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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秩序之建立

——政治伦理秩序的双重维度

更新时间:2012-11-03 10:54:37
作者: 肖祥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以建立正义的政治制度、合伦理的权力运行规范、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为手段,以追求合理公平的政治关系和人的解放为基本目标,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政治理想目标,并以其革命性、科学性和道德性的崭新特征,切合中国政治变革的需要,在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形成、发展和成熟,引起了20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政治伦理文化的伟大变迁和中国政治生活巨大变革。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的新境界,从制度和心灵的两个维度建构了中国政治伦理新秩序,并从理论和现实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制度秩序与心灵秩序:政治伦理秩序的双重维度

  

  伦理秩序是通过伦理规范的约束和社会个体对伦理规范约束的心理认同而实现的社会秩序。作为一种规范体系,伦理秩序随着社会生活的个体化、经济交往的自由化、人际交往的复杂化、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而发生变革;作为一种应然状态,伦理秩序是一个社会发展追求的良好运行状态。“伦理秩序”作为一种“伦理关系的结构性存在” [1]P59,首先是一种客观性关系结构,这种结构自身具有客观交往规则,并以制度秩序为表现形式;其次是作为一种主观性追求和表达,并以心灵秩序的形式得以呈现。政治伦理秩序亦然。所谓政治伦理秩序是通过政治伦理规范对政治主体的行为和心理实施影响,从而实现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活良性发展的秩序状态。

  一方面,制度秩序是政治伦理秩序实现的刚性基础和保障。制度秩序是在一定的政治价值目标的引导下通过一整套制度规范体系而实现的。首先,制度秩序确保政治伦理秩序价值目标的方向性和正确性。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而言,政治价值目标确立起着旗帜和标杆的作用。任何政治制度的设计,“都必须兼顾两项最基本的政治价值:政府的权力必须完整强大,而人民的权利必须获得最坚固的保障。” [2]P143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制度规约,就无法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再次,政治伦理秩序内涵于制度秩序,是制度秩序的基本内容。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的制度化,因为制度化实际上意味着理性化、正规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由利益的高度分化引发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和社会伦理失序等诸多问题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资源的整合需要伦理道德的支持,但也必须有制度的制约,才能使多元利益主体有秩序地参与政治生活,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在发展中求得和谐。因此,在政治伦理秩序建设过程中必须使制度与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政治伦理秩序的制度化一要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形成良好的政治民主提供有效保障,二要通过制度安排,反对和剔除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行为,从制度上对此进行约束。

  另一方面,心灵秩序既是政治伦理秩序得以形成的前提性心理基础,也是一定制度秩序良性运行后社会心理的和谐状态,也正因为如此,政治伦理秩序的建构必须有赖于心灵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如果说制度秩序立足于社会经济政治秩序而对人们提出普遍的政治伦理要求,其核心问题是“应该怎样”;那么心灵秩序则指政治信念、政治价值理想、政治道德主体性的确立,强调政治活动主体的自觉性,其核心问题是“我要怎样”,达到一种对政治理想信念的自觉服膺。心灵秩序的发生过程是由政治心理到政治认同,再到政治参与和政治结果共享的过程。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政治现象、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政治心理总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的政治心理素质,包括对政治的兴趣、政治的效能感、政治知识、公共责任感等,导致了个体现实政治参与的差异。政治心理是前提,是一切社会政治良性运行的基础,在其上才有可能形成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主体对政治统治体系(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运行)的一种主观、能动、积极的反映,是心灵秩序建构的最重要的环节。只有广大民众对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表现形式产生政治认同,才能形成政治参与和政治共享。政治参与是政治心理和政治认同在行为层面的反映,是心灵秩序的外在表现。政治共享是政治心灵秩序形成所达致的一种美好的、和谐的状态,它表明政治价值性的获得。

  真正具有渗透力的政治伦理既是理性化的,同时还包含政治活动参与者的主体性认同、向往和信仰——对政治价值的认同和政治理想的信仰构成了政治伦理秩序长久而深沉的心理动因。政治心灵秩序关注于政治情感的生成,把政治活动置于人性的基础之上,使政治真正成为主体人的社会存在方式,避免了将政治与人性割裂而使政治规范苍白无力的偏颇;关注于政治行为的发生动机乃是主体的内驱力而非外界的强制性,使政治活动的工具性与人类社会、人的最终发展相契合而不是相背离;关注于政治行为结果上的内心体验,求得民众广泛的内心平和、愉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伦理秩序的建立不能局限于伦理制度的规范秩序,而更应该注重人的心灵秩序的建构。

