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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刘青峰:19世纪中日韩的天下观及甲午战争的爆发

更新时间:2012-10-28 17: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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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则把从万国公法中获得的概念,加以现代包装,说“虽言征伐,亦非胡乱征之,欲遵世界之公理”[9],这是典型的日本大东亚意识表现。其内容有二,一为将朝鲜变为日本附属,二是破除中国在东亚建立的朝贡关係,代之以日本为中心。随着日本把征韩付诸行动,必然是全面挑战在东亚残存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

   1874年春,日本出兵台湾。这是明治时期日本第一次发动对外战争。在战后谈判问题上,日本政府立场强硬,申令不得有“丝毫妥协”,训令要旨是“应利用此蕃机会,切断琉球两属之根源,打开朝鲜自新之门户。此乃朝廷微意之深秘大计也”[10]。副岛种臣是代表日本出使清朝谈判的特命全权大使,他故意“拒绝行三跪九叩头礼仪”,有意挑战中华帝国的华夷秩序;他的顾问李仙德,则曾献策变台湾为日本的殖民地,在同行前往中国的船上就赋诗说入侵台湾是“保护海南新建蕃”[11]。这裡,“新建蕃”一语正道破日本用民族主义包装的天下观是要扩张领土的本质。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日本国的天职”、“新日本的使命”,成为日本政治精英的口头禅。

   由此可见,日本从1870年代中日琉球之争和征韩论出台,再到1890年代末的甲午战争,都出于同样的逻辑,这就是具有“天下观”道德内涵的大东亚意识。因此,作为近代日本非战论者而闻名的思想家内村鉴三(1861-1930),才会在甲午中日交战之时写的〈徵诸世界历史论日、支关係〉一文中称日本军事侵略行动为“义战”[12]。担任甲午战争外交指导的陆奥宗光(1844-1897),在1895年出版《蹇蹇录》一书中也说,战争是由“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间之冲突”引起的。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这种把新文明和旧文明之战冠为“义战”的说法,其道德根据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法,而正是日本的天下观——大东亚意识。其准确解读是: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日本自称代表更为先进的现代;而对西方,日本又以代表东方价值自居,并要带领东亚抗争。甲午后,《清议报》上刊登了一名日本女士福田英子给中国女士的信,把上述日本观念用很浅白的语言说出来,信中这样写道:“尔来西势东渐。东方危亡之相迫,殆间不容髮,是实我东亚同胞所共忧者也。……中华与大和,同建国于东洋。立同忧同患之地。……令娘与妾,地域虽隔万里,心志既一。”[13]

   我们再来看看导致中国参战的观念。和支配日本捲入甲午战争的大东亚意识明显不同,中国之所以重视东亚,是出于经世致用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是要捍卫东亚残存的天下秩序,朝鲜的事是不能不管的,何况它直接影响京师地区的安危,比越南更重要。由此可解释,为甚麽甲午战败后在追究战争责任时,有很多人指出这是因为中国过分干预朝鲜内政引起。张佩纶认为袁世凯是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责斥说:“虽曰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如奴,并视日本如蚁,怨毒巳深,冥然罔觉。”[14]张佩纶用“如奴”、“如蚁”来形容袁世凯对朝日两国的飞扬拔扈,虽为斥责之词,但也离实际情况不远。

   确实,正是在干预朝鲜内政中,23岁的袁世凯初露锋芒,诱擒大院君,扎营三军府,并为朝鲜代练新军。1884年,亲日派金玉均、朴泳孝勾结日人,发动甲申政变。袁世凯又断然决定带兵入宫,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此后,袁氏与主张“联俄制日”的李鸿章内外呼应,积极强化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袁世凯在朝鲜的地位,俨然如“监国大臣”,控制朝鲜的内政与外交[15];“韩人称之为袁总理”[16]。在袁世凯主持韩政十馀年中,“朝鲜事无巨细,凡与所谓宗主权有关係者,袁氏无不积极加以干涉。”[17]史家在讨论袁世凯干预朝鲜内政时曾有这样的评论:“此次派兵乃自元朝以后中国干预韩政最积极的表现,同时可说是中国改变对韩政策的转捩点,此后,中国的朝鲜政策乃骤转积极。”[18]我们认为,元以后中国对藩属内政的弱干预,和宋明理学的天下观有关。而甲午战争的爆发,不能仅仅归咎于袁世凯的个性和少年气盛以及李鸿章对外政策的失误;它是在经世致用的天下观指导下,中国面对全球化冲击时捍卫自身在东亚中心地位的一种选择。

