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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以邻为壑的高考歧视

更新时间:2005-02-23 09:02:36
作者: 黄钟  

  

  几十年了,对各省、市、自治区高考录取线一直是实行差别对待。长期以来教育当局并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妥。

  现在民间似乎醒悟过来了,开始公开指责高考招生是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公。这与其说是权利意识的觉醒,还不如说更多是出于情感上的义愤。

  事实上,这更是一个公民权利保障的问题。

  毋庸讳言,受教育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

  正因为如此,无论1954年宪法还是1982年宪法都庄严地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我想,每一个公民都会为宪法的承诺心花怒放。遗憾的是,高考招生的历史和现实却从来没有为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增光添彩,而是阳奉阴违。

  

  高考招生名额的黑洞

  

  如今,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一年比一年大,1999年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130万人,比1998年的108万人的规模增长了20.37%。2000年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将达到180万人。2003年已经超过300万。无疑这为许多考生带来了福音。

  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我们从来只知道全国总共招多少生,如果不嫌麻烦愿上网浏览或到图书馆查阅报刊才会知道每个省市自治区招多少生,至于具体学校在每个省市自治区招多少生就难以从媒体上获悉了,对于招生名额大人先生到底是如何确定和分配的,根本就是神不知鬼不觉。

  尽管我们大都被驯化成了无神论者,不怕阎王不信上帝,但我们在高考的现实中却只能坐等权力来分配命运。长期以来我们除了相信大人先生们的超人智慧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外,别无选择。至于当哪个省市自治区或哪所高校想多争取一点招生名额时,是否存在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待价而沽的现象,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各省、市、自治区的高考录取率一直相差悬殊。比如,1999年广东省考生报考普通高校录取率为50%多,全国平均为49%,有的地区不足30%,而北京市考生报考普通高校录取率高达70%多,如果考虑到北京普及了高中教育,而其他省区不但义务教育没有普及,高中教育更是把成千上万的学生拒之门外,那么北京的高考升学率恐怕已经是世界之最了。

  这样的教育失衡并不是来源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而是户籍管制和公里制度的产物。是权力制造了中国高等教育人为的两极分化。这不仅仅是一个某些省市的人上大学的机会多少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公民受教育权有没有保障的问题。

  因此,招生名额的事先确定,至少导致了各地区考生只能削足适履。考生多考分高而录取率却相对低的地方就只能在权力制造的黑洞里听天由命了!到了这等地步谁还要在什么白皮书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有保证,岂不是睁眼说瞎话?

  为了辩解,有人说,北京、上海作为政治、文化或经济的中心,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有着众多的高校,这种优势是经过长期的积累形成的,高考大省即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省是不具备这种优势的。况且北京、上海还为所在高校提供了各方面的基础服务。投放名额的不平衡是由中国高校布局的不平衡造成的。

  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实际上是在为教育割据和高考特权张目,这也是40多年前的对自由的教育体制清算所结下的恶果。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甚至说这种情况是“历史传统的延续”,并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我不知道蔡元培先生、胡适先生等是否曾把“招生指标”作“买路钱”,给堂堂的北京大学留下过北大必须多招“北京人”的“历史传统”!但我知道那时候根本就连所谓的“招生指标”这一说法都没有。我也没听说过张伯苓给南开、李登辉给复旦、梅贻琦给清华立过这等规矩。但我知道就连南开中学的学生都来自四面八方。权力的捉弄才以致于中国的教育一步一步沦落到今天这等地步。在大人先生的眼里,历史留下的罪孽也比公民的受教育的权利更应受到尊重!

  想想看,美国英国财大气粗,同样是首都,为什么华盛顿伦敦却不是这样子?我们不要忘了,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怎么能出现“我爱北京”,而北京却歧视没有北京户口的中国人的怪事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提供了基础服务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了山大王的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中国是中央集权国家,所以才常说什么全国一盘棋,各地的孩子们才同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才可能为了50年大庆在北京投资1000多亿,……可现在倒好,北京等地却声称要率先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就像先过了河的马儿,拚命抢计划体制的教育遗产。改革因此也就不能不成为教育资源地方割据和封锁的最佳幌子!

  50多年前的宪法里规定“应维护各地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国民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里批评这是虚应故事。难道我们今天的宪法和法律还要重蹈画饼充饥的覆辙?

  高考招生的苦乐不均就在于存在着不受制约的权力,就是提点看法还得看它高兴不高兴。现在普通高校实际上处于条块分割状态,地区性学校基本上是招本地区的考生,即使是教育部直属院校招生也是这些院校对所在地区的招生比重要远远比别的地区大,比如,北京大学基本上保证在北京市的投放名额不少于八分之一,居然还有人说比例不算高。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考虑到北京户籍人口才1380万,首善之区岂不成了便宜先占之区?而且在这种占山为王的情况下,原来的一些部属院校划归地方或由中央和地方共管,北京上海和贵州青海谁更有利,一目了然。一边是锦上添花,一边是雪上加霜。高校共管共建变成了利益均沾。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形下,又有多少人将因食“教”而肥?!改革使得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更没有保障了。