  

  二、制度变革:中国政治伦理制度的历史性转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并对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制度进行了伟大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治实践及中国政治伦理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实现了中国政治伦理制度的伟大变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发展了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更加重视从制度建设上处理和协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政治活动主体间的伦理关系,初步回答了“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推进了中国政治伦理制度朝着规范、公正、民主的目标前进。

  毛泽东对中国现代政治伦理制度的历史性转型的伟大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其二,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从而实现了政治伦理制度翻天覆地的变革。首先,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现代中国政治伦理制度历史性转型的基础性工程。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人的工具,这就为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是实现现代中国政治伦理制度历史性转型的关键环节。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凸显人民性,正是新型政治伦理制度最根本的特征,区别于中国传统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伦理思想。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实现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的主体归属,实现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的价值导向和价值共享,从而实现了政治伦理制度前所未有的变革。当时的制度秩序的建立“源生于战争时代的‘革命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经验积累与有效利用;依靠‘领袖权威’和‘道德英雄主义精神’而树立起来的社会‘信念伦理’或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原苏联影响的共产主义道德的思想宣传和理论建构。在实现国家政治解放和社会结构性变革的非常时期,这些因素对于创建新的社会伦理秩序、规范民众道德行为、整合民德民心等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3]P20但是,毋庸讳言,毛泽东对政治伦理制度的历史性建构过多地强调、甚至夸大人的主体性作用,并造成了中国政治民主发展出现了重大挫折,这种历史性缺陷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认识并改进。

  邓小平更强调的是制度建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我党过去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4]P333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4]P297 “制度是决定因素”。 [4]P308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认为,稳定党的政策,巩固社会主义也要从制度上入手。他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4]P333首先,制度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制度一经形成,就能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言行,使人们的言行自觉地纳入制度的轨道上来,“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P333其次,制度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制度就其本质功能来说,它是对全局起作用的,局部、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全局。再次,制度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稳定的重大问题。虽然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制度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但是这种完善是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保持制度的稳定性,有利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正常、有序进行,“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4]P146最后,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是一个带有长期性的问题。制度一经形成,就要长期坚持下去。邓小平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入手,多次阐述了从制度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要长期坚持下去。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推进了中国政治伦理制度的历史性的当代转型和深化,使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成为新时期的政治共识。

  其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往开来,使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在制度的保障下实现了新的发展。为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确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江泽民积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伦理核心思想——“以民为本与执政为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以爱国主义作为新时期政治伦理的精神之魂,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以凸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有效回答了新时期政治伦理建设如何实现的问题。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推进下,从政治价值理念、政治组织伦理、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主体伦理等方面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政治伦理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在制度建设的道路上开拓创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取得了喜人的硕果。

  概而言之,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倡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制度的伟大变革和历史性转型。

  

  三、心灵安顿:中国政治伦理心理的伟大变迁

  

  黑格尔说:“伦理关系本质是现实合理性的秩序中的关系。”[5]P274伦理秩序是现实的社会结构中的伦理关系的客观性、必然性及其展开。在黑格尔看来,伦理秩序包括了两个层面:内在的精神秩序和外在的规范秩序。现代制度经济学奠基者康芒斯在其《制度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制度”实际上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解放和扩张,社会制度不仅包括“显性制度”,如社会法制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也包括那些“隐性制度”,如社会风俗礼仪和道德伦理等等。社会显性制度以外界力量来起约束作用,显然,它构建了一个社会的制度秩序;而社会隐性制度从人的内心来起约束作用,它构建了一个社会的心灵(心理)秩序。社会隐性制度的约束力与社会显性制度的约束力相比,其作用是深刻而长久的,其作用方式是广泛而持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和建设,不仅构建了制度秩序,实现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序地发展,同时也为中国广大民众建构了积极、和谐、幸福的心灵秩序——尽管它依然是一个“在途中”的发展的事业,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政治伦理心理的伟大变迁,即心灵安顿。

  首先,广大人民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前所未有地享受着主人翁地位优越感和心理满足感、满意感。新中国的成立表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到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状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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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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