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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八零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更新时间:2012-11-02 09:42:31
作者: 柳红 (进入专栏)  

  

  燕山大讲堂184期

  主题:八零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嘉宾:柳红(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者)

  

  【要点1】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误今人。

  【要点2】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要点3】“三代同堂”的经济学家群体发挥的作用,一个是出生在1900-1920年代的第一代——马洪、蒋一苇;第二代是出生在1920-1940年,如刘国光、吴敬琏、高尚全、董辅礽等;第三代是出生在1940-1960年,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又经历过务农、做工、当兵,对中国社会有深入的体察。

  【要点4】1980年代的改革,其实孕育中国后来多种走向的基因,某种历史的能量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丧失,反而会积蓄和裂变,就如同某些宇宙能量一样。

  【要点5】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

  【要点6】80年代的青年人虽物质匮乏,但大家精神饱满。现在有太多现实考虑,但中国未来只有年轻人,只有他们。不能总想搭便车让别人奋斗牺牲,我享受成果,这是没有的,只有靠自己,每个人做一点会更好。

  

  “80年代,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

  

  柳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星期五晚上很堵,将近周末的时间来听这么一个时间稍微有点遥远而且沉重的话题。可能有些朋友看过八零年代这本书,有些朋友没有看过,我今天想讲什么呢?我想讲一个经济学家群体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说是群体的故事?因为1980年代这些经济学家以群体存在,他们在舞台上发挥作用,启蒙人们的心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但这个群体在历史上作为整体已经消失了,所以人们不知道。现在人们知道一个一个经济学家明星,比如2008年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那一年是中国最High的一个年份,加上奥运会,各媒体有很多评选,比如“30年30人”,或者对过去30年经济改革贡献最大的十位经济学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等,聚焦在几个人身上,他们是否能代表这30年?中国30年的改革是由80年、90年代和2000年之后的三个十年组成的,而在我看来这30年可以分成两段,有两个改革:1980年代是一个改革,1980年后是一个改革,这两个改革路线不同,走的道路也不一样。

  因为是研究,所以讲历史时一是一,二是二,今天我只是想还原这个历史。今天来的朋友有年纪大的,你们经历过80年代,有一些是年轻的,可能是80后。刚才在办公室接待我的一个年轻人,刚一说到1989年,他说我还没有出生。所以今天的讲座你们可看一看那时候是什么样的。

  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三代经济学家同时出场,因积蓄了很久,此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未能够发挥作用之时,这时候三代人同时到场,我把这三代人用年龄做了一个划分:

  “三代经济学家同时出场”

  柳红:一个是从1900-1920年作为第一代。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是否有经济学背景,有些经济学家你们熟悉,在这里我要说一些名字,即使你们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他们是一个符号,我希望今天晚上讲完后大家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够认可“那个时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是这样的经济学家群体发挥的作用。”1920年第一代年纪最小的人是谁?——马洪,他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后做过社科院的副院长,后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总干事,是当年的高岗的“五虎上将”,从延安到东北,然后进京,后因“高饶(饶漱石)事件”打下去,30岁时在东北工业系统里处于重要的位置。如果以1980年来看,马洪是60岁,当他们重新工作为这个国家服务时已经60岁。

  还有一位是蒋一苇,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马洪后的一位所长)。蒋一苇是《挺进报》的报人,1948年这个机关被破获,蒋一苇逃生。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当然他做过国民党,后加入共产党,后来是右派,一辈子在波折中。再早一点是1904年的薛暮桥、孙冶方等,“他们几乎都曾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是“经典”的革命者,也是经济学家。是他们,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理想,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又是他们,最早觉悟到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制度,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他们是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一代。”这一代人的特点是他们有领袖的素质,不是靠一个人在书斋里做学问,而是他们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他们创造了很多事业,非常了不起。不过今天晚上他们不是我要讲的主角。

  第二代是1920-40年的一波,“这一代人在民国时期接受过高等教育、初等教育追随共产主义,参加共产党;或者在1949年后系统地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又或者在50年代、60年代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他们目睹了一个制度的溃败另一个制度的兴起。他们参与了体制改革,也觉得经过改革的制度有各种弊端。他们将学术理念、国际视野融合,承上启下。”第二代人的代表人物有刘国光(现在将近90岁)、吴敬琏、高尚全,他们都属于第二代,还有董辅礽(2004年去世)。

  第三代是1940-60年,“他们在50年代、60年代受过教育,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又经历过务农、做工、当兵,对中国社会有深入的体察。70年代末,他们重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投入改革洪流。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以30岁左右的年纪切入改革核心问题,参与和影响了既理想又务实的中国改革。”

  这是我在书里讲的这三代人,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历史被遮蔽得很厉害,尤其是八十年代的历史。有一次我在海外参加一次会议,海外汉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92年开始(南巡讲话后),不知道中国有过一个1980年代,有那么一场火热的年代,非常遗憾。

  

  “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误今人”

  

