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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勋:市场是自由与公正的天然盟友

更新时间:2012-10-17 16:39:15
作者: 王建勋 (进入专栏)  

  而是因为它与这些价值之间存在着亲和性。市场自由主义并不崇拜市场,而是充分认识到这种机制对于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的重要性,充分尊重它在特定领域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尊重自然规律一样。

  在周先生看来,市场的可恨之处在于,它是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他说:“放任市场最大的弊端,是它会导致极大的贫富差距。道理不难理解。市场竞争的逻辑,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不平等遂无可避免。……”这是极为流行的看法。其实,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是“市场”--因为它只是一种交易机制或者过程,而是各种各样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以及周先生提到的“出生地点、自然禀赋、家庭背景、社会阶级”等因素。市场只是个杠杆,本身没有任何偏好,不能决定一个人是贫穷还是富有。或者说,市场是中性的,它既不偏爱富人,也不歧视穷人,而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平等与自愿是市场的基本特征。

  人们往往看到市场上的交易者中,一些人赚了很多钱,而另一些人赔了很多钱,就误以为这是“市场”的错误或者不人道导致的。其实,这种赚或者赔,并非“市场”导致的,而是交易者的判断力、勤奋程度、人们的供给或者需求等诸多因素导致的。也就是说,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市场的错误,实际上是参加交易者自身的错误或者其他因素造成的。将人自身的错误或者其他因素带来的贫富差距归结为市场的错误或者不人道,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偏见之一。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不公正--比如歧视农民、行政垄断等,导致了贫富差距,人们应该做的是竭力改革或者废除它们,而不是迁怒于市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是因为“出生地点、自然禀赋、家庭背景、社会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人们该做些什么?人为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果让政府采取某些措施改变这些差异,结果恐怕会更加糟糕,甚至是灾难性的。比如,如何做到让所有的人都出生在一个地方?强迫他们都住在一起?其实,只要一个社会里存在迁徙自由,出生地点所造成的影响将大大降低。再比如,如何做到让所有人的“自然禀赋”都一样?除非是把人当作机器塑造,否则,他们的身高、容貌、智力、体力等诸多方面必然不同。难道政府能在不侵犯人们自由的情况下消除这种不同?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的美貌或者智慧获得了更多的财富,此人何罪之有?对他人负有何种义务?

  其实,即使我们从头建立一个社会,并且假定这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在自然禀赋、家庭背景等方面完全一样--即他们的起点完全相同,也可以想象,一旦允许这个社会中的成员自愿合作和自由交易,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就会马上出现,因为有的人勤奋,有的人懒惰,有的人智慧,有的人愚笨等。可见,试图消除人们之间在自然禀赋、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对于解决贫富差距是徒劳的。还是密尔说得好:个体的差异,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在很大程度上讲,在一个政治与法律制度公正的市场经济社会里,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富裕还是贫穷的往往是消费者。如果一个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他就可能成为富翁;否则,他可能沦为乞丐。在市场上,消费者是“上帝”,是“王者”,消费者通过“用脚投票”决定了一个人的财富。譬如,乔布斯之所以成为亿万富翁,并不是因为市场偏袒他,而是因为他懂得消费者的偏好,并设计出了令消费者爱不释手的苹果产品。也就是说,是消费者的需求让乔布斯拥有了巨额财富,而不是所谓“不道德的市场”从中作祟。如果消费者不买乔布斯的账,他可能一贫如洗,甚至流浪街头。

  周先生指责美国和香港的贫富差距,仿佛其是由于那里的经济自由造成的。但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均没有证据表明经济自由会导致贫富差距,或者,至多可以说,目前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相互矛盾的结论。对于香港这个经济自由度排名第一的地方,有人认为,其基尼系数较高的原因,部分地是由于那里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在过去几十年中,香港的核心家庭和孤寡老人家庭大大增加,而这部分地导致了基尼系数的上升。而美国的基尼系数较高,有人认为其宽松的移民政策、社会结构变化等多种因素都扮演着某种角色。同样不可忽略的是,中国等经济自由度很低的国家,基尼系数也很高,甚至远高于那些经济自由度很高的国家。

  对于政治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周先生主张通过国家和强制措施减小或者消除,而不相信公民社会和民间慈善的力量。他认为贫富差距是一个“本来属于分配正义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和正义无关的可做可不做的慈善问题”。而在我看来,那些由于政治与法律制度之外的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根本与正义无关,所谓“分配正义”,不过是一种迷人的幻象,追求它的结果是侵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通过公民社会和民间慈善缓解贫富差距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合乎正义的,与通过国家和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适成对照。周先生追问:“使得慈善家拥有巨额财富的制度本身是公正的吗?”除非一个人能证明某种特定制度不公正,否则,没有理由假定慈善家的巨额财富都来路不正,比如盖茨和巴菲特的财富。难道天下存在一种公正的制度,必将导致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巨额财富?

  周先生认为,市场自由主义“只为有钱人服务”,带来“种种压迫剥削”,而他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进路则关注“弱势群体利益”,回应“人民承受的不公和苦难”。这些话语至少自十九世纪以来就不断在人们耳边回荡,对资本主义的痛恨造就了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然而,这些试验的结果无一不是灾难性的。不可忘记的教训是,目标与手段完全是两回事,再美好的目标,若没有正当的手段,结局也必然事与愿违。

  市场自由主义看起来冷酷无情,但它是自由与公正的真正朋友,因为它让市场和公民社会发挥最大的作用,而基于自愿合作运转的市场和公民社会,没有利维坦的强制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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