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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林:“不死鸟”张奚若

更新时间:2012-10-26 09:27:14
作者: 王开林  

  

  张奚若,无党派民主人士,曾任新政协筹委会常委、国务院教育部部长,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主要提议者,力主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以警示国人。

  

  他能讲人话,肯讲真话,敢讲硬话。在蒋介石面前如此,在毛泽东面前也如此。

  

  “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门”

  

  有人曾以揶揄、挖苦、“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他们无须在公共事业上多投入,多建树,只要能讲几句人话,肯讲几句真话,敢讲几句硬话,就功德圆满了。”然而在中国讲话并非易事,要看人话、真话、硬话究竟讲给谁听,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斗胆脱口。在中国,“祸从口出”是自古以来高悬的四字炯戒。

  用当今的民间标准衡量,政治学家张奚若堪称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能讲人话,肯讲真话,敢讲硬话。而且一以贯之,年轻时如此,年老时仍如此;在蒋介石面前如此,在毛泽东面前也如此,始终没有变得世故圆滑。他人谄媚他不谄媚,他人乡愿他不乡愿,其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得以水土保持,经久而不流失,着实不简单。是他运气特别好,还是人脉特别旺?恐怕一言难尽。

  经济学家陈岱孙评价老同事张奚若是一个“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的人物”。“学者”,毫无疑义。“志士”,从何说起?张奚若崇尚民主政治,捍卫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矢志不渝,陈岱孙称他为志士,可谓知人。

  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撰写回忆录,描人叙事,均是寥寥数笔,悭于篇幅,但他赞赏自己“最老的朋友”时却用足一千五百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读者留意:“张奚若这个人,王蒂瀓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张奚若刚严方正,却又博大融和。民国时期俊彦多多,他置身其中,仍以鹤立之姿引人注目。

  唯渊默者能作雷鸣。政治学家张奚若并不喜欢张空言以炫才智,他惜言如金,惜墨如金,强调“为政不在多言”,一旦开口动笔,就必有提神的妙句、醒脑的华章传播遐方。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的高徒易社强这样描写张奚若:“张堪称礼貌得体沉稳谨慎的楷模,总是隐忍克制,总是字斟句酌。有个观察者写道,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门,‘似乎永远是紧闭的’。”这样的描写堪称传神。

  中国从来就不缺少以身殉道的烈士,中国真正缺少的是在猛人强梁面前始终能够说上真话、进上直言的“不死鸟”。百年以来,这样的学者并不多,胡适、傅斯年、梁漱溟算得上,张奚若也差不离。

  

  牵着张奚若的“终身牛”

  

  张奚若出生于己丑年(1889),生肖属牛。他为人机警,谁想用绳索穿他的“牛鼻子”可不容易。留学之前,张奚若结识了陕西籍的革命志士于右任、杨西堂(他未来的岳父)、井勿幕等,加入了同盟会。张奚若曾亲聆孙中山的演说,这一回他倒是乐得承认:“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凡是牛鼻子,总得有人给它穿上长绹才行。张奚若终身崇尚民主政治,被这根牛绹穿了鼻子,他是心甘情愿的。

  张奚若认为,能用知识去办大事的人才叫知识分子。辛亥革命期间,他的足迹遍及陕、豫、沪、宁等地,为实现民主共和遍历艰辛,饱尝风露。多年后,他追忆往昔,仍不免兴叹:“由武昌到上海,沿途所见很难令人满意。当时我感到革命党人固然富于热情和牺牲精神,但是对革命后如何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在计划及实行方面就一筹莫展了。”正因为痛感“破坏容易建设难”,希望中国“更现代化一点”,他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到欧美的高等学府去“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24岁那年,他泛洋赴美,进哥伦比亚大学,原打算专修土木工程,后来因为对数学不感兴趣,再加上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先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所以权衡再三,选择了政治学专业。从1913年到1925年,张奚若在美国和欧州求学,度过了12个春秋,结识了金岳霖、徐志摩、傅斯年等多位同好,对欧洲各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充分的研究与观察。天天下笨工夫,日日做真学问,勤勉朝夕,终于积跬步而成千里。

  张奚若被誉为“中国的拉斯基”、“西洋政治思想史专家”、“主权论权威”。清华大学举校南迁之前,他开设的课程有《西洋政治思想史》、《柏拉图政治哲学》、《卢梭政治哲学》等,经其教导点拨,学生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来龙去脉往往会生出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张奚若授课,重在分析西方政治家、思想家的精神背景,兼及时代特征,目的则是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种下龙种。

  20世纪30年代中期,寇氛入境,救亡压倒启蒙。张奚若却选在这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在《独立评论》上接连发表两篇关于国民人格的文章——《国民人格之培养》和《再论国民人格》,强调个人解放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个人主义的优点能够培养出忠诚勇敢的人格,立国本、救国难有赖于许许多多健全的个人挺身而出,而非乌合之众一哄而上。勇敢的批判精神和不畏强暴的人格品质才是治疗“第二天性”(惰性和懦弱性)的良药。张奚若劝导学生要努力成为社会改革者,如果此愿难遂,能成为启蒙的政治学者、正派的教师也不错,顶糟糕的就是到国民党衙门里去当官老爷,作威作福。

  

  很少有学生敢修张奚若的课

  

