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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胸怀天下的行者

更新时间:2012-11-02 17:07:05
作者: 张晓波  

  

  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出走

  

  “是的,‘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灯火’,可是在今天,这样的‘文学’在哪里呢?这样的灯火又在哪里呢?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文学,这样的灯火,可惜的是,我还没有找到。”

  2002年,已经被视为“新左翼”中坚力量的北大中文系学者韩毓海在一本充满“攻讦与怨怼”的著作《知识的战术研究》中如是说。自1997年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知识界的左右大论战中,韩毓海的出现,实在是一件很突兀又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1998年之前,30岁出头的韩毓海,已经是文学批评界相当知名的评论家。短短四五年间,韩毓海连续出版了四本著作:《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锁链上的花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就是放在今天来看,韩毓海当时的这些文学批评性著作,仍然凸显锐气和锋芒。1991年,26岁的韩毓海博士毕业,其导师是著名的评论家谢冕,韩毓海当然继承了其导师炽热、浪漫的学术品质,且文字多产。不仅是在北大,甚至在全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韩毓海也是众所周知,他“年龄虽小,辈分却高,上学早,出道早,成名早,这是所有神童学者的必由之路”(高秀芹语)。

  很难预测,如果韩毓海仍坚守在现代文学评论领域,今日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但很明显,韩毓海的雄心并不在自如、优裕的文学批评领域,恍然回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经历的人类文明、中华文明迎接大挑战、实现大跨越、大发展、大转变的空前时代。在《知识的战术研究》一书的序言里,他已经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在上世纪末遭遇到的尴尬。90年代,改革开放在经历了1989年至1992年的短暂休克之后,彻底开动市场经济的马达,中国的经济快车开始了新一轮的高歌猛进。文学创作,在市场化的时代,越来越流水线化,并自觉走入资本主导的超市体系,直接明码标价,任人采购。衡量文学成就的标准,从“国民精神的灯火”,转化成了“发行量、版税、销售码洋”等等市场化的标准。与上世纪80年代的整体文化热语境相比,90年代学术文化界分化严重,高雅艺术、精英文化在开放且无引导的大众市场面前遭受前所未有的冷遇,局面相当尴尬。

  80年代,正是韩毓海孜孜求学的年代,他先在山东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孙昌熙先生(孙昌熙先生1953年在山东大学首开新中国以来的“鲁迅研究”课程,可谓是吃螃蟹的第一人,1957年孙与他人合著的《鲁迅研究》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最早的一部系统地研究鲁迅的专著)。受导师影响,韩毓海对鲁迅下功夫颇深,在此后的著作中,也常见到他对鲁迅独特的解读,如2000年的《世界的疾病》一文,他这样写道:“正如鲁迅1936年的患病和逝世被理解为:巨大的历史灾难,战争、民族的苦难最终凝结为核,在这个多灾多难的秋天摧毁了中国的良心。而他的遗容或者病容被复制为石膏面模,永恒的保存下来,大上海万人空巷,人们在他遗容前动容下泪,幡然悔悟。他的死变成了一个民族复活和苏醒的庆典——这一切恰恰是由于造物主选择了他最伟大的儿子来承担‘一切疾病’并作出牺牲,才使得一个民族从疾病和死亡中彻底摆脱出来,从而走向真正复活和苏醒,走向历史的转折。”一般文学研究者写到这里已经是“妄语历史的出格之举”,但是韩毓海的气势和雄心远远没有打住,他接下来写道:“而在20世纪的1936年和1976年,绍兴周家的两位长子就是这样,分别以他们的疾病和逝世推动了历史的转折——推动了历史的苏醒和民族的复活。”这才是完整的韩毓海,也是他最有活力的所在。

