)的生活都有两个面相,一个是以国家的名义、为国家、作为国家的头脑或四肢而被授予权利或课予义务,另一个是作为独立的个人、为自己而被授予权利或为他人而被课予义务。在第一个面相中,个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为其自身而被授予权利的存在)。所以,必然地,在第一个面相中,统治、行为与拥有权利的人格都归于国家本身。也就是说,必须认为,国家本身是法人。”[5]这段经常被引用的阐述包含三个思想要点:第一,将君主与君主的个人利益剥离开来,使之作为一个国家机关服从于宪法,成为国家整体的服务者;第二,将等级会议与君主同列为国家机关,据此为君主行使主权实际上受到限制提供说明;第三,试图在国家和臣民之间建构起权利义务关系。[6]如果说这三个思想要点中,第三个是纯粹的法学思考,那么前两个确定无疑地包含着限制君权的政治主张。此点从前述“哥廷根七君子事件”来看至为明显。阿尔布雷希特首先提示了国家法人说,但并没有使之成为德国国家法学的基本原理,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格贝尔(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 1823—1891)。格贝尔是私法出身,聪颖早慧,21岁就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23岁时便拥有了教授职位。他还做过大学校长,并长期担任萨克森文化部长。这种学术和政治背景对于理解其公法学说具有重要意义。

  格贝尔法学的基本特点在于强调“体系”、“建构”、“纯粹法学元素”,以法学实证主义建立清晰、明确的教义体系。[7]就国家法人说而言,他强调要在国家人格概念的独特性中去把握国家法人与私法人的区别。由此,格贝尔完成了阿尔布雷希特没有完成的任务。

  “对于格贝尔而言,所有的法律关系——与罗马法体系的根本形式相对应——缩减为人对人格、行为、物以及遗产的各种意思表示形式。通过这种缩减,可以从非常复杂多样的私法关系中求得人的意思这一根本要素。对于格贝尔而言,人格的意思是私法的普遍符号。”[8]他试图以意思为核心来建构法学,并将之贯彻于国家法学: “私法体系是意思可能性的体系,这种意思可能性无一例外地与各个个人的人格意思力联系在一起。国家法也是意思可能性的体系,它与政治统一的民族之力被赋予的人格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国家法学是国家意思之学。”[9]

  国家法人与私法人的区别,或者说国家法人的独特性,即在于其独特的意思力。这有两个侧面。第一,私法人原则上具有不受限制的绝对的意思力,而国家法人仅有有限的意思力。“与私法上的意思力不同,国家的意思力既不是绝对的,也不能委于个人的恣意,其方向性和边界来自于其伦理基础。”第二,国家法人有一种意思力是私法法人所不具备的,即以统治为内容的意思力。“‘统治’这个词或概念,仅属于国家法。它是国家人格意思的固有内容。”[10]在这两个侧面中,后者无疑更为重要。限定国家法人之意思力的基础,并非推导自国家的法人性质,而是推导自国家的有机体性。格贝尔认为,国家成员的权利义务所据以确定的客观法原理即一般意思,是有机体内在的生活原理,在国家作为法人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作为有机体存在的国家之中。简言之,格贝尔之所以说国家是法人,其意图不在于强调君主要受国民利益之拘束,而在于强调国家意思力之特殊内容,或者说国家意思作用的特殊样态,即“统治”。

  在格贝尔所建构的国家法学体系中,国家权力处于中心地位。他以国家权力为中心来说明所有的国家现象。国家权力的特质在于:“服从不是权利的减少,而是被感受为一种恩惠,因为权力关系的全部目的在于保证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国家权力必须以其统治权制定规则、命令,提供设备和对策,以所有这些在国内外提供保护,特别是权利保护。推动全体国家成员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发展是国家权力的前提。国家权力作为报偿对那些服从自己的人提供这些利益。”[11]与其说国家的法人性是为建构国家与国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毋宁说是为建构国家对国民的权力关系。施托莱斯评价说:“在格贝尔的国家建构中,国民是‘子民’,要求他们付出‘普遍的人格牺牲’,甚至认为他们‘屈从于权力关系之下’是‘一桩善举’;因为(包括君主和人民的)国家有机体在一定程度上要消除自身所有不和谐的东西,并服从于自身。在这种思想观念当中谈不上公民的个人法律地位,比如像以抵抗国家侵犯的前国家的基本权利这样的形式。这样的权利顶多是一种‘回应权利’,作为服从的一种回赠。国民必须服从国家,他是‘物’。”[12]这一评价可谓切中肯綮。

  总体而言,格贝尔国家法人说给人的印象是:以纯粹的法学方法,表述了一种与当时的君主立宪制相契合的国家观。格贝尔之后国家法人说的代表人物是拉班德(Paul Laband 1838—1918)。

  他在1871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占据了德国国家法学说的通说地位,甚至有人说其著作“完全统治不只一代德国公学家”。就法学思想而言,拉班德俨然是“格贝尔的遗嘱执行人”。[13]他也把法学对象作为人的意思加以把握,将国家理解为法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法人的意思,以国家权力作为国家法学的记述对象。不过,从其法学方法和核心命题来看,拉班德的国家法人说显然不只是格贝尔的延续或再现。

  在法学方法上,拉班德同样“把目光集中到为意志关系的统一体系进行教义性的建构上”,但他“用的材料是帝国的实在国家法,通过‘纯粹的逻辑思考活动’从中找到‘统一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变化不居的实在法规定性所具有的思想本质。这和格贝尔使用的材料不同,格贝尔仍然把目标放在国家法的普遍基本概念上。因此,从格贝尔到拉班德完成了从法学实证主义到科学指导的法律实证主义的典型转变”。[14]不仅如此,拉班德认为法的根本原理存在于制定法之外,为了探究法的根本原理,要将历史的、政治的和哲学的考察纳入国家法学。国家的本质是什么,理想的国家制度是什么,这种问题也位于法的逻辑作业之外,只能用历史的、政治的和哲学的方法来解答。事实上,在其由后人整理的《国家法讲义》中,[15]拉班德大量地运用了历史、政治、哲学乃至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对国家的概念、主权的概念、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君主制与议会制的优劣等原理性问题进行了思考。

  拉班德给“国家”下的定义有两个:一是“国家是保全定居民族共同体的法秩序”,二是“国家是存在于各个国家成员之上、构成其上位秩序的统一、自律的组织”。这两个定义看起来并不一致,因为“法秩序”与“组织”看起来不是一个东西。对此,拉班德的说明是,国家与国家权力的区别纯粹是概念上的区别,并非实在上的区别。从客观观点来看,国家表现为法秩序或者单纯的制度,而从主观观点来看,国家表现为存在或者人格,或者法秩序的担任者。拉班德将这一逻辑表述为“法秩序的人格化”。他指出,国家是法领域中的最高人格,因为国家这一人格自己支撑着自己的存在、意欲、行为所依据的法规则或法律。国家是法秩序的人格化,这个根本命题对于国家法学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拉班德而言,国家法学是国家人格意欲、行为时所应遵循的规则,通过这一命题,国家法学的展开可能性被打开了。[16]

  与格贝尔将主权概念作为政治口号加以处理有所不同,拉班德将国家权力和主权区别开来:具有最高性、别无上位权力的国家权力为主权。所以,德意志帝国作为联邦国家既有国家权力又有主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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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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