  1932年,张奚若参加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代表教授会致词:“现在的青年学生最喜欢的是新奇的学说,最不喜欢的是陈腐的理论。本人没有什么新奇的学说,只有很少的陈腐的理论……现在诸位要踏上社会的旅途了,我就本着临别赠言的意思,向诸位说几句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吧……第一点是奋斗。社会是浑浊的、黑暗的、复杂的,诸位在学校里得书本上的知识,是不足以应付自如的,将来势必会遇到许多压迫和阻碍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屈服迁就,虽然在小节上也不妨姑且从权,可是我们的宗旨,正义所在的地方,都万万不能迁就,不能屈服。我们必须要奋斗抵抗。否则那就有负我们在校时的修养了!第二点是续学。学问无止境。我们在校时,尽管成绩很好,但是一到了社会上运用起来,立时就会感觉到自己学问的不足。而且学术是与时俱进的,我们若不继续求学,即使从前所学的,没有抛荒,也要落伍的。第三点是耐劳……”金岳霖打趣张奚若是“三点之教者”,应该不算冤枉他。

  平日出行,张奚若喜欢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杖,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稳架鼻梁,保持从容自然的绅士风度,严整之中颇见平易。张奚若认为,做学问要慢工出细活,鼓励钻研,容忍失败,一切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是水中捞月。“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即便这批人中间可能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学生对他的课有一个共识:“好上不好下”。在西南联大,张奚若的课素以严格著称。拾人牙慧、想走捷径者很难过关,而那些独立思考的学生,哪怕与张奚若的观点并不吻合,甚至正相反对,只要言之有物,自圆其说,就能如愿以偿地拿到学分。1936年秋,清华全校只有八位“敢吃河豚”的学生选修张奚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结果四人不及格(一人得零分),但他给张翰书打了九十九分,外加一分鼓励,让他破纪录地得了满分。此事轰动北平学界。

  

  徐志摩送给他的“性格素描”

  

  1925年秋,北京《晨报》主笔陈博生有感于国内思想界的萎靡不振和一般民众的精神疲沓,决意改版《晨报》副刊,请徐志摩出任主编。陈主笔宴请高朋,咨询良策,张奚若的意见最为尖锐:“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徐志摩网罗的撰稿人全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张奚若格外倚重,在整个棋局中,将他的角色定位为“有名的炮手”。仿佛恶作剧似的,张奚若写了一篇《副刊殃》交差。单看题目就知道,张奚若对当时的报纸副刊抱有强烈的反感和敌意,他在文中恶狠狠地表示: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徐志摩在《副刊殃》的文章后面加了一个长长的附注,其中的一段文字堪称“张奚若性格素描”:

  奚若这位先生,如其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像老头儿的下巴;这附生的青绿越显出他的老硬,同时也是他的姿态。他是个老陕,他的身体是硬的,虽则他会跳舞;他的品性是硬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不可染的威严;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候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他的文章,更不用说了,不但硬,有时简直是僵的了!所以至少在写文章里,他的硬性不完全是一种德性。但他,我一样侧重地说……他是可亲可爱的,同时也是可敬可畏的……我最初在纽约会着他时,我只把他看成一个死僵的乏味的北方佬——同时他看我当然也是百二十分的看不起——一个油滑的“南边人”。

  在调侃的文字背面,处处可见徐志摩对张奚若人品、个性的欣赏,甚至激赏。所谓“硬”,乃是率直和刚强的“合金制品”。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文人通常不敢得罪军人,更别说得罪军人领袖了。张奚若却偏不信这个邪。

  1936年11月29日,张奚若深感国事不容再马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两项要求:其一,“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其二,“令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此文直接触怒了第二十九军军长、当时的华北当局铁腕人物宋哲元。《独立评论》因此受到惩戒,被勒令“立即停刊”。

  

  抨击当局“独裁专断”,蒋提醒他“别太刻薄”

  

  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抨击当局“独裁专断”,“腐败无能”。蒋介石颇感难堪,按铃提醒,语气平和地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公道地说,蒋的表现很有雅量,他并未当众发飙,大骂“娘希匹”,张的表现则显得过火,有失绅士风度。等到下次参政会开会,国民政府不念旧嫌,仍给张奚若寄发通知和路费,张奚若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当时教育部刚性规定各大学系主任一律加入国民党,张奚若是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系主任,他公开反对,拒绝填表,也并未因此落职。

  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张奚若受邀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发表演讲,听众多达六七千人。一开口,他就毫不留情地抨击当局:“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个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张奚若给国民党政权下的评语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因此他认为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就必须“彻底废止党治”,在此前提下做到四点:一是蒋介石下台,二是组织联合政府,三是惩办反动分子,四是召集宪法会议。这位政治学家振臂疾呼:“假若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论言词之犀利、观点之鲜明、感情之丰沛和影响之深远,张奚若的这次演讲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相比毫不逊色。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为邀功请赏而妄自主张,偏转枪口,将暗杀的目标锁定为闻一多,而不是张奚若,原因只有一个:张奚若是同盟会老会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闻一多则是单纯的大学教授。张奚若说“无政可议”,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实为“免死金牌”。

  “反右”与“文革”受到周恩来的强力保护

  难能可贵的是,张奚若对是非的判断从未懈怠过,他那道比紫禁城的城门更严实的嘴也并不视乎利害而启闭。在西南联大时,他说过“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1956年上半年,在一次学习会上,他依然强调“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1957年5月,全国整风运动如火如荼,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张奚若放了一炮,他提出了十六字批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解释道: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有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扫除。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高速发展的。这一回,张奚若突破了以往的“三点之教”,升格为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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