  1988年,韩毓海从山东大学考到北大读博,研究方向从现代文学转为当代文学,他就更有理由直接地跳离书斋,参与到现实的思想界的激荡中去了。随时代的大势,韩毓海是大字小字都写过,步行骑车不落下。可眼看80年代的文化热已成过眼烟云,覆巢之下,文学批评这个本来算是文化热中最热门的行当,却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韩毓海导师谢冕先生坚持主办下来的“批评家周末”的活动,也抵不住90年代初起来的“个人”“消费”“挣钱”等等的煽动,慢慢办不下去了。其实,撇开市场经济对人文学科的冲击不谈,90年代的文化界内部本来就流行一种浅薄、单向度声音:凡是“自由”的,宣传“个人主义”的,讲究“无价值判断”,实验的,先锋的,审美的,就是好的,就是超脱一切意识形态影响的、最“纯粹”的文艺;而凡是“左翼”的,强调“革命”的,有“阶层立场”的文艺,都是“没人性”的,是顽固,是余孽,是马列主义老太太,是历史的泡沫和残渣。虽然当时媒体的宣传还有一些些人格分裂的倾向,但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文艺界、思想界内部的价值观反而一体坚固起来,学术界内部的充满思想性和政治性的严肃论争也消弭了,到处弥漫着“历史终结”的价值观。而作为“国民精神灯火”的文学,还能活下去吗?

  在这样去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一个操弄“意识形态”武器、以真正的批评为业的文学批判家还有何用?是随声附和,奔忙于各种各样的新书发布会,为形形色色的商品出版物鼓吹站台,还是坚守书斋,焚膏继晷,皓首穷经,做着无人问津的学问,讲着毫无听众的高头讲章?这样的困境不仅困扰了韩毓海,更困扰了无数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几乎所有人都对知识和教育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一方面,物质生活极大提高,物质繁荣,汽车、别墅这些国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走进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教育方面待遇很低,连北大都出现了根本留不住人的状态。1997年,受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的总编辑彭波的邀请,韩毓海奋笔疾书《北大魂兮归来》一文,并发表在《中国青年》五四专刊上,这篇直抒胸臆的文章满页流淌着书生意气,凸显出韩毓海的才子气概、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但同时,这篇文章也已经接触到当时中国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面对空前的挑战与转变,教育该到底怎么办?百年树人,北大到底该怎么办?当时有人认为此篇文章是给北大抹黑,连主办《中国青年》的团中央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杂志甚至差点被停刊。但很快,中央召开了关于发展教育的会议,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庆典上,江泽民直接提出: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985建设从此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现在来看,《北大魂兮归来》一文虽是书生意气,但它表现出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刻的危机意识,却撬动了中国改革中最深层次的问题的解决,功莫大焉。

  1994年至1995年间开始的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给出的结论是平面的——人文精神在市场化面前只有失落。其实从始至终,这场讨论只局限在“精英知识分子”内部展开,其讨论的标准仍然是前现代的标准“何为人文”、“守住经典”等等。其结果,市场只按照强势利益集团设定的轨道继续高速运转,怀旧的知识分子继续如窦娥般失落,自说自话。作为这场大讨论的旁观者,韩毓海后来如是评价:“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知识分子的这种失落感并没有导向对原有知识的反思,也不意味着这些知识的失落;在现实中,这种‘失落’的姿态反映的毋宁是,在当代经济社会的利益博弈乃至‘分配不公’状态下,知识分子对自己‘精英’地位‘失落’的不满和焦灼。”显然,韩毓海对于这一讨论缺乏实际的内容与内在的深度,颇为不满。

  随着自上而下层层推进的市场化的扩展,带来的一个比较“良性”的结果:市场化的经济效益终于溢出,惠及到作为国家重点人才储备库的大学,同时,国家将教育、医疗、文化等也逐渐纳入市场化的轨道,上层“精英”们的机会渐渐增多,批判性知识分子纷纷转型,要不是彻底宅入书斋,淡化思想,积累学术,远避批判;要不就是变身为公共媒体上常常现身的“姿势分子”,半引导半迎合大众审美取向,与大媒体时代合欢而舞。当时寥落的几声对世界终结图景和市场化狂潮的批判,渐渐落得讲者慷慨激昂,听者麻木不仁。