  

   五、简短的余论

  

   当民族国家竞争激烈、而国际法又不足于解决民族国家之间利益争纷之时,出现那种于对中国天下观是代表了和平与秩序的道德想像和期待,是不足为奇的。这裡或许有着善良的愿望,或许是对全球化国际新秩序的追求。然而,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对“何为善”存在着多元理解。这时,我们必须看到仅仅依靠道德,是不能建立合理的全球秩序的。作为思想史研究者,我们要指出对某种思想观念的遗忘所带来的危险性。

   一百多年前,甲午战争爆发时,将中日韩三方捲入战争的思想原因,当时人人皆知,各有各理。正如本文分析指出的,甲午大战是中日韩三种天下观、三种对世界道德秩序安排冲突的结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事件本身被转化为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之时,支配该事件发生的观念却被遗忘了。事实上,正因不了解该事件发生的思想原因,20世纪历史学家对甲午战争爆发的解释众说纷云[19],甚至认为这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谜。本文追溯一百多年前甲午战争爆发的思想原因,或许有助于我们重温赫胥黎的名言:“人们不大记得的历史教训,正是历史给人的一切教训之中最重大者。”

  

   参考文献:

  

   [1] 本文为 2004年蒋经国国际学术交基金会资助的研究计划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Politica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Comparative Study (RG019-P -03)” 研究成果。在此,我们对以上资助机构致以谢意。

   [2]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 一般认为,在孔子和孟子言论中,“天下”才被明确赋予道德内涵。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孟子云:“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

   [4] 顾炎武《日知录》。

   [5] 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一书中说,中国的政治哲学优势“只是方法论上的纯粹理论优势,而与道德水平无关”,页23。

   [6] 诸侯的封土大的称为“邦”,小的称为“国”。《易·师》中有“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孔颖达疏为“若其功大,使之开国为诸侯,若其功小,使其承家为卿大夫。”又如《周礼》中有“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周礼·天官·大仲宰》)。郑玄注曰:“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

   7 《周易》卷八〈繫辞下〉:“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繫辞下》)。《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赵岐注:“国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也。”

   [8] 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页61。

   [9] 1860年以前中文裡的“主权”毫无例外地指皇帝的权力。甚至1861年冯桂芬仍在这一意义下运用该词。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句子:“上下不宜狎,狎则主权不尊。太阿倒持而乱生。上与下又不宜隔……。”(冯桂芬,〈複陈诗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沉云龙主编)

   [10] 甘怀真,〈从天下观到律令制的成立:日本古代王权发展的一侧面〉《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一)》高明士编,(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页182。

   [11]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西欧的冲击与开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页47-48。

   [12] 丸山真男,王中江译,《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0)。

   [13] 中村荣孝,《日朝关係史》(吉川弘文馆,1970)。

   [14] 陶德民,〈泊园徂徕学与明治时代的国家主义教育——藤泽南岳的思想〉,《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日本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9)。

   [15] 金得愰,《韩国思想史》,页175-176。

   [16] 黄秉泰(韩),《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页463。

   [17] 岸本美绪.宫岛博史,《朝鲜和中国》(历史批评社,2003)。

   [18] 林荧泽,〈中国中心天下观及其克服的课题〉(未刊),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06.5.18)。

   [19] 金观涛、刘青峰,〈从“天下”、“万国”到“世界”——晚清民族主义形成的中间环节〉《二十一世纪》总第94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6.4),40-53页。

   [20]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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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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