  也正因为这样,北京等地凭着得“权”独厚的优势,提出了要在全国率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因此,高等教育在权力的保驾护航下,也会是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哪所名牌大学想对国内的考生一视同仁,在没有法治的大背景下也是强龙难压地头蛇。于是在严格的户籍管制之下,北京上海自己出自己的高考题,自己招自己的生,俨然一副国中之国的样子。还说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连国内化都不够!不过,我还是想提醒捏着中国高等教育命运的大人们注意,在英国,1993年招生30.5万人,因成绩不合格而遭拒收的有21万人,录取率不到58%,比北京低得多,而北京的人均GDP和英国不可同日耳语。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要建立统一的大市场,高等教育能实行各省、市、自治区各自为政相互封锁自给自足吗?高校招生的地区特权和地区壁垒所形成的巨大既得利益会强化畸形的地方独立性和排外意识,不仅增加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阻力,而且也不利于国家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对高等教育的地区性两极分化难道政府真的就束手无策,甚至还要推波助澜吗?

  

  公民丧失了平等的受教育权

  

  无论城乡,无论贫富,无论种族,神州大地上的孩子们,都同样用天真烂漫的稚声琅琅诵读过“我爱祖国”“我爱北京天安门”,谁敢说祖国回报给他们的,却只能是厚此薄彼的偏心,而不是一视同仁的慈爱?

  不!在祖国母亲的心中,手心手背都是肉。对此只要我们读读法律的规定,就能充分体会。多愁善感的人也许还会热泪盈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九条的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97年10月27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称,“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式,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照理说高考就应该是成绩面前人人平等。

  俗话说,君无戏言,更何况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承诺!

  但是,现实却一点也不信邪,视之如儿戏。自从产生高考以来,录取分数线就因地而异,差距甚大,高考招生从来就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实际上是长期违法,侵犯考生作为一个公民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比如北京市1999年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控制线是466分,而湖南则是556分,湖北为544分,最高相差90分;北京市去年第一批理科院校最低控制线是460分,而湖南则是537分,湖北为566分,最高相差106分;湖南文科部外专科最低控制线是514分,理科部外专科最低控制线是482分,都高于北京市第一批院校最低控制线。甚至连中国最穷的贵州省高考录取最低投档分数线理工科本科重点线是480分,文史类(含外语)重点线是514分,也高于北京市!

  2000年依然相差悬殊。北京市文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65分,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科重点本科528分,湖北省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史类第一批为535分,最高相差70分;北京市理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76分,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理科重点本科535分,湖北省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理工类第一批为559分,最高相差83分;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部外省文科专科492分,高北京市文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27分,部外省理科专科490分,高北京市理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14分。贵州省第一批录取院校(211工程及同批本科院校)最低投档分数线(原始分)理工类为474分,文史类为487分,均高于北京市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

  这组数字意味着在湖南连专科都上不了的人,如果他们能弄到北京户口就可以考上重点大学!也就是说,考生的户口比法律赋予他(她)作为一个公民的平等的入学和升学权利更重要。就这样,法律赋予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被长期公开地变成了省、市、自治区内考生平等,而这种“平等”恰恰表明权利地区间的不平等和高考招生的地区性歧视。能否考上大学出身比法律的规定更重要。至于长期这样做到底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由于没有相应的司法保护手段,这些人也就只有认命了!

  不但从总体看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没有保障,即使从具体的学校看也是这样。例如北京大学1999年录取分数线在北京与湖北、湖南、贵州文史类平均分分别为575分、610分、616分、585分,最高相差41分,最低分分别为540分、592分、589分、559分,最高相差52分;理科类平均分分别为613分、658分、638分、620分,最高相差35分,最低分分别为572分、636分、616分、599分,最高相差64分;清华大学1999年调档线在北京、湖北、湖南文科分别为524分、558分、581分,最高相差57分,理工类分别为588、635分、612分,最高相差47分;清华大学1999年在贵州的理工类调档线为600分,也北京高12分。

  姑且算这是由于北京有地主之便,那么京外高校录取分数线又怎样呢?南京大学1999年录取分数线在北京与湖北、湖南、贵州文史类分别为503分、572分、557分、548分,最高相差69分,理工类分别为531分、607分、592分、497分,北京与湖北相比差76分,但比贵州高34分;上海交通大学1999年理工类录取分数在北京与湖北、湖南最高分分别为601分、679分、648分,最高相差78分,最低分分别为561分、620分、599分,最高相差59分。我们再来看西南政法大学,1999年它的录取分数线平均分在北京与湖北、湖南文科分别为491分、566分、576分,最高相差85分,最高分分别为511分、583分、617分,最高相差106分,最低分分别为490分、544分、556分,最高相差66分,录取分数线平均分理科分别为500分、580分、560分,最高相差80分,最高分分别为524分、619分、619分,最高相差95分,最低分分别为460分、566分、540分,最高相差106分。西南政法大学对“地主”重庆的录取分数线平均分文科为545分,高出北京54分,理科为567分,高出北京67分,最高分文科为580分,高出北京67分,最高分理科为628分,高出北京104分,文科最低分为522分,高出北京32分,理科最低分为508分,高出北京48分;而中国政法大学对“地主”北京1999年录取分数线文史类最高分为574分,比同为直辖市的重庆的611分低37分,最低分为496分,比重庆的532分低36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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