  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遇到了较多深层次问题,特别是资本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极大挑战:中国的过度出口,依赖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国内基层民众的生计提升,依赖于先富者的“滴漏效应”,这种模式的“全球化”是否可以持续?思想界急需更新理论视野和理论方法,以深度分析和批判当代的状况。“人文精神大讨论”没有触及到的思想领域,90年代末必须要进入了。纷乱的时代给思想界出了题目,但答卷迟迟交不出,一场大论战呼之欲出。1997年底,汪晖在《天涯》(1997年第5期)杂志刊发《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这篇批判性檄文高度概括了80年代启蒙主义在90年代的无力与失语,并提出了90年代的新问题:知识界如何在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本质化语境中突围,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地欢呼“历史终结”?还是寻找另一种历史的可能?该文提出,中国思想界必须重新唤回批判的精神,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产生的巨大反响,远超汪晖本人的预想。

  什么是当代中国的真问题?1998年,韩毓海以高调的姿态,介入了这一场改变其学术道路的论战。这场“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不仅撕裂了20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地图,甚至于在今天,分裂始终在加剧,而不是弥合或对话。

  韩毓海第一篇关于左右论战的,是刊发于1998年《天涯》第1期上的《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他提出:发达国家和国内先富阶层主导和推动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正面临根本性的挑战,中国在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特别是思想文化思维方式上面临全面挑战,目前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不可持续,支配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模式已经落伍,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以克服广大基层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旧的市场化、全球化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在该文中,韩毓海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一员,对90年代末知识界的庸俗展开了批评:“在这个合理化的,很少被反思的知识体系知识制度中,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个日渐温驯的‘博雅之士’。真正造成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并不是笼统的市场化过程,它恰好表现为在这个科层制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和精英化,而在此意义上社会功能性的丧失与有机知识分子的消失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

  对比人文精神大讨论时所谓知识分子的“失落”感,韩毓海的判断要准确的多、深刻的多。知识分子是“失落”了,但“失落”的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而是“社会功能性”。而在1998年,为新自由主义合法化提供辩护的专家与精英们,自以为是前所未有地掌握了文化领导权,产生乐观主义错觉。而历史终结的最后胜利,恰是专家精英们亲手构造的假象。

  1998年,不愿做“埋没于假象中的文学评论家”韩毓海出走了,走向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在“攻讦与怨怼”中横冲直撞,毫无惧色,论战领域跨越大学教育、知识产权、历史地理、城市研究。四年后,韩毓海如是评价自己的这番毅然决然的出走:“一个人只有生活在攻讦怨怼之中,夸大点说,只有生活在真实的斗争中,他才能感到生命的意义。”韩毓海的这番出走,按照他在1998年至1999年一系列的论战文字的说法,是不满于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的思想界无力状态,是要勘探当下历史的真实图景。而这一真实的获得,只有在更为广阔的对现代中国历史曾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的强烈关注和探求之中,才能真正明白其内在动因。

  

  触摸革命:历史与经验

  

  韩毓海1965年出生在山东胶东烟台,现代中国的历史,并非与其擦肩而过,恰恰相反,与其家族的际遇紧密相关。中国百年革命与波折,山东几乎都首当其冲:甲午战争,胶东北洋军港,为日本摧毁,洋务运动三十年之艰辛一旦成灰烬;义和团运动,山东是发源地之一;五四运动之爆发,为夺回胶东主权,也是成因之一,抗战军兴与人民解放战争,胶东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如此,胶东的知识分子思考国族命运,不是应有之义吗?

  在韩毓海的回忆中,从小一直到十几岁,他都是跟着自己的姥姥姥爷在胶东的农村生活。而姥爷传奇的经历,几乎能勾画出一部曲折的中国近现代史。姥爷很小就闯关东,当时还是伪满洲国时期,竟被选拔去日本学日语,回满洲后,就成为了买卖襄理,后创办了吉顺丝房,对外(主要是日本)出口中国丝绸,曾经去过十几次的日本,日语相当流利,在东北当时的所谓民族资本家中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但是韩毓海的姥爷最后还是变成了道地的农民,这里有段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姥爷的公司是靠做日本的买卖维持的,带有买办性质,1945年日本投降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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