  胡适说要还他们的本来面目,“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用了“诬古人”、“误今人”,所以还本来面目是要对得起古人,如果没有一个是非判断就可误导了今天的人。这些年我有5年时间做80年代这段历史,中间有很多曲折,随着门打开的程度,现在为止我采访了100多位历史亲历者,一小块一小块历史慢慢串起来,在我这儿的历史图像越来越清晰,我知道了一些非常残酷的历史,很痛心。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曾经我采访一位经济学家,他讲社科院经济研究编辑部的事情,我想采访他提到的一个老先生。后来中间朋友帮我联系,反馈给我的是,他看我写的《吴敬琏传》,对我有意见。我马上给经济所另外一位老师打电话,说有一位老师我想采访他,而他对我写的传有意见,您说他会对哪一段历史有意见?那位老师说“一定是1956年。”1956年发生了什么?经济所在1956年青年团和党支部之间有过一场争论,结果非常不幸赶上反右,当时的青年团胜利了,党支部连上了反右,两位被打成右派,被打成反党集团,牵扯到20多人,此后他们一生都非常悲惨,直到80年代才平反,有的已经去世了。

  1956年的这段事我在我的书里写了,只有几页很小的篇幅。当时我采访了5个人:吴敬琏、周叔莲、黄范章、乌家培、张卓元,就这样一小段的历史,青年团和党支部争论的事我采访了5个人。党支部的人年纪比较大,可能不在世了,采访青年人后觉得把这段事搞清楚了,就按我采访的内容而写。我写这段事做了小小的评论——“好像年轻人赢了,但是一场悲剧,那些人一辈子在右派生涯里”。前面我说对我有意见的那位老师是青年团的一个人,因为和党支部的意见一致被发配到内蒙,1981年才回到北京。我听后非常吃惊:根本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事情,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已经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今天我们写历史没有做更多的研究再一次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所以在两年前我批评吴晓波《吴敬琏传》时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叫《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一开头我做了自我批评:写历史要特别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能给别人造成这样的伤害。我就举了这段事,已经采访了5个人还发生了这样的失误,非常过意不去。没想到我在报纸上的自我批评这位老师看到了,去年《新京报》评年度“十本好书”,《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为年度好书被评上,《新京报》做了整版报道。这位老师看到后给一位经济研究的老先生打电话说:请你转达柳红之意,她以一己之力做80年代的研究。那位老师顺便说“柳红想采访你。”“让她来吧。”于是我走进了他,因为走进他,历史又打开了许多。历史在我这儿一点一点打开,慢慢串起来。所以“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误今人。”

  上个月我在莫干山开了一次会,大家知道1984年有一个莫干山会议,今年9月15日重上莫干山。当然会议今非昔比,完全不是过去的风貌,我处于一种情感想去看一下。有人也说不要神化那个时代,我想没有神化,是因为我们对它的了解不够,谈不上神化,不是神化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去了解、去知道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卡尔《历史是什么》一本书所说)。我们站在现在要了解过去,通过了解过去能够更好的理解现在,这才是我们研究80年代的意义。

  

  “80年代——英雄不问出处,年轻人的舞台”

  

  今天讲的故事是第三代,这本书里第一、第二代篇幅很大,第三代篇幅很小。有一次我在复旦大学讲,学生提问为什么第三代写得这么薄,如此不成比例?其实我要为第三代专门写一本书,并做了大量工作,而且离这些人更近,今天把这样的故事讲给你们听。我做一个图,因为不可能太深入讲专业学科中的东西,就画一个树,一个示例图,他们在历史上的位置在哪儿,今天这些人在历史上处在什么位置,历史上的人在这个地方今天又到哪里去了。1980年是这么分期的:1979-1989,中间是1984年,这是一个关节点,如果有几个阶段的话,是这样的两块。1979年之前这些人开始登场,1979年之前他们在哪儿?所以就要讲1979年之前。

  我说的第三代是“老三届”,66、67、68年的初中、高中、大学生就是老三届。1976年文革结束,在天安门有一个四五运动,当时有一些四五英雄,后来登场的一些人就是当时的四五英雄。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原来不叫社科院,而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学部变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里分离出来了,而且1977年这一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招研究生。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办了一本杂志《未定稿》,以这样的方式让言论尺度大一点,当时《未定稿》发行非常大,最前卫的思想都在《未定稿》上体现出来。负责《未定稿》一个重要的编辑是李银河的父亲。

  1978、1979年有西单民主墙,当时官方对西单民主墙很宽容,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说这次会议体现了党内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民主。邓小平也说民主墙的好话。那时候北大学生水平很高,这次选举过程开了25次辩论会,2600多个问题,涉及范围之广,看了令人难以想象。最后北京学生有9名当选人大代表,非常了不起。后《选举法》修改,不允许竞选。而在当时是可辩论竞选的。这时候青年们开始聚会,纷纷从乡下回来,在插队时主要是河南、山西、内蒙、东北建设兵团,这时候回城,有些考取大学,有些没考上大学,但回到北京工作,自由组合、沙龙非常之多。

  在这里我必须要讲一个人——陈一谘,你们可能没听过他的名,但我要讲,因为接下来这段历史和这